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章文君(1976-)，女，浙江上虞人，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学院副教授，硕士，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国际商务学院
    内容提要：余兆昌(Paul Yee)是加拿大著名华裔英文儿童文学作家,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以儿童为本位,集中表现华人历史,自觉立足华人立场,为加拿大华人的权利和主张发声,具有强烈的华人意识。在形式上,余兆昌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带入了众多的中国民间风俗文化因素,注入了强烈的情感力量,形成了以第三人称全知客观叙事为主的叙述角度和简洁平实却富有变化的文字风格,具有融现代性、故事性、幻想性、成长性、趣味性、朴素性为一体的特点。
    关键词：余兆昌(PaulYee)/加拿大华裔文学/华人历史

    儿童文学在加拿大文学中，华裔文学仍属较为边缘的“小众文学”，这不仅是指华裔作家少，更是指华裔作家的文学创作，尚未成为加拿大文学中较为受人关注的部分。然而，在加拿大华裔文学中，有位作家的创作却独树一帜，卓然不群，不但创作数量大，而且作品影响广。他的作品不但不断再版，还屡次获得各类文学大奖，成为加拿大华裔文学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他就是余兆昌(英文名：Paul Yee)。
    一、成长经历与儿童文学创作
    
    余兆昌于1956年10月1日出生于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Saskatchewan)的小城Spalding，由于父母早逝，他在很小的时候就由姑姑领到温哥华抚养。在姑姑的要求下，余兆昌在学习英语的同时也学会了汉语(广东话)——这使少年余兆昌保留了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并深受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余兆昌自称“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的周围充满了中国意象”。[1]
    少时的余兆昌读了很多儿童读物——儿童读物不但以各种知识丰富了余兆昌的心灵世界，更以善良童真的美好世界温暖了余兆昌孤寂的童年岁月。这样的阅读经验和阅读感受，无疑对他后来选择创作儿童文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余兆昌在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读的是历史系，从本科读到硕士。华人历史在加拿大历史中的缺失令余兆昌既大失所望又深感震惊，因为“那个时候并没有多少关于中国人在加拿大的历史记录，做华人历史的研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已有的一些书多是关于白人在加拿大的历史，而那不是我们中国人在加拿大的历史”。[2]这一发现激起了余兆昌要用自己的笔，描绘出加拿大华人参与书写加拿大历史的愿望。
    迄今为止，余兆昌已出版著作近二十种，除了几部关于加拿大华人历史的通俗读物之外，基本上都是儿童文学作品。它们是：(1)《教我飞，空中勇士！以及其他故事》(Teach Me to Fly，Skyfighter! and Other Stories，1983)；(2)《三叔的诅咒》(The Curses of Third Uncle，1986)；(3)《咸水城：温哥华的中国人》(Saltwater City：The Chinese in Vancouver,，1988)；(4)《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Tales from Gold Mountain：Stories of the Chinese in the New World，1989)；(5)《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个美丽的传说》(Roses Sing on New Snow：A Delicious Tale，1991)；(6)《脱身》(Breakaway，1994)；(7)《斗争和希望：华裔加拿大人的故事》(Struggle and Hope：The Story of Chinese Canadians，1996)；(8)《鬼火车》(Ghost Train，1996)；(9)《城邦里的男孩》(Boy in the Attic，1998)；(10)《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Dead Man’s Gold and Other Stories，2002)；(11)《玉坠》(The Jade Necklace，2002)；(12)《拾骨者之子》(The Bone Collector’s Son，2003)；(13)《献给父亲的歌》(A Song for Ba，2004)；(14)《竹》(Bamboo，2005)；(15)《去年夏天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Last Summer，2006)；(16)《姝莉和拓玛拉》(Shu-Li and Tamara，2007)；(17)《学飞》(Learning to Fly，2008)；(18)《姝莉和迪耶格》(Shu-Li and Diego，2009)等。
    余兆昌的这些作品发表之后，在加拿大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余兆昌的许多作品，获得了包括加拿大最高文学奖——总督文学奖在内的各类奖项，这使余兆昌成为加拿大华裔作家中获奖最多的作家。其代表性的获奖作品有：
    (1)《三叔的诅咒》(The Curses of Third Uncle)1986年获加拿大文化艺术委员会儿童文学荣誉提名奖(Canada Council Prizes Children's Literature-Honourable Mention)。1987年获雪莉娅·伊戈夫儿童文学奖(Shelia A. Egoff Children's Literature Prize)。
    (2)《咸水城：温哥华的中国人》(Saltwater City: The Chinese in Vancouver)1989年获温哥华图书奖(Vancouver Book Award)、赫伯特·伊文思非小说类创作奖(Hubert Evans Non-fiction Prize)。
    (3)《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Tales from Gold Mountain)1990年获父母选择荣誉奖(Parents Choice Honour)、国家I. O. D. E.奖(National I. O. D. E. Award)、卑诗省图书奖(B. C. Book Prize——Sheila Egoff Award)。
    (4)《玫瑰在雪地上歌唱：一个美丽的传说》(Roses Sing on New Snow)1992年获鲁斯·史切瓦斯儿童图书奖(Ruth Schwartz Children's Book Award)。
    (5)《鬼火车》(Ghost Train)1996年获总督文学奖(儿童文学类)(Governor General's Award Children's Literature：Text)。1997年获鲁斯·史切瓦斯儿童图书奖(Ruth Schwartz Children's Book Award)。翻译版Le Train Fantome 1998年获瑞士Prix Enfantasie奖。2000年获豪克马塔克儿童选择小说类图书奖(Hackmatack Chileren's Choice Book Award：Fiction)。
    (6)《城邦里的男孩》(Boy in the Attic)1999年获雪莉娅·伊戈夫儿童文学奖(Shelia A. Egoff Children’s Literature Prize)。
    (7)《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Dead Man's Gold and Other Stories)2004年获金橡树奖(Golden Oak Award)。
    (8)《竹》(Bamboo)2006年获克瑞斯蒂·哈瑞斯图画儿童书文学奖(Christie Harris Illustrated Children's Literature Prize)。
    从余兆昌的作品大量地、持续地获奖这一事实中，不难发现，他的华人历史叙事和儿童文学创作，已经从历史和文学两个方面，重塑了华人在加拿大历史中的地位，促进了加拿大儿童文学的兴起，在加拿大主流社会乃至在世界儿童文学界，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
    二、余兆昌儿童文学作品的创作特点
    
    如前所述，余兆昌的写作重点主要聚焦在历史和文学的交叉地带，因此，以儿童文学的方式书写华人历史，就成为余兆昌文学创作的总体特征和基本风貌，而这一总体特征和基本风貌的形成，与余兆昌对自身文化身份(Identity)的认同与自幼养成的对儿童文学的兴趣密切相关。
    身为华人，余兆昌在幼年强烈地感受过华人在加拿大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二战后的华人地位在加拿大有所提高，可是从总体上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华人在加拿大仍然属于边缘族群——或许在余兆昌的成长道路上，这样的问题一直如影随形：为什么同是加拿大人，华裔加拿大人在加拿大会成为边缘族群和二等公民？
    从某种意义上讲，华人在北美的历史，是一部血泪史。早在1848年，华人就来到了北美，十年后，华人移民来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社会发展的早期，由于劳动力缺乏，当地白人从中国大量输入人口(苦力)，然而，由于体形和文化的不同，加上经济的原因，早期的华人移民生活在一个充满敌意的白人社会，他们面对的是歧视乃至暴力，当阶段性工作完成之后(如铁路修好了，鱼罐头厂机械化程度提高后无须太多的人手等)，华人就成为白人攻击的目标，许多白人把自己失业的原因，归咎于华人——他们因勤劳苦干和不计报酬的多寡而更具竞争力。殴打、抢劫华人并限制华人的生活工作范围(只允许他们定居在唐人街)乃至制定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律(如为限制华人移民而征收的人头税，以及制定停止从中国移民的法律等)，就成为当时白人社会对早期华人移民常态性的行为方式。直到20世纪80年代，距离1881年中国劳工为了修筑加拿大太平洋铁路(Canadian Pacific Railway，简称CPR)而集体到达加拿大已过去100年了，在图书馆里，历史系大学生余兆昌仍然找不到一本记载中国人在加拿大生活的历史书。
    于是，为了要为“这个国家的历史标示出一种主张”，余兆昌开始了他以文学方式呈现华人历史的文学化历史之旅：他要从历史中寻找华人在加拿大的“主人”姿态，为加拿大华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并以此作为自己和自己所属的族裔在加拿大安身立命的依据。
    余兆昌选择以儿童文学的形式呈现华人历史，除了他自幼就喜爱儿童文学之外，也与他对儿童文学价值的认识有密切联系：首先，儿童文学可以打动儿童的心，可以让年轻一代的加拿大人从小就建立起正确的“华人观”，认识到华人不但参与了这个国家的开发和建设，而且还以他们的鲜血和生命做出了特殊的贡献，因此过去历史上对华人的歧视、忽视和遮蔽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应该的；其次，好的儿童文学，同样可以让成人感动，从而达到“教育”加拿大人的目的。正是这样的认识，使余兆昌的儿童文学创作，在展示加拿大华人历史方面，具有了如下的特点：
    1.有明确而自觉的华人立场和华人意识
    余兆昌对自己是华裔加拿大人的身份有着明确而又自觉的认识。当采访者问他“因此你认为你是属于华裔加拿大人(Chinese Canadian)”时，余兆昌的回答是：“是的，非常明确(Yes，very clearly)。……我以我属于华人而骄傲(I’m proud of where I come from)”，因为“中国给了我一个很有用的背景，对我来说我在加拿大的历史开始于中国，我们今天生活中的许多内容都来自南中国的农民民间文化”。[1]这样的身份定位决定了余兆昌在他的作品中，总是立足在华人立场，从华人的视野以华人的意识形态来展示华人在北美“新世界”的种种遭遇。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的《火车的精神》一篇中，余兆昌笔下的白人老板在冬季都住在镇上温暖的旅店里，而华人朱和他的同伴们却住在雪中营地里，用装土豆的袋子裹脚并在火堆边挤做一团互相取暖——对华人来说，冬天似乎永无尽期。当遭遇事故出现人员伤亡时，白人遇难者在教堂的后院入土为安，而华人遇难者则被扔进河中。“白人老板对我们就像对骡子和狗一样”，“这是什么国家？”华人们的愤怒质问，正表明了白人和华人的不平等，而借助白人与华人不同命运的对比，余兆昌的立场清晰可见。在《宽明的朋友们》一篇中，华人宽明和他的朋友邱来、唐英、王峰虽然贫穷但彼此间是那么地善良互助，而宽明的白人主人虽然在镇上拥有一座豪宅，却是个最吝啬的人，不仅如此，他还既暴戾又不讲理，明明是自己不慎滑倒了，却怪罪宽明，并提出无理要求，限宽明在三天内办成三件事：要一件不会坏的好羊毛西装，要一双不会磨损的皮靴，要四十条不会干瘪的面包，否则他要让宽明失业并从此再也别想找到工作。结果在邱来(面包师)、唐英(裁缝)和王峰(皮匠)的帮助下，宽明满足了胖子白人主人的无理要求，然而结局却是：他在吃完四十个面包后，他的胃膨胀得像个马戏团帐篷，他的脚肿得像个气球，而他穿着的精心缝制的西服和坚固的皮靴，则把他裹得像个巨大的香肠，最后他撑爆了，炸成无数碎片。对华人彼此间温情和友谊的赞颂，和对白人吝啬恶毒不得善终的嘲笑，充分表明了余兆昌同情华人为华人鸣不平的立场。
    2.将中国的民间传说、地方习俗和传统文化观念引入作品
    余兆昌不但对自己的华人背景感到自豪和骄傲，而且在创作中，他还有意识地将中国文化元素注入自己的作品，并以此作为作品“特色”的基本组成。南中国农民的民间文化以及在中国沿袭几千年的儒家思想，是余兆昌乐于在作品中表现的重要内容——尽管对其中的有些民俗和观念，余兆昌也进行了善意的批评和反思。
    余兆昌的几部重要作品如《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鬼火车》、《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等，“鬼”这一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形象都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文化中，“鬼”通常被认为是人死后留下的灵体(魂魄)，而在英文中，Ghost的基本意思则是“幽灵”——与中文的“鬼”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中国传统观念中，“鬼”给人留下的是恐怖的形象，但“鬼”能游走阴阳两界的特殊功能，又使它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带有了“神奇”的色彩，而且，中国文化还在某些情境下赋予“鬼”以美丽善良和正直刚毅的品性，前者以白娘子为代表，后者以钟馗为代表。余兆昌作品中的“鬼”，基本上都是正面的形象，它们或者是父亲的亡魂(《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鬼火车》)，或者是友善的精灵(《城邦里的男孩》)，有时化身水中忏悔的精怪(《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信使陈和夜河》)，有时又是借人身体以存放自己灵魂和记忆的逝者(《亡者的金子及其他故事·深掘》)……所有这些“鬼”，都不吓人害人，而是华人的“前世”在“今生”向自己的亲人或同胞诉说自己悲惨遭遇的“形象”和“声音”，这些“鬼”只是因为冤魂无处“安身”，才从“前世”游荡到“今生”向自己的亲人和同胞“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希望得到亲人或同胞的帮助以获得灵魂的安宁。很显然，“鬼”在余兆昌笔下，是华人得以穿越时空，自主“讲述”华人自己故事的叙述者——在某种意义上，华人必须借助“鬼”来讲述“故事”(叙述历史)，也正表明在白人社会，华人被剥夺了话语权而只能成为沉默噤声的一群。
    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人死后要入土为安，人死后如没有安葬，则会成为孤魂野鬼，在阴间不得安宁并会扰乱阳间(人间)。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中，朱的父亲就是因为死后被扔进河里而亡魂无处安顿，等到他“传话”给朱，让朱把他和他同伴一起“以筷子为骨，以稻草席为肉，裹起来捆紧后放在山顶鹰巢之上，覆之以土，浇之以茶”，他们的亡魂才能“平静安眠”。等朱做好这一切，从山顶用绳子攀援而下之后，他发现他用以下山的绳子，变成了一条巨大的蛇爬上了山崖——有此蛇保护父亲及他的同伴，朱知道他从此可以放心了。这个故事，穿越生死，亦真亦幻，表达的其实是中国人死后希冀亡魂安宁的朴素愿望——而在加拿大，白人不但令华人失去生命，而且让他们死后不得安宁，这些亡者只有化为“鬼”传话给自己的后代，才能最终找到亡魂的安顿之所。
    将中国民间传说、地方习俗和传统观念带入作品，不但使余兆昌的儿童文学创作更具东方色彩，富有神奇性，而且也将华人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了坚持自己的习俗和传统不惜化身为“鬼”)和子从父命的孝道传统(实现父亲的遗志)向世人做了宣示，而余兆昌在作品中流露出的肯定和同情，则体现了他的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
    3.以儿童文学作品表现华人历史，具有浓厚的情感力量
    余兆昌的儿童文学作品，饱含着浓厚的情感力量。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为心而生的生姜》中，余兆昌讲述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开裁缝店的张的女儿烨娜不但美丽无比，而且女红出众，一个来补衣服的小伙子爱上了他，为了去掘金，小伙子要离开烨娜了，告别之际烨娜给了他一块生姜，告诉他：“在寒天它会温暖你，我会等你回来，但我会像这块生姜一样，变老并且干枯”，她吻了这块生姜后离开了小伙子，小伙子告诉她：“我会回来的，我心中为你燃烧的火永远不会熄灭。”从此，烨娜每天夜晚都放一盏灯坐在窗口和她妈妈一起做女红，虽然求婚的人众多，但烨娜不为所动……许多年过去了，小伙子回来了，那块生姜的枝蔓都被咬掉了，但根还在，仍然坚硬并散发着香气——因为小伙子把它放在心口，孤独的时候用泪水浸泡它，如同烨娜用灯照亮自己的心一样。最后，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在他们离开了曾经住过的房子之后，远航回港的船只仍能看到从烨娜屋里闪出的灯光，而她也一直把那块生姜当做他们最好的朋友。生姜本来是能令人温暖的植物，在这个故事中，生姜因为有了烨娜情的投射和小伙子爱的浇灌，具有了永恒的神奇力量。而烨娜和小伙子爱的力量最后能永远不灭地给远航归来的人们散发光亮，带去温暖，无疑使这块“为心而生的生姜”带有了强大的感人的力量。
    《献给父亲的歌》中的林伟自小崇拜父亲，父亲是个京剧演员，父亲在剧中的将军形象，曾给林伟带来无尽的自豪。可是当华人受移民政策限制而人口萎缩，父亲为了适应演出市场缩小而要一人扮演多种角色包括旦角时，面对父亲学习旦角时“转型”的艰难，林伟心中生出无限的痛楚，由于偷偷跟爷爷学过旦角，所以他最后出手帮助父亲，使父亲在舞台上获得了成功——那时他自己也有了明星的感觉。作品中父子相依为命，共同为生存和华人艺术奋力挣扎的身影，在一种悲剧情境中得到升华，感人至深。
    4.独特的叙述角度和文字风格
    余兆昌虽然自幼学过广东话，但他的写作语言却是英文。因为是写儿童文学的缘故，他的英文非常简洁，但简洁的英文并不表示他的英文简单，事实上，余兆昌的叙述角度和文字风格，都非常独特。从总体上看，他的叙述角度大都为第三人称全知客观叙述，这样的叙述角度一方面便于讲故事，可以跨越生死、穿越时空、出入外在社会和内心世界；另一方面，这一角度由于叙述者只是在娓娓道来“讲故事”，既便于年幼的读者接受，又给人客观公正的感觉，因此在呈现“华人历史”的过程中，能在读者那里产生强烈的“真实性”效果。
    余兆昌的文字风格，于朴素中蕴含丰富，在平实中暗藏变化。他用字用词简练明快，非常干净，但在短小的句子中却富有变化，并极具感染力。这是《鬼火车》中的一段文字：
    Choon-yi' walked through the empty cars and joined Ba in the engine. As the train sped into the night, She peered out into the darkness, Lit only by the moon above. A mist hung over the cold earth, and Choon-yi saw shadows and figures gliding through the haze. The train streaked into long dark tunnels and crossed bridges over icy rivers.
    这段文字，看似写景，实则写心情，将写实(写景、写火车)与象征(华人的处境就如同在雾中、黑暗的隧道中和冰河上穿行的火车)结合在一起，达到了极佳的艺术效果。
    在《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宽明的朋友们》中，余兆昌这样写道：
    The boss's stomach swelled like a circus tent, and his feet bloated out like balloons. But the well-sewn suit and sturdy boots held him tight like a gigantic sausage. The man shouted for help. He tried to stand up, but he couldn't even get out of his chair. He kicked his feet about like a baby throwing a tantrum.
    这段文字，似真似幻，如栩如生，描情状物，极其传神，文字简洁却富有力量，显示出作者过人的文字功底。
    5.将现代性、故事性、幻想性、成长性、趣味性、朴素性融为一体
    一部好的儿童文学作品，应是现代性、故事性、幻想性、成长性、趣味性、朴素性等各种特性有机融合的整体。[3]余兆昌的儿童文学创作，可以说具备了优秀儿童文学作品所必备的条件。在他的作品中，现代性首先体现为一种平等的人权意识——华人和白人都是加拿大的主人，他们之间不应有高下之分。对现代工业社会的肯定是余兆昌作品中现代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对于这个以火车、铁路、矿山、现代工厂为代表的现代化社会，余兆昌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为这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而华人在进入了这个社会之后，其实是加速了自身“现代化”的过程。几乎所有余兆昌的儿童文学作品，都具有典型的故事性——所有关于华人历史的叙述，都建立在鲜活的故事之上。前面已经提到，余兆昌的儿童文学创作，常常亦真亦幻：梦境和现实、传说与历史、真实与想象、前世与今生，每每互有交织，杂糅重叠，无论是朱下山的那根绳子变成了巨蛇(《金山的传说：华人在新世界的故事·火车的精神》)，还是凯明城邦里遇到的朋友(《城邦里的男孩》)；无论是春怡画中的火车(《鬼火车》)，还是燕伊失而复得的玉坠(《玉坠》)，都在现实性的基础上带有相当的幻想性。至于成长性，可以说在余兆昌绝大多数的儿童文学作品中，都隐含着一个成长的故事：或是在寻父的过程中成长；或是在与白人的斗争中成长；或是在爱情中成长；或是在反抗传统陋习的过程中成长——而在总体上，则是华人的命运在余兆昌的笔下经由历史变迁逐渐变化和“成长”。而朴素性特征，则主要体现在余兆昌的文字中。
    三、结语
    
    余兆昌凭借自己的文学才华，通过儿童文学的方式，以儿童为本位和视角展示华人历史，不但实现了“为这个国家的历史标示出一种属于华人的权利和主张”，[1]而且还在这个过程中，以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丰富了加拿大文学的内涵，提升了加拿大华裔文学的品质。作为一个深具历史感的华裔儿童文学作家，余兆昌从加拿大华人史、加拿大儿童文学和加拿大华裔文学三个方面，在加拿大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而又厚重的身影。

    参考文献：
    
    [1]Elisa Oreglia. Interview with Paul Yee[EB/OL].[2010-06-06].http://www.papertigers.org/interviews/archived_interviews/pyee.html.
    [2]兰格格.走出走近唐人街[EB/OL].[2010-06-08].http://paowang.net/post/2090982.
    [3]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0-32.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