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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即，岛上几个人物的悲惨命运，逐一撞击你的心扉。先是残疾人“衡宇”，虽然不无文化，但是只能卖鱼，却会拉一手迷人的大提琴，身患重病仍坚持演出，“几次被疼痛打断，在如雷的掌声中继续下去”。他曾告诫“我”：“叔叔这代人荒废了好时光……以后，你们，要有出息……”再看归侨疯女“曼茹”，每天都带女儿到渡口广场去唱歌，唱老歌《东方红》《国际歌》《共青团员之歌》……如果有人讪笑，她的女儿春燕就狠狠盯着那人，“两眼冒火”。 《谢园之殇》讲“我”到“鬼屋”去探险，如泣如诉的“南音”萦绕其间。屋里的东西早被造反派拿走了，只留一幅守园阿公藏起来的小画。画上的园主人，目光穿透层层黑暗。谢家兄弟都是南音演奏高手，老二当上抗日血魂团的一名首领，老大因受不了日寇酷刑自尽于自家楼顶。他们死得很惨，“却到死不敢承认自己是血魂团的人”。“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阿公却只吟哦：“山险峻，路斜欹……”南音悲怆的曲调和阿公远去的背影，“在我心间留下苍凉的印记”。 《有一片田野》讲“华美书院”消失，回旋着“是非对错界域之外，我在那里等你”的诗意。“木棉岛沦陷，沈先生忍辱负重在日本人监控下继续任校长”，掩护抗日活动。但当风雨来袭，此事不被认可，纪念他的启明亭匾上的字被凿掉。沈夫人是画家，“我”跟她学绘画，看不出她脸上有愁苦痕迹。“也许画画是她的庇护所？”却见她怎么也画不好藏在心里的沈先生。斗转星移，市场兴起，为修商业街，拆掉了启明亭，这里再也无所寄托，沈夫人遂寂然离去。 现实的际遇，也多有唏嘘。《穿白纱裙的美伦》里，“我”很好奇，想弄明白美伦为什么不称呼阿珠为外婆，而直接叫她的名字。后来从大人们的交谈中得知，阿珠是“收房丫头”，美伦母亲是丫头养的。奶奶为此警告：“有的真话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随便说。”这又是为什么？人与人如此不平等，真话却不能随便说？而阿珠爱美伦，为外孙女缝制了好看的白纱裙。美伦没能穿上，阿珠躺进新坟。看到阿珠的墓碑，“我”才感悟：世上有的真相，要等人死才能大白。 《虞美人》里二姨婆的下场也是如此。她离经叛道，抗婚外逃，父亲因她病故，大姐跟她绝交，乃至她弥留之际，都不肯见最后一面。她是德高望重的医生，出殡时许多人来送葬，大姨婆终于现身，“姐妹俩隔着生死喁喁低语”。“我”跟二姨婆则亲近，独自到她家去取她送给“我”的红高跟鞋。那年我上初中了，“对美异常敏感起来”，曾在镜子前模仿二婆姨“低首抬眼、桀骜不驯的神情”。而“我”心目中另一个“虞美人”，是在渡口广场径自坦然跳舞的女学生。 李秋沅把两个故事扭结一处，对比对照凸显意蕴：美在对世俗桀骜不驯，美在对创新执著追寻。作家是美的使者，也是美的守护神。 《乡下来的淑芳》中，淑芳到“我”家当保姆，拒绝自己不中意的“猫仔”求婚。那男人用金钱打通她家门路，迫使她不得不屈服。无奈嫁给了商贩，便置身于生意经，但她坚持要了一架钢琴，说是给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 《别了，老屋》中，书到结局情未了，“我视若珍宝的东西，汩汩地从被风洞穿之心的窟窿里流淌出来，挡都挡不住”。 金钱万能，美在消融。作家为守护，用文字的钢琴弹奏叹惋的心声，以唤起国人警醒。回首往事，几度血雨腥风造成历史伤痛，李秋沅虽未亲身体验，但她童年的记忆里保存着受难者的信息和身影。审视当今，膨胀的物欲正在污染淳朴的灵魂，李秋沅极为忧虑深感痛心，更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为让孩子们对历史伤痛与现实弊病能有切合年龄的清明认知，她没有直接正面地铺陈凝重，而是把答案镶嵌于“薇薇”的回忆，交织进小朋友相亲相爱的情谊之中。 “我”同情春燕，将身陷困境者引为好友。“我”尊重谢家兄弟、启明先生，将遭受误解者认作可敬的故人。“我”怜惜淑芳，只能把美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我”羡慕二婆姨、“虞美人”，向往穿上红鞋到渡口去跳舞……“我”怀有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因而，《木棉·离歌》叹惋又赞颂，赞颂对美的追求、珍惜与传承。在正能量发挥上，它可谓《木棉·流年》的延续和补充。这两部书相辉相映，弘扬一种高尚坚挺的“木棉”精神，以启蒙小读者鉴古识今，纯净心灵。 艺术总有思想，儿童文学更重营养。因其读者主要是孩子，德育的贯彻讲求美育的熏陶。给孩子讲什么故事，怎样给孩子讲故事，题材与技巧应融会贯通。李秋沅的木棉岛，就属于这一类萦绕爱国爱美情怀又焕发感人魅力的精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