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部学术著作的评价，是看该著作本身，而非看有多少道防线。就是被评上了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应该允许人们说三道四。
    当代学界重量而轻质的评价体系，著作者图虚荣而轻学术的研究心态，论文评价体系欠完善与欠严格，著作出版系统与儿童文学研究专业的隔膜，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浮躁逐利的心态等，共同酿成了谭旭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一著七拼八凑却遭褒奖的结果。
    近日来，化名柯棣祖发表于2012年7月5日《文学报》的《如此狂“抄”，枉获“鲁奖”——评谭旭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引起学界的关注和媒体的争议，柯文指出了该著作者恣意拔高自己、该著“是一部七拼八揍的抄袭之作”，并指出此事“事关‘鲁奖’的声誉”。谭旭东发表于7月12日《文学报》的回应文章十分平和，主要回应自费出版、书上简介拔高自己等问题，他强调说：“我引用，正说明了我没抄袭，是严肃的尊重别人的著作权的。”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谭旭东却语气十分激烈：“我在耐心等待造谣诽谤者站出来，站出来，公开道个歉，我可以原谅你！不站出来，大家不会再信任你！我以生命担保，绝不会饶过你！神圣的法律和公正的媒体力量，还有广大支持我的青年的儿童文学及其他有正义感、有辨别力的人不会原谅你！”并说：“现在柯文对我的指责，最多说我是过度引用，至于抄袭，我绝不会承认。即便，最后大家都认定我是抄袭，我也不怕，至少，我有四道防线。”（朱桂英《报纸刊文称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涉嫌抄袭》，《新京报》2012年7月9日）谭旭东所谓的四道防线是指博士论文导师、博士学位论文匿名评审专家和论文答辩专家（5位）、出版社责任编辑、鲁迅文学奖评委（初评15位、终评11位），被谭先生拉入统一战线浩浩荡荡的40余位专家们，似乎组成了谭旭东周围防护的铜墙铁壁。其实，在激烈的言语中，谭先生仍然是有些怯的，因此他说：“我敢于承认自己虚荣，承认自己平庸，但不能承认自己抄袭！”
    其实对于一部学术著作的评价，是看该著作本身，而非看有多少道防线。就是被评上了鲁迅文学奖的作品，也应该允许人们说三道四，或许《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一著的获奖正说明了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薄弱和评委们激励儿童文学研究的良苦用心。
    一、以引代论的过度引用
    
    我是将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看作是一部过度引用的编著之作。
    近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答辩前必须通过论文重合率的上网比对，大多数高校超过20%的重合率就被视为不合格，必须作修改才能参加论文答辩，少数高校学位论文的重合率放宽至30%。学位论文重合率的上网比对大概始于2008年左右，谭旭东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在2006年，因此并未在答辩前经过重合率的比对。
    仔细阅读黑龙江少儿出版社2009年8月出版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一著，明显存在着过度引用的情况。这部在版权页标注33万字的著作，其实正文部分以每页816字算，194页共计158304字（内容提要5页，目录3页，参考文献9页，后记5页，附录42页，64页共计52224），全书计210528字。该著正文部分共有注释289个，平均554个字有一个注释。柯棣祖的文章有该著引文分布情况的统计表，分别列出全页引文、每页80%以上、60%以上、50%以上引文的情况，虽然全著引文并未达到柯棣祖所说的70%以上，但是该著的过度引文现象是确凿的。
    学术著作有大量引文并非绝对不正常，该著引文的缺乏规范在于其“以引代论”的方式，以至于呈现出缺乏著者见解的非正常现象。
    该著的引文方式大抵如下：如该著第二章第一节中谈到“童年的价值确立”时，列出“（1）童年有独立的文化形态”，就以蒙台梭利、周作人的引文，最后云：“以上观点，其实都确证了童年文化的独立性，而这又是童年之所以永恒、之所以人人共有的原因。”列出“（2）儿童有自己的精神哲学”，就以皮亚杰、福禄贝尔、蒙台梭利、王富仁、刘晓东的引文，甚至没有著者自己任何语言。列出“（3）决定人的一生和人类未来的命运”，以蒙台梭利、霍尔、鲁迅的引文，最后云：“正是因为现代社会确认了童年的意义，确认了儿童的文化价值，20世纪儿童教育、儿童文学事业才在世界各国兴旺发展起来。”（第32-34页）这种外国人A说、B说、C说、D说，中国人张三说、李四说，却基本没有著者说的“以引代论”的言说方式，成为《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基本的论说方式，该著受到柯棣祖的诟病就不足为怪了，在貌似渊博叠床架屋似的引文中，却难以掩藏著者自己对于问题缺乏深入思考，甚至表现出其对于某些问题的无知。
    在该著大量的引文中，著者却不乏对于引文的误释现象，这或者说明了著者并没有深入领会引文的内涵，或者说明了著者急于借权威表达自己想法的思路。第二章第二节谈电视文化的基本特征时，著者引用了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中的一段：“我们的问题不在于电视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著者以此展开阐释说：“尼尔·波兹曼的话语里其实揭露了这么一个事实：电视娱乐文化已经成了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而这种意识形态在不断地强化大众对于娱乐文化的接受乃至认同。”（第41页）尼尔·波兹曼强调的是电视将“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著者却将其阐释为“电视娱乐文化已经成了一种强势的意识形态”，显然是具有夸大其词的阐释。在该节中，著者还引用了列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中的话语：“没有谁会撰文赞扬游戏节目设计者的艺术创造力，从而试图把他们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画家的作品相提并论。”著者接着加以阐释说：“这就反映了一个事实：电视从来就没有和‘高尚’的艺术并驾齐驱的地位，批评家也从来没有试图把电视文化和伟大的艺术家的独创性作品并排在一起。”（第44页）著者将引文中的“游戏节目”偷换成了“电视”、“电视文化”，这种偷换概念的误释甚至已成为著者的某种言说策略。
    按照近些年来研究生学位论文重合率的上网比对的要求，谭旭东的博士论文显然是不符合学位论文要求的，其经过修改润色后出版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一著，明显具有过度引用的现象，其实最糟糕的是其“以引代论”的言说方式，这将导致一种急功近利以编代著的倾向。
    二、研究思路的模仿沿袭
    
    也许是由于国内儿童文学研究的薄弱，也许是由于该著有一个时尚的题目：《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与儿童文学》，该著才受到如此的重视和褒奖，但是“人怕出名猪怕壮”，倘若该著没有受到鲁迅文学奖的眷顾，显然不会有人去细致研读，它会成为淹没在书海中的一本。
    学术著作的价值在于是否有新的发现和独特的见解，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是否如有人所评“电子媒介时代的喻世明言”、“开拓儿童文学学术视野”、“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突围之路”？作为儿童文学研究的博士生，谭旭东选择的论题是有价值的，他提出：“本著研究的是电子媒介时代的童年和儿童文学……是从童年的历史建构和现实处境出发来探讨儿童文学重建的必要性和文化建构的可能性。”（第186页）
    在该著的内容提要中，著者对于该著的介绍为：“电子媒介在生成新的媒介文化场的同时，也对当代社会进行全方位的渗透和冲击。就文学领域而言，大众媒介参与和影响到了所有的文学场景和文学活动。本著作即以此观点和立场出发，探讨了童年的历史和建构及电子媒介对童年的解构，进而探讨电子媒介时代童年如何再现、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嬗变和儿童文学重构，提出了儿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对童年捍卫和童心世界呵护的文化可能。”（第1页）从这段话语看来，著者发现了中国儿童文学在电子媒介时代存在的问题，力图分析与解决这个问题。对于该著的内容,著者介绍说:“首先，本著作指出，人类历史上儿童和童年的概念，或者说儿童和童年这个文化命题在不同时期由不同的社会意识形态关系建构起来的。”（第1页）“其次，本著作探讨了进入电子媒介时代后儿童文学的艺术嬗变……”“第三，本著作具体阐述了儿童文学重建的问题。”“第四，本著作认为电子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学必然面临问题和挑战，且其文化担当也有了根本的调整，并指出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文化的可能性。”（第2页）简单地说,著者意在告诉读者电子媒体时代解构了童年、损害了儿童文学，必须捍卫童年、重建儿童文学。
    在细致阅读该著时，该著较多引用了如下几部著作：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失》（广西师范大学2004年版）13次，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8次，大卫·帕金翰的《童年之死》（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6次。这三部著作有一个共同点：提出电子媒介的出现改变了环境，尤其形成了儿童成人化的社会现象。
    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分析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儿童成人化的一些社会现象，探究了产生这些现象的媒介原因。认为中世纪童年是不存在的，印刷媒介发明之后，创造了一个新的成年的定义，指有阅读能力的人，儿童是指没有阅读能力的人，欧洲文明重新创造了学校，从而使童年的概念也变成社会必需。他提出电子信息传播媒介对童年的侵蚀，电视侵蚀了童年和成年的分界线。
    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提出了：电视媒介让人们从旧有的近距离场景，进入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宽阔场景，人们的行为也随着场景的改变而改变，出现了新的行为、新的群体、新的价值观。新的媒介产生了新的场景，已超出了地域的限制，整个地球成了一个村落。新媒介却重组了我们的舞台，将过去不可能在同一时空共存的场景融合在一起。电视将儿童和成人带入同一种场景之中，儿童不出房间也可以知道大人的“秘密”。
    大卫·帕金翰的《童年之死》副标题为“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他认为新媒体技术的介入将导致独立自主的“电子化一代”的诞生，他指出童年的观念本身是一个社会的历史性的建构，是一种文化与再现，以电子媒体形式实现的文化与再现是这种建构性活动得以发展与维持的主要场域。他指出：童年不会因为电子媒体的存在而消逝，现代电子媒体超越于纸质媒介的强大覆盖与传播功能可用于推动和实现成人与儿童间的这种对话、交流，提出了关于儿童媒介权利的思考。
    通过对如上三部著作的梳理介绍，我们可以发现，谭旭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的构思与思路明显受到如上著作的启迪和影响，该著的绪论部分、第二章童年的历史建构及现实境遇、第五章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的文化可能、第六章余论等部分，在思路、结构、观点、用语等方面，都可以见出这些著作的影响，以至于使人们对于该著的独创性产生了某种怀疑，甚至见到该著对于这些著作的模仿与沿袭。
    三、理想主义与按图索骥
    
    谭旭东先生更多受到尼尔·波兹曼的《童年的消逝》、约书亚·梅罗维茨的《消失的地域》两部著作的影响，因此对于电子媒体更多带着批评的姿态，虽然他在余论部分特意提出“批评不等于否定”，但是在话语的表述中，他往往带着决绝的否定色彩。
    谭先生批评娱乐文化说：“中国的电视节目无论是新闻，还是文化访谈，还是文艺节目，还是电视剧，都是娱乐化的，至于大众娱乐节目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第40页）这大概套用了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的观念，用绝对夸大的语言将中国电视节目一概定为“娱乐化”的，甚至将电视新闻、文化访谈也打入在内。他接着说：“在西方国家，电视文化更是彻头彻尾的娱乐文化。”（第40页）虽然谭先生以尼尔·波兹曼的引文为论据，但是将尼尔·波兹曼所说的电视节目上升为“电视文化”，并将其等同于“娱乐文化”，显然有将西方国家电视文化一棍子打死的嫌疑。
    谭先生在说到电视文化时，有些危言耸听地说：“电视文化是一种类型文化，而不属于独创性艺术。”（第43页）他以国外学者的言语为作证：“费斯克认为，电视是高度‘类型化’的媒介，一次就结束并脱离已有类型片种类的节目相对来说很少。”（第43页，注释部分却为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的《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其实细细阅读就可以看出，引文所说的是电视节目的类型化，谭先生却升格为电视文化是类型文化，且一锤定音般地认为“不属于独创性艺术”，难道一切电视文化都应该如此评价吗？难道任何电视节目都不可能有独创性吗？
    在此部分的结语中，谭先生概括说：“总之，无论是娱乐文化，还是商业文化，还是类型文化、电视文化都以图像形式传送出来，都为粗俗文化的盛行起到了媒介作用，而且它本身好像已经成为了粗俗文化鉴赏的最可靠的参照点。”（第44页）且不说该语将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类型文化、电视文化并列，存在着严重的逻辑问题，谭先生似乎将“以图像形式传送出来”的，都视为“为粗俗文化的盛行起到了媒介作用”，令人不禁惊讶中有几分无奈！
    在第三章“童年如何再现”中，谭先生谈到了儿童教育的重塑，指出：“新教育就是要让儿童在这样的学校里学习、进步、成长，新教育要求学校要建立起抵御电子媒介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消除电子文化、流行文化、低俗文化对儿童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成长的负作用。”（第77页）谭先生提出抵御电子媒介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可以理解，但是他在犯了将“电子文化、流行文化、低俗文化”并列的逻辑错误的同时，却将它们一概归为对“儿童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成长的负作用”的文化了，就令读者咋舌了。
    谭先生在该著的余论部分说：“可能有人会说电子媒介也是有用的，有益处的，有电子媒介和没有电子媒介儿童照样存在，而且有人要反问我：儿童文学真的有那么大的作用吗？童心世界谁能够保护得了呢？如果真要这样质问的话，就无法回答了，这样的问题与本著作的初衷是相悖的，因为当本著作思考这些问题时，已经抱着理想主义的想法了，而且是带着批判意识来讨论电子媒介的。”（第187页）其实著者抱着理想主义与批判意识的说法，从某种角度却透露出该著并非采取论从史出的研究方法，而有着先入为主按图索骥的思路了。
    四、虚荣平庸与七拼八凑
    
    倘若从学术著作引文的规范来说，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还是遵循了引文规则的，将引文加上双引号，并一概以注释说明作者与出处，因此在当时其学位论文没有实行重合率的上网比对境况下，简单地以“一部七拼八揍的抄袭之作”予以全盘否定，应该说过于武断了严厉了，这将从根本上断送谭旭东先生的学术生命。我认为将该著定为是一部过度引用的编著之作，比较适合该著的实际情况。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谭旭东的《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其实也并非一无是处，其对于电子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学情况的分析，其提出在商业消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裹挟中，中国儿童文学发生种种变化的分析；其对于电子媒介时代儿童文学重建的思考，其提出的儿童文学创作重建的精神向度、写作姿态、美学追求，其提出儿童文学理论批评重建的空间构成的转换、本体建构的乏力、重建的维度等，其中不乏比较切实深入的思考，其中的缺憾在于其并未扣住儿童文学的特性，将其所谈的电子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学情况分析和重建的思考，倘若将“儿童”两字删去，大概几乎也说得过去。
    倘若我们深究一下该著的短处，除了以引代论的过度引用以外，著者对于电子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学创作现状缺乏细致深入的观照与分析，就构成了该著在研究思路、论证方式、佐证材料等方面的先天不足。在谈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取向时，著者指出：“综观儿童文学写作，这些年出现的基本取向有五种：一是人文主义写作，二是地域性写作，三是时尚写作，四是商业写作，五是网络写作。虽然作者有其自由选择权，但我认为人文主义写作应该是主流。”（第131页）且不说这五种写作基本取向列出的缺乏逻辑性的不伦不类，其实也见出著者对于儿童文学创作概况缺乏基本的把握和切实的研究。在谈到电子媒体时代儿童文学存在的困境时，著者往往在以引代论时，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论证分析例证和过程，就只能拉大旗作虎皮虚晃一枪就匆匆收兵了，甚至在某些章节的论证过程中，出现言不由衷、例证不能证明观点的现象：如第三章第二节谈论商业化写作时，著者原意本是对于商业化写作的批评，但是在指出“儿童文学商业化写作的最早实践者应该是郑渊洁”时，却未展开任何对于郑渊洁创作的分析，后来提到了杨鹏的商业化写作的理念，“比如他的‘杨鹏工作室’的成立就是一个典型的商业化写作的案例，但他之所以能够进入儿童文学作家行列，毕竟凭的不全是商业化手段，而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创作实力”（第90页），论据与论点出现了裂痕与矛盾，著者明显自己颠覆了自己。
    我尤其反对谭旭东提出的导师、专家、责编、评委“四道防线”之说，文责自负是文坛历来的定规，反省自己、检点自己才是更为合适的姿态，倘若制造出劣酒假酒的商人，将责任归罪于品酒师、检测员，倘若未孵出鸡仔的未孕蛋，将责任归罪于孵化器、老母鸡，那是会贻笑大方的！
    我赞成谭旭东“承认自己虚荣，承认自己平庸”的反省。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谭旭东的勤奋和努力，如果我们将谭旭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撰写出版的著作罗列一下，我们就会对于其博士学位论文的七拼八凑就不足为怪了。谭旭东2003年至2006年间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博士学位，在这三年间其撰写出版的学术著作有3部：《当代新诗观察》（二人合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版；《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重绘中国儿童文学地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参与编撰的教材或文学史有3部：《中外影视作品赏析》（撰写8万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新时期儿童文学研究》（撰写9万字），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3年版；《北京文艺创作志》（撰写3万字），北京出版社2006年版；编著的书籍有6部：《2003年度最佳大学生散文》（二人合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感动孩子的100首童诗》，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百年中国儿童诗》（三人合编），北岳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经典幼儿朗诵诗301首》，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世界经典美德童话》（2册），致公出版社2005年版；《读故事·讲荣辱》，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2005年版；翻译的书籍有：《新格林童话图画书》（26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青少年早期阅读必备书系·外国名著》（14部），四川美术出版社2006年版。（谭旭东2007年还出版有学术著作《寻找批评的空间》，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6文化中国》（合著），花城出版社；编著书籍《一朵野菊花又开了》，长春出版社；《成长的书香：当代儿童文学名家作品精选》（6册），黑龙江科技出版社）———见“百度百科名片谭旭东”。
    一位学者的时间与精力是有限的，在攻读博士学位三年期间就撰写出版了如上这么多“成果”，其勤奋与努力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其博士论文的七拼八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当代学界重量而轻质的评价体系，著作者图虚荣而轻学术的研究心态，论文评价体系欠完善与欠严格，著作出版系统与儿童文学研究专业的隔膜，商业化社会中人们浮躁逐利的心态等，共同酿成了谭旭东《童年再现与儿童文学重构》一著七拼八凑却遭褒奖的结果，与这部过度引用的编著之作的实际构成了很大的反差。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