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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今人对鲁迅的诟病的原因，似乎是他不讲“费尔泼赖”，将温情放弃了。这是一种误读。鲁迅所以主张战斗精神，乃因为空喊概念的无效性。胡适等人主张好政府主义，鲁迅以为是隔靴搔痒。对一个邪恶的存在，自然不能只说人道的话，这打不倒军阀、官僚，所选的路，不能不是斗争。因为现实的复杂和不可理喻性，选择就不能是温情主义。 对于鲁迅来说，温情的、爱意的存在殊为重要。但这要看在怎样的语境里。中国缺少托尔斯泰式的爱，在没有宗教的国度，劝善的结果可能是远离善，伪善倒可能肆意横行。建立善的世界首先是铲除伪善的存在。而面对伪善，则不能仅仅以善的态度为之。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意义便浮现出来。 在许多时候，鲁迅所以用欣赏的眼光打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乃因为其有效地揭示了现象背后的本真。其不规则的、反逻辑的、超出感觉限度的审视，颠覆了世间的幻象。在精神的极度变形、夸张里，被虚幻之影笼罩的世间，露出本然。 显然，鲁迅的趣味里有着心理学家的因素。他自己阅读了大量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对隐层结构里的存在是抱有好奇心的。在弗洛伊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精神的内在性是存在的。弗洛伊德当年看到陀氏的作品，惊异于其心理学层面的意义。这份遗产在后来得到了诸多作家的呼应。学者与作家对这份遗产的接受是不同的，鲁迅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精神的拷问者，不仅是冷思后的悟道之言，也有自我生命觉态的唤醒后的共振。这已不是理论的总结，而成了创作语态的衔接。鲁迅似乎觉得，《罪与罚》写犯罪分子内心的独白，栩栩如生。每一种思绪都被跌宕起伏地绘制出来。拉斯柯尼科夫在仇恨哲学引导下的报复、杀人之举，是深陷灾难的一种扭曲。有学者提出这是二重人格的一种展示，是两个相反的人格在起作用。 这样一个自我清高的人却成了杀人犯，变为罪人。人是多么不可理喻的存在！作者在描述其心理活动的时候，一再写他在折磨、刺激自己的途中获得快感。这种精神畸形的存在，我们思之不禁为之寒栗。那些在仇恨里诞生的哲学不可能带来希望，而给人间的是毁灭性的灾难。这样的人物，在后来的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里又一次再现出来。鲁迅其实从这部作品里，看到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影子。他翻译这部无政府主义意味浓厚的作品，其实就是讨论知识阶级的问题。在无望的时代，仅有复仇是可以的么？鲁迅赞成压迫下的复仇，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是一种反对的态度。他们的价值观虽然不同，可是却在刻画非理性的战栗的时候，显得那么相似。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善于对人的内心进行细致入微的描写，一些地方完全出乎读者的意料。人的内心诸多无绪、黑暗、可怕的形影形成了一个令人震颤的空间。 中国的知识人形象，在那时候还没有拉斯柯尼科夫式的人物，只有魏连殳、觉慧、觉民那样的单一的人。在接受新学的时代，中国知识人要和传统决裂，而非校正尼采哲学的偏差。尼采式的反叛，还恰是人们所需要的。唯有鲁迅，在和传统对峙的同时，不断和自己内心的形影搏斗着，只有他的内心，可能更能领会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感。 这个时候，我们会感到他对陀氏遗产领会中的惬意。俄国的许多作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现了穿透的力量。那背后有法国文学的声音，也有俄罗斯式的忧郁，是多重的演绎。用巴赫金的话说：“思想，像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见的那样，不是‘居”在个人头脑里的主观的个体心理构成；不，思想是人际的、主体际的，它的存在环境不是个体意识，而是多种意识之间的对话交流”。而那时候的中国，能在类似的层面展示生命的悖谬者，还非常有限。有人在鲁迅那里感到不可思议的天外来客的一面，其实是没有意识到那些俄国元素的作用。恰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存在，鲁迅知道了自己文笔的有限，而创作的无限可能性，也被其意识到了。 鲁迅式的延宕是通过对自己的否认来完成的。他不断解剖自己，从颠覆己身的话题开始进入现象界。在致读者的信里，他就说，自己是一个醉虾式的人物，其文字是有毒的。在另一封致友人的信里，他不断强调自己的黑暗和无聊。当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可笑与可怕的时候，精神的起落颇为可疑。《野草》里阴冷无助的人与事，时光里凝固的泪痕，隐隐地有着《死屋手记》的遗响。在上帝远离尘世的地方，坚韧地挣扎于死地的人，倘还有生命的光热在，那他在本质上就有着基督式的伟岸在。鲁迅身上的神异性因素，似乎可以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一种类比，虽然他们的差异那么巨大。 不妨说，鲁迅欣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其精神画面的极度紧张无聊、绝望后，还有着巨大的人性的闪光。用德·斯·米尔斯基的话说是“充满高涨的激情”。展示社会的问题，直面人生的困惑，乃他们共有的特点。只是选择的途径与常人不同，乃从大众走向自己的心灵，以自己的变化而面对世界，复杂性才有真正的真实性。在天使与恶魔之间，人的选择有时候是超于常理的。我们并不能用美和丑简单地扫描这个世界。常理下的生命反应被无序的精神替代了。惊恐不是来自苦难感的出现，幸事亦可能给来绝望。 那么多苦难与人相伴。人自己背叛着自己，在悬崖边上行进着的，竟毫无曙色。恶习、才情、穷困、雄心、虚荣，有时候竟在一个人那里出现。可是主人公常常要爱上这样魔性的存在。人不能摆脱的恰是这样的魔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善于描述人的不能解析的奇怪的感觉，人所选择的，不是理性以为可然的东西，而恰恰是感性里召唤自己的那种异样的存在。《涅托奇卡·涅茨万诺娃》的主人公在父母之间，竟然喜爱酗酒、无常、行迹多恶的父亲。一个少女的纯粹的爱，竟交给恶的人，恰是生活的一种写真。 这类极其悖谬的存在，鲁迅几乎没能在自己的文本里处理过。他的小说的维度显然没有陀氏那么广大。鲁迅在杂文世界里曾展示过存在的不可思议性，但自己的斗士的立场反而把一些问题简单化了。他的写作一直被节制在一个限定的时空，残留着明清笔记小说的痕迹。当他面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相似的难题的时候，笔端直指黑暗的勇气，有时把虚无的无奈感覆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