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文学一直是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瑰丽奔放的想象、曲折离奇的情节、超凡入圣的英雄，及意蕴深厚的内涵，吸引着孩子们的阅读兴趣。自《魔戒》《哈利·波特》的引入，中国的图书市场便刮起了一股强烈的“幻想风”。从对西方幻想文学的单纯引进，到中国本土作家的幻想文学创作，中国的幻想文学经历了从简单模仿到本土化创作的历程。
    7月1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主办、儿童文学杂志社承办的中国幻想文学创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不仅对近年来中国幻想文学创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总结，而且推出了20余部幻想文学新作，如黄春华的《猫王》《猫王Ⅱ》，星河的《枪杀宁静的黑客》，晏菁的《我是你的守护星》等；范先慧的“黄丝结笔记系列”，及黄颖曌的《黑夜鸟》等作品。这些作品在本土化方面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有的从上古传说中寻找资源，如李秋沅的《以尼玛传说》；有的穿越到古代历史，融历时性、文化性、励志性为一体，进行时空穿越，如彭绪洛的“时光定位钟系列”(包括《幽灵船》《骷髅旗》《假国师》《麦加城》)；有的从汉字的特点出发，围绕着人与人、人与字、字与字之间演绎动人的故事，如张之路的《千雯之舞》。然而，在中国幻想文学本土化的道路上，这仍只是一个起点。如何更好地融入中国元素，走出对西方的亦步亦趋，实现中国幻想文学的本土化，以创作出像《魔戒》《哈利·波特》那样的经典，仍是一个亟需探讨的话题。
    幻想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模仿
    儿童幻想小说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舶来品。自《哈利·波特》在中国市场上的成功，便引发了国内模仿的热潮。事实上，模仿一直是中国幻想小说创作的主流。那么，我们讲本土化创作，是不是就要否定模仿呢？本土化与模仿并不矛盾。没有模仿就不可能有本土化，本土化一定是在模仿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中国幻想文学现阶段的状况，恰恰不是要丢弃模仿这根拐杖，而是要更好地使用它，以过渡到独立行走的阶段。
    模仿是借鉴，也是一种学习。对于西方幻想文学的经典之作，我们首先要学习其艺术手法与成功经验。科幻作家潘海天说：“我觉得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我们现在去找自己的路很难，还是应该尽量先学习……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在形式上学习充足化，尽量把他们已经研究透的东西先复制过来，把形式学足了，才能谈到超越他们，然后找到自己的路子。”潘海天说的“形式”其实就是艺术手法。如中国的幻想小说创作，可以借鉴《哈利·波特》符合儿童口味写作的手法，以在打开书本的第一页、阅读的第一分钟、故事的第一段就抓住小读者；学习其设置悬念的方法，使故事环环相扣，充满紧张、刺激、惊险的阅读氛围，促使小读者不得不读下去、读完它；学习其讲究故事性，有头有尾，有放有收，波澜不断，在运动中表现人物的性格，以满足儿童的阅读心理；学习其将魔幻世界与校园生活进行有机结合，在小读者熟知的校园生活场景中展开魔幻故事，在魔幻世界的奇特氛围中表现校园生活，既熟悉又新奇，既真实又虚无玄妙，引起小读者的共鸣。当然，我们也可以学习其对人物性格设定，叙事结构的安排，及草蛇灰线(谐音法 、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的写作技巧。这点正如潘海天说的，只有先把西方幻想文学的形式学足了，才能谈到超越。科幻作家吴岩说得好，我们不要怕引进很多作品，因为在短时期内模仿很多；但人不会靠模仿生活，作家总会想超越模仿。从长期看，我们要能包容这种短期内的模仿和尝试。
    模仿是一种学习，但这种学习运用到创作中，却不是简单的依葫芦画瓢，而是根据中国文化、国情及儿童心理特点将其进行合理的转化。李利芳也说：“向西方优秀幻想文学学习借鉴是正常可取的，但目的在于对对方文学经验的分析和反思，是审美思想习得后的升华创造，而不是简单的模仿跟踪。”对西方的文学经验，我们首先是了解，然后才是消化吸收，在此基础上才能转化创造。还是以《哈利·波特》为例，其对草蛇灰线写作手法的运用，主要以谐音法 、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5种为主，如果中国的作家对这些手法只是生搬硬套，作品就会出现方枘圆凿、扞格不入的情况，因为汉语与英语不同，中国的叙事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叙事传统，中国的实用理性、乐感文化更是不同于西方的思辨理性、罪感文化。就好比在中国开麦当劳店，不能不顾及中国重人情的特点，本是在西方的快餐店，移植过来却成了中国人聚会、聊天、休闲的场所。
    在对西方幻想文学的借鉴方面，日本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反思。日本的儿童幻想小说也是舶来品，它最初也是从翻译和借鉴西方的幻想文学起步的。但日本的幻想文学作家，如钱淑英所说，并没有完全按照西方现代幻想小说的路数，而是从对自然的感受中汲取创作的灵感，在人与自然的交流过程中抒写内心世界。魔幻在日本作家笔下是一种奇特的意境，具有浓厚的传统童话意味和传统文化内涵。如古田足日的《蛇山的爱子》，既可以看出西方幻想文学的影响，包含有现代性的批判，体现出新神话色彩；又与西方幻想文学的巫术传统及鸿篇巨制不同，它是介于童话和幻想小说间的精致之作，闪烁着诗意、温情、凄美和感动，体现了特属于大和民族的艺术气质，让我们看到了本土化发展的路径。
    模仿是中国幻想文学本土化的基础，但我们也要铭记张之路先生的一句话：模仿是必须的，但是模仿之后就是要创造！
    传统资源是幻想文学本土化的根本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模仿对于本土化的意义，也承认在现阶段模仿是基础，但在中国幻想文学的本土化道路上，相比借鉴西方而言，整合传统资源无疑更为关键。
    浦安迪先生在《中国叙事学》中揭示中国叙事与西方叙事的迥然差别，一者为空间化的思维方式，一者为时间化的思维方式；一者的源头是史书，一者的源头为史诗。中西叙事文学的源头与特色的差异，让我们清醒认识到，中国的幻想文学创作之路应该重建体系，一个对传统进行扬弃又有别于西方的全新体系。正如钱淑英所说，我们的出路应该在于自身话语的创建，即从传统文化幻想的特质出发，在对自然整体观照形成的意境中，使用属于本民族的魔幻语汇。遗憾的是，当下的中国幻想文学，更多的是从欧美泊来幻想文学，以他们为范本进行模仿和仿照，充满了西方化的形象、符号、语言，总体上依附于西方幻想文学的体系。
    但是，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一些作家正在努力回归传统，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幻想资源中汲取营养，并用现代感的叙事方式和现代性的普世价值观来构建新的中国幻想文学。黄蓓佳的《中国童话》，便是从中国传统神话和民间故事中精选出广为人知的10个故事，如《牛郎织女》《小渔夫和公主》《猎人海力布》等，然后在这10个故事中添加现代特色的创作元素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具有传统华丽浓重、自由浪漫的风格，洋溢着东方神奇和魔幻色彩。而薛涛的“山海经新传说ABC”，包括《精卫鸟与女娃》《夸父与小菊仙》《盘古与透明女孩》，以幻想嵌套的叙事手法，将《山海经》中的三个传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盘古开天辟地，巧妙地移进现代孩子们的生活，对中国幻想文学创作的本土化做出了先锋性的探索。应该说，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这种复活远古神话、寻求民族文化的价值与幻想文学的本土资源的做法，在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领域是一种突破性尝试，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如果为幻想文学寻根溯源的话，可以追溯到古代神话、民间传说、志怪小说和神魔小说，比如《山海经》《封神演义》《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等，这些作品不仅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的一笔珍贵遗存，在世界经典幻想文学名著之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的幻想文学要从上古神话、民间传说及神魔小说中寻找灵感与素材，继承其叙事传统及艺术手法。《山海经》《搜神记》、唐传奇、明清神魔小说，都可以成为当下幻想小说故事的缘起或素材。只是我们的创作不能仅仅停留在简单的包装，比如依据《山海经》写现代幻想故事，如果只是简单地借用过去的人物和故事符号，不能体现古今共通的文化心理、情感需求等深层次的内涵，那就无法创造出有价值的幻想文学组品。我们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展示东方人的性情与风格，包括对自然的理解、写意式的表达、以及空间化的叙事，如《西游记》以数字作为情节结构的技巧、对自然的写意式表达、幽默讽刺的手法等，都是值得吸收和借用的。此外，钱淑英还提到，我们需要在传统的延续之中构建现代性，使幻想文学作品在沟通古老的同时体现现代价值观念，对少年儿童的成长产生积极作用。
    借用传统，除了神话故事、民间传说、明清神魔小说之外，还可以借用传统文化，如在小说中渗透儒、道、佛的文化精神，使传统的思想成为幻想文学背后的灵魂，这是更为根本的中国元素。在幻想文学中渗透中国元素，是本土化进程的一部分。但不少人误以为取一个中国人名，或设置一些中国的器具，夹杂一点上古神话的影子，便是中国元素。对此，张之路有精到的发言：“所谓中国特色的元素，强调的是特色而非模仿。它不单是一个中国的景物、一座建筑，也不完全是前门大碗茶、风车和糖葫芦这些表面的东西，它更多的是指那种精到的、哲学的、智慧的、一针见血的想象和表达方式。这些不显山不露水的因素一旦出现在作品里，立刻会被读者强烈地感受到。”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渗透了佛家思想，唐僧带着三个徒弟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既是幻想世界的冒险，也是心灵上的历练，所谓“心生则种种魔生，心灭则种种魔灭”；所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等佛理，都在生动有趣的故事之中得以体现。这些思想正是张之路说的“不显山不露水的因素”，这些因素成了小说肌体的脉搏，让人能强烈地感受得到。如果当代的作家也能将传统文化的精义及价值观巧妙地渗入文本的话，不但能提升作品的文化内涵与思想层次，还能让读者一读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从而获得一种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传统是文学之根，也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只有继承传统，才有可能创新。只有充分利用传统资源，中国幻想文学的本土化才能完成。所以我们的幻想文学，也需要来一次寻根的思潮。
    构建幻想是为了更好地干预现实
    幻想文学虽然是幻想，却并非与现实无关。罗琳曾说：“我最伟大的生活之一发生在写《哈里·波特》之前，后来我在书中写的很多东西都与此有关。我最早的工作之一是在国际特赦总部的研究部门工作。被援助者的痛苦经历，曾经让我在无数个深夜的梦魇中，清晰地听到撕心裂肺的尖叫，体会被囚禁的绝望，但这段经历也让我体会到人类的善良。我们不曾也不想亲历那些痛苦，但我们可以借用想象力的翅膀来感受他们的生活。人类的同理心能引导集体行动，这种能量足以拯救生命，使囚徒获得自由。我在这个过程中贡献的微薄力量，是我生命中最谦卑也是最令人振奋的经历之一。”她的这段话让我们感到《哈里·波特》虽然写的是幻想的世界，而它的产生除了想象之外最重要的是现实生活赋予的。幻想是关键，现实是基础。
    从罗琳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幻想文学的离开现实，恰是作者长期关注现实的结果。这种关注，包括了熟知、不满、对峙和力求突破等诸种行为。考察一部幻想文学的作品，恰恰需要对作者写作时的现实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幻想文学所包含的现实性因素并不亚于现实主义小说，只不过它的表达方式是隐喻性的。简言之，幻想文学里描绘的是被颠覆的现实和特定历史境遇下人们的期望。
    关于幻想与现实的关系，北京大学教授曹文轩说：“幻想只是华丽包装，其实华丽包装的还是现实中那些主题，人情亲情等。”既然幻想文学表现的还是“现实中那些主题，人情亲情等”，那么首先便得关注现实，了解当代儿童的现实生活及精神状况。这正如李利芳所说：“中国的幻想文学，需要立足当下中国社会背景与中国儿童的生存现状，以幻想的第二世界隐喻现实，引领中国孩子的精神成长。”当下的中国正处于转型期，面临着形形色色的问题，孩子的生活世界也充满着孤独、恐惧、焦虑、痛苦等生命的疼痛。当下孩子的生活及心声，当下的时代精神与社会实况，如果能很好地融入作品，就好比给作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容易引起儿童的共鸣。如何在幻想小说中以隐喻的方式折射出时代的面貌及儿童的精神状况，这是能否赢得儿童读者认可的一个重要维度，也是作家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为了更好地了解儿童，写出儿童喜欢的作品，需要作家倾听儿童的意见。在几乎一切都市场化的今天，任何作品都是商品，都要经受消费者——儿童读者的检验。作品卖得好不好，成功或失败，都是由儿童读者说了算。一本写得再好的作品，如果没有读者，这部作品也是失败的。读者喜欢是作品成功的一部分。但读者喜欢什么样的作品，这就需要作家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他们的阅读心理与期待视野——中国幻想文学的本土化，同样需要保持儿童本位的创作观。只有这样，本土化幻想文学才能“具有突出的中国问题意识，发现并反映中国儿童的存在及心灵境遇，抵达现实主义创作难以实现的主题领域”，成为“关注中国儿童的精神人格、培植民族文化性格的有效通道”。
    钱淑英说，构建幻想世界是为了更好地干预现实。而干预现实是以关注现实为基础的。所以，为了更好地干预现实，幻想文学作家更要立足当下，关注生活。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