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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1907年前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同时进入鲁迅的视野。他在《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里对托尔斯泰的价值取向有着真诚的肯定。不久之后，鲁迅与周作人所译介的《域外小说集》，许多作家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门徒。迦尔逊、安德莱夫的文本，差不多都流淌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血液。鲁迅在有意无意之中，与俄国重要的文学传统开始相遇。 在讨论文化的根本问题的时候，鲁迅在众多的参照里选择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支撑了其“立人”的基本概念。《热风》动人的文字就回响着托尔斯泰式的声音。但在小说的写作里，托尔斯泰的影子却消失了，多了一种灰暗、痛楚和绝望的意象，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精神的一种显现。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真正给自己带来审美震撼的不是前者，恰恰是后者的诗性。 鲁迅早期思想一个关键的亮点是关于“人”的描述，这是西方人道主义传统的一种表达。其间流动的就有托尔斯泰的元素。引用俄国的资源，这在他是一种新文化建设的渴望。可是后来，当他凝视中国社会生活的时候，“立人”这个正面的话题被苦难的负面阴影代替了。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里找到了共鸣，那就是对无法“立人”的焦虑，出现的是与托尔斯泰相反的东西。你会感到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传统的天然的好感，其肃杀、灰暗、地狱般的惊恐场景，把先前的温情的憧憬统统消解了。 当未名社青年开始译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的时候，他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那作品的奇妙表达有着由衷的感佩。那些文字似乎唤起了自己的内觉，因为他们彼此有着惊人的一致。 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鲁迅作品的黑暗、极端的恐怖和阴冷，并不能遮掩他的纯然的存在。外表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无序、忧郁，隐含的却有托尔斯泰式的庄严。俄国文化两个重要传统就这样组合在鲁迅的世界里。 托尔斯泰的作品给人的多是“圣意”的普照，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充满了“浊味”之寒冷。“圣意”则会成为“劝善书”，而“浊味”里多无路的迷茫，恶魔之影在花丛里舞蹈着，指示着我们生存的另一面。鲁迅是温情者有之，绝望者亦多，这也可以理解他何以在这两个传统间的游移。而对于小说家而言，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青睐显然超出托尔斯泰。因为在相当的时候，他自己并不是一个本质主义者。 五四那代人，对未来文化走向的思考，总体是确切性的。《新青年》的主要声音便是人道精神和科学理性，以及这里衍生出的自由、民主的要求。从那时候的文人书写里发现，对托尔斯泰精神的神往，以及借鉴其价值理想，是人们较为一致的选择。鲁迅加入《新青年》队伍，便是自觉的呼应这种确切性的渴念。 新文化运动初期，托尔斯泰的影响不仅在文学领域，社会运动中的呼应也相当可观。鲁迅兄弟译介日本白桦派的作品，对于颠覆旧学中非人道的传统颇为奏效。而“新村主义”的传入，则把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践性元素具体化。这吸引了包括青年毛泽东在内的许多人。新文化的主要精神之一，是诚与爱，是人道对专制的抵抗。“人的文学”“平民文学”背后的理论，多少与托尔斯泰的存在有关。 但是，鲁迅是最早从托尔斯泰余影里走出的人，当不断面对中国的棘手的文化难题时，就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他觉得，仅仅拥有托尔斯泰的传统是不够的。现实不都是以确切性的方式可以呈现出人性的本质和生活的本质。对于人而言，精神是流动不已的河，潜意识里的无序之音和盲动之波，不断冲刷着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存在的本质往往在我们的话语逻辑之外。 他与托尔斯泰精神疏离的过程，其实也是和《新青年》同人分化的过程。这在后来的选择里，变得越发明显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