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时任《小说月报》主编的诨铁樵发表了对鲁迅文言小说《怀旧》的评论文章，也许当时谁也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样一篇短评，它开启的将是鲁迅研究的大门。1918年，鲁迅发表中国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他的创作“一发不可收拾”。而与此同时，鲁迅研究也开始层出不穷。鲁迅思想的丰富性与深刻性，给予了学者们以巨大的研究空间，鲁迅研究就像时代的风向标，透过它，我们往往能够感受到一个时代的脉搏。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鲁迅研究就有过专门的论文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台静农选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鲁迅研究文章，茅盾的几篇评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特别是茅盾在1923年发表的《读〈呐喊〉》以及1927年的《鲁迅论》显示出年轻的茅盾作为评论家卓越的眼光。茅盾对《狂人日记》、《阿Q正传》的出现表现出的欣喜之情，对《呐喊》“一篇有一篇新形式”的赞许，对鲁迅作品中“反抗”精神的精辟诠释，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奠定了鲁迅研究的高度，他那赋予启迪性的评论开辟了鲁迅研究的新空间。
    到上世纪30年代，随着鲁迅创作的日益丰富，其文笔与思想的日渐犀利与成熟，以及鲁迅本人在社会、文坛地位的提升，鲁迅研究也明显地进入到一个新层面，研究角度多样化，学术性也进一步增强。瞿秋白与鲁迅有着深厚的友谊，鲁迅更是视瞿秋白为知己。1933年，瞿秋白为鲁迅选编《鲁迅杂感选集》，在序言中，瞿秋白创造性地论述了鲁迅思想的演变，即由进化论到阶级论，这无疑对鲁迅思想进行了全新的阐释，而这一叙述模式对后世研究鲁迅的学者影响极大。1936年，鲁迅去世，一时间关于鲁迅的评论文章铺天盖地，而其中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对鲁迅的定位与评价成为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鲁迅研究最重要的指导思想。1937年，毛泽东在鲁迅去世一周年纪念会上将鲁迅誉为“新中国的圣人”，与孔子并举。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更是将鲁迅视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后，鲁迅研究成为国家学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王瑶的《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陈涌的《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何其芳的《论阿Q》等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阶级论的政治思想。
    “文革”结束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很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鲁迅及其创作，鲁迅研究开始了它的新旅程。新时期的鲁迅研究是丰富多彩的，它集结了唐弢、王瑶、李何林、孙玉石、林非、王富仁、钱理群、杨义、孙郁等一大批学者。而这些学者对鲁迅研究诸多方面的努力，直接为鲁迅研究视角多样化的开辟、思想深刻化的挖掘奠定了基础。
    1984年，王富仁的博士论文《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问世，这部著作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在王富仁看来，作为启蒙思想家的鲁迅的创作，其思想革命的意义远大于政治意义。由此，王富仁号召“回到鲁迅那里去”。1988年，另一位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出版《心灵的探索》一书，这部同样致力于“回到鲁迅那里去”的著作是以鲁迅的个体生命体验为视角，去分析鲁迅的创作，探寻鲁迅的精神世界。
    这群从事鲁迅研究的学者， 他们对鲁迅都有着别样的热爱与欣赏，对鲁迅思想的探究都有着强烈的使命感，这不仅体现了鲁迅本人及其作品的巨大魅力，更体现了当代学者内心深处与鲁迅息息相通的那份珍贵的社会责任感。他们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打破单一的鲁迅形象，恢复鲁迅思想的多样性与深刻性，同时在与鲁迅思想的不断对话中，洗练与提升自己，启迪后人。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