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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以前，曹文轩写过一篇论述自己儿童文学创作观的文章《追随永恒》，他认为儿童文学要感动今天的孩子，而且“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离“追随永恒”的目标还有很大的距离。一部分作家更关心当下的阅读趣味，更喜爱的是迎合流行的趋势，而一些出版人更是以短期利益为重，把娱乐化的儿童图书出版当作市场最大化的策略，尤其是一些书商刻意炒作，把思想平庸格调不高的作品推销给读者。所以，近几年儿童文学创作充斥的是打着幽默旗号的“搞笑”“逗乐”，或在“儿童本位”招牌下的“装腔作势”与“矫揉造作”。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不好好写作，而是热衷于自我炒作；有些儿童文学专家不好好研究儿童文学问题，动不动就拿“儿童本位”和“儿童文学划分三个年龄段”的老调子来参与功利化出版与商业性阅读推广，完全忽视了儿童文学审美空间的模糊性和经典儿童文学内涵与品质的深度性，以简单的儿童心理学与教育的知识来界定儿童文学，使其精神价值基本建立在教育属性之上。这很危险，也令人担忧。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应该有它独特的价值坐标与文化定位。 儿童文学应该促进良性的儿童阅读文化的发展。儿童文学本身就是儿童阅读文化的一部分，而儿童文学的发展就是人们意识到阅读能够造就一个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文化环境。因此对儿童阅读重视，才推动了少儿出版，才推动了儿童文学创作。同样，儿童文学创作本身也可以反哺社会，促进儿童阅读，让儿童成长在充满书香的文化氛围里。有一位出版人说得好，“重视儿童阅读是一个国家成熟的标志，是一个民族爱护自己下一代的标志，是有远见的标志。所以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先进国家都在抓儿童阅读。越是先进的国家，越是发达的国家，儿童阅读抓得就越好。” 儿童文学应该有利于营造和谐的生存环境。一个社会的和谐，并不是完全依赖强力机构来维持的，法律可以规范人的行为，对从基本秩序中越轨并使他人受到伤害与损失的人进行惩罚，但法律却无法净化人的灵魂，至少无法用温和而优美的语言及意象化的世界来感染一个人的情感，洗礼人的灵魂。但儿童文学不但可以感动孩子，还可以感动成年人，不但能启亮那本来就单纯而好奇地注视着世界的一双双眼睛，还可以照彻那在复杂生活中奔波劳碌的人的心房。日本儿童文学理论家横谷辉说过：“儿童文学不问其流派如何，都是理想主义的文学”。他还指出：“所谓‘理想主义’，决不是庸俗的善意和甜蜜的伤感，也不是机会主义的思想和虚无缥缈的梦想。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想主义’只有与激进的变革意识相结合，才能发挥它本来的机能。”所以，儿童文学在对人性净化的同时，也唤醒了人的变革求新的意识，而这恰恰是新的社会秩序形成的动力，也是和谐的生存环境的重要条件。 儿童文学应该有助于人类新道德秩序的建立。儿童文学不是思想政治课教材，也不可能替代思想说教，但儿童文学在人类新的道德秩序的建立方面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它不但可以重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基本信任，还可以重建人与自然的关系，让新的一代从新的道德观中成长起来，成为真正完善的社会新人，真正符合现代人标准的新生力量。我阅读过刘先平和沈石溪等作家为儿童创作的大自然文学和动物小说，发现他们的作品倡扬着生态道德，呼唤人类要有绿色思维和生态意识，期待人与大自然生命和平共处。我还读过张之路、常新港、李凤杰等创作的一些反映人性关怀的儿童小说，他们在文字里表现对美好人性与人间真情的赞美。秦文君说过：“面对儿童文学创作中呈现的消遣性、实用性、标准化、模式化的倾向，我们的艺术标杆也许会有片刻的模糊，但很快就会清楚：这是需要有所抗拒的，儿童文学应该更多地提供思想资源，对于生活的真相它必须要有所揭示。因为它是文学，它要以单纯有趣的文学形式回答人究竟是怎样的，回答世界是怎样的，要传递民族精神，并表达人类的道义和人们内心最真诚的呼唤，以及生活的真相。” 儿童文学可以培育现代公民。现代社会需要现代公民，但现代公民需要有丰富的知识、人文的情怀和宽阔的视野，还要有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及敢于质疑的精神，同时还要有集体主义精神、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操。从张天翼的儿童小说《罗文应的故事》对社会新人的塑造到张品成对“赤色小子”的描绘，我们可以看出当代儿童文学一直在努力塑造与培育的现代人，它也完全有助于培育现代公民。 今天儿童的成长环境已经被电子媒介信息所包围，电视娱乐文化、网络文化和手机信息正在以难以抵御的方式进入并干扰儿童的学习与阅读。因此如何为儿童创造良好的阅读文化，并给予儿童充满人文关怀的教育环境，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成年人都应该记住并努力的。事实上，当儿童文学创作在少儿出版文化产业化大潮中变得轨迹不定，甚至思想游移之时，我们这些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的人，还有那些从事少儿出版的人，都应该对儿童文学发展的每一个步骤都保持足够的警惕和清醒。因为儿童文学无论是写儿童还是不写儿童，它毕竟是为儿童的文学，毕竟是负载着我们成年人诸多的期待、理想与希冀的。给儿童文学设定一个比较高的文化坐标并不是我们虚枉的言辞，而是时代赋予一个作家和理论批评家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