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伟，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

一
    《鲁迅》最早被中国学界所知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推动下，伴随着外来文化思潮和境外学术成果一同进入新时期的鲁迅研究的视野之中。从1980—1986年，有7篇文章在对日本鲁迅研究进行整体描述时，对竹内好和《鲁迅》都作了一定的介绍，如程麻的《日本的鲁迅研究近况》、霜川远志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何乃英的《日本的“鲁迅之会”》、严绍璗《日本鲁迅研究名家名作述评》，和这个时期出版的吕元明的《日本鲁迅研究史》以及刘柏青的《鲁迅与日本文学》，以及山田敬三的《鲁迅世界》等著作一样，都突出强调了竹内好和《鲁迅》在日本鲁迅研究史中的历史地位和深刻影响。像刘柏青指出：“在竹内好以前，日本还不曾有过象竹内好那样的有深刻见解和完备体系的鲁迅研究。在他以后，没有哪一个鲁迅研究者不或多或少受到他的影响的”。但是，受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观念所限，在对竹内好和《鲁迅》的理解上还存在一定的简单化和表面化倾向，批评竹内好的鲁迅论，“是有很大的片面性，有些观点甚至是歪曲了鲁迅”。认为竹内好否定了鲁迅的文学与政治关系，所以，在他看来，“‘竹内鲁迅’的真价值，未必是表现在这些不大正确的学术观点上面，而是另有所在”。① 用今天的观点看，对竹内好《鲁迅》尚缺乏复杂而丰富的理解。这个时期，尽管一些研究者不遗余力地介绍竹内好及日本的鲁迅研究，但是，由于日本的著作大都没有中国译本，这样的介绍宛如雾里观花，并未对中国的鲁迅研究产生真正的影响。
    直到1986年，竹内好的著作《鲁迅》经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由此，“竹内鲁迅”才正式登陆中国。这个译本当时确实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连鲁迅研究界也没有引起特别的重视。然而，并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与我们失之交臂，而是悄然进入中国思想界。它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对汪晖等人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上。伊藤虎丸就曾明确指出：“竹内的名字很快就最早出现在北京大学钱理群等一些人的论文里，文学研究所汪晖的大著《反抗绝望》一九八九年出版，书名上就藏不住竹内的影响”。其实，汪晖在其著作《反抗绝望》中，不下七次提及或引用竹内好的《鲁迅》，甚至“坦然承认这位日本思想家，对自己的研究思路产生过重要的启悟”，认为《鲁迅》是一部“极富启发性的著作”。可见，竹内好的《鲁迅》对汪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汪晖从竹内好那里主要接受了竹内好悖论的思维方式，并由此出发，“汲取了其中‘反抗绝望’的主题心核，对已成定势的中国鲁迅学界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扭转”。③
    竹内好把鲁迅的位置“确定在传统与革命纠葛在一起的近代中国的二重性格中”。④ 在他看来，置身于这一背景中的鲁迅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他说：“鲁迅在本质上是一个矛盾。就像人们说革命家孙文是一个混沌，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家鲁迅也是一个混沌”。⑤“这个混沌，把一个中心形象从中浮托上来，这就是启蒙者鲁迅，和纯真的近似于孩子的相信文学的鲁迅。这是个矛盾统一，二律背反，同时存在”。⑥ 汪晖指出，在《鲁迅》中，竹内好“曾隐约地感到鲁迅小说的各种倾向中至少有一种本质上的对立，可以认为是不同质的东西的混合”，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某种有两个东西奇妙地纠缠在一起的中心”，在竹内好看来，鲁迅小说中的两个中心的真正连接是在《野草》中得以实现的，“像磁石地被集中地指向某一点”。而这一点被竹内好视为“某种本源性的东西”，但认为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勉强地说，也只好说是‘无’”。这种归结虽然不免令人失望，但是，汪晖却认为这种“存在于鲁迅作品中的对立及其统一却是真实的存在”。
    竹内好把各种对立的思想与思潮的内容，像政治和文学、启蒙者和文学者、功利主义和反功利主义等等，以多种悖论性的复杂关系交织、纠葛于鲁迅文学发生的“原点”之中。在《鲁迅》里，竹内好追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在国民革命发生发展而挫折、分裂，陷入混乱的时候，鲁迅何以成了“文学者”？也就是成为鲁迅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在他看来，在鲁迅的精神内部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根本，这个不变的部分，他用“回心”一词来表达，将其视为鲁迅“文学正觉”的决定性时机。在竹内好看来，“回心”和“文学正觉”内里包含着自我否定机制，他认为，鲁迅“否定性地形成了他自身”。也就是他所说的“文学的态度”，竹内将其命名为“抵抗”/“挣扎”，在他看来，只有从旧的东西里面产生出来否定旧东西的那个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在竹内好看来，鲁迅一直在否定自我，一直处于“挣扎”之中。在与外界相对抗的过程中，向着自己的根本变革发展，而正是在这种“挣扎/反抗”中，使“文学家”的鲁迅得以生成。竹内好谈鲁迅的思想方式：“拒绝成为自己，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⑦“抵抗”一词包含着竹内好对鲁迅内心世界精神搏斗的复杂而独特的理解，其思想在被汪晖接受后转换成了“反抗”一词。
    受竹内好启发，汪晖所探求的也正是隐含在鲁迅作品文字背后的“明暗之间的绝望的抗战”，他认为鲁迅的“绝望”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深刻的感觉，不仅存在于寻找生命的失败，而且存在于生命本身。在他看来，“对‘希望’的否定体现了对什么都不信赖的意识，而对‘绝望’的反抗则表明‘绝望’与‘希望’同样是‘虚妄’的”。接着他引述了《鲁迅》中的一段话，“由于对什么都不信赖，什么也不能作为自己的支柱，就必须把一切都作为我的自己的东西”，也就是包含着自我否定与批判。汪晖认为《野草》中所充满的“生与死”、“希望与绝望”、“沉默与开口”、“梦与现实”等等对立都依据了一种独特的心灵逻辑，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一个劲地朝某种统一运动着”，汪晖将其明确概括、提升为“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的“反抗绝望”的人生态度。⑧ 其实质也就是竹内好所说的“抵抗作为绝望的行动”，由此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的主体内容。当然，汪晖从竹内好那里汲取了丰厚的思想资源，但同时，他努力试图超越竹内好，发现了鲁迅精神结构中的“中间物”意识，由此升华为一种把握世界的世界观，成为审视鲁迅精神结构和文学世界的视角，以及探索鲁迅复杂性的悖论的思维方式，这是《鲁迅》所没有的独创。显然，正是通过对竹内好《鲁迅》的借鉴，汪晖实现了鲁迅研究的理论创新。
    可以说，《鲁迅》所内含的主体精神与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结合，极大地推动了鲁迅研究的重心从客体方面向主体方面的迁移，激发了具有主体精神的研究者向鲁迅精神世界的探寻。汪晖的《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是这样的，钱理群的《心灵的探寻》同样不再热衷于外部世界的历史变迁解释鲁迅思想脉络，而是尽力贴近鲁迅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强调鲁迅“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及其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素质及其内在矛盾，独特的情感及其情感表达方式，独特的艺术追求”等等，⑨ 从鲁迅的《野草》中提炼出反复呈现的独特“意象”：诸如，“一切”与“无所有”、“天上”与“深渊”、“希望”与“绝望”、“生”与“死”、“梦”与“现实”等，挖掘它们所蕴涵的文化的、哲学的、审美的、伦理的含义，试图打开鲁迅心灵的奥秘。这也不难在竹内好那里找到影子，甚至钱理群在与研究对象交流过程中，过多个人的情感因素介入，也似乎秉承了竹内好的“主观性”的研究品格。诚然，竹内好的《鲁迅》在新时期产生的影响范围比较窄，但是，它的影响力却是深广和强烈的，它所产生的作用于部分新锐学者进而带来整个思想界、学术界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革的力量是巨大无比的。可以说，竹内好的《鲁迅》对于上世纪80年代中国鲁迅研究界的最重要的影响，突出体现在促使旧的单一、静止的思维定势和阐释方法的打破，促成了研究视角和思维方式的转换，推动了研究者的主体精神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并在全新的意义上开始步入鲁迅的矛盾的精神世界，深化了中国学界对鲁迅的复杂认识，使鲁迅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
    在上世纪90年代，竹内好《鲁迅》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开始露出端倪。这是上世纪80年代汪晖、钱理群等人开辟的研究道路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在这种背景下，竹内好的《鲁迅》成为了鲁迅研究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像郜元宝对于鲁迅“心学”的思考，在2000年结集为《鲁迅六讲》，而写于这个时期的“旧文”就是这一影响的产物。
    郜元宝在回忆与竹内好《鲁迅》相遇时最初的感受时写道：“我在1995年决心细读鲁迅时，经薛毅兄介绍，从复旦图书馆找到了竹内好那本就以‘鲁迅’二字为题的小册子”，虽是薄薄的小册子，“但一读之下就被深深吸引住了。强烈的问题意识，缜密的推论，并非宗教却具有宗教意味的执著的文字，只有在读比如海德格尔时，才有类似的体验”。他说，后来陆续也看了许多研究鲁迅的论著，虽然都有所启发，但接触竹内好《鲁迅》时那种震动和震动之后平静的思索，“那种好像要把你牢牢框住的理论整合力，拼命将你的视线朝自己也不能把握的某个暗处引领的执拗，还有不仅中国作者也包括许多西方作者都少有的语言的诚实，却再没遇到，以至于今”。他主张应重视竹内好的鲁迅研究，甚至把竹内好推为“鲁迅研究第一人”。⑩ 不同于汪晖对竹内好《鲁迅》中关于鲁迅复杂精神结构和悖论式思维方式，以及反抗绝望思想的痴迷，郜元宝共鸣于竹内好对深层结构中的“文学者鲁迅”的思考，在其启发下，他从鲁迅精神结构里掂出“心”的观念，将其视为鲁迅文学和思想的根基，并在“心—言—文”的阐释框架中，梳理鲁迅一生的思想和文学联系、学术与文学分途的历史过程，建构出鲁迅的“心学”谱系。
    竹内好“先验地把鲁迅规定为文学者”，并视“文学者鲁迅”为无限地生成出“启蒙者鲁迅”的“终极之场”，而“启蒙者鲁迅”仅仅被作为“文学者鲁迅”的表象而存在，并且，认为“鲁迅不是所谓的思想者”。他坚持“不在发展中看鲁迅”的立场，始终追寻和捕捉的是“文学者鲁迅”得以成立的时机和被环绕其中的“不变之轴”，也就是寻找决定着鲁迅一生的某种本源的东西，即他所说的“我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在他看来，鲁迅确实变了，但是，从贯穿了鲁迅一生的根本性的“回心之轴”角度来讲，鲁迅并没有改变，因此说：“我是在不动中看鲁迅的。”基于这种预设，竹内好所寻找的就是这个原初的时机和本源。他“把鲁迅的文学置于近似于宗教的原罪意识之上”，换言之，竹内好把宗教的原罪意识视为鲁迅文学生成的根本。把鲁迅在北京蛰居的“绍兴会馆”时期“在沉默中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性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11) 视为鲁迅的本源，也就是不变的根本。他用“回心”“抵抗”“挣扎”“文学家的自觉”等概念来命名。显然，“文学者鲁迅”和探寻不变的原理性的本源，成为竹内好《鲁迅》立论的根本。郜元宝对此了然于心，他说：“在《鲁迅》一书中，‘启蒙者鲁迅’的概念小于‘文学家鲁迅’，但二者并非不可相通：当启蒙的根基牢牢建立在文学之上时，启蒙就是文学的衍生物，是文学的另一种表达”。同时他也注意到竹好并非对鲁迅作为启蒙者的思想不感兴趣，毋宁说，竹内好最感兴趣的还是鲁迅的思想。但是，在他看来，竹内好并不是把鲁迅和大多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享的来自西方的启蒙理念看做就是鲁迅自己的思想，而是坚持认为鲁迅有其独特的思想，而且“这独特的思想只能通过鲁迅的文学呈现出来”。竹内好对鲁迅文学的阐释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即如他所说“竹内这样接近现代中国的思想，不仅改变了人们一般对思想的理解，也改变了人们一般对文学的理解”。(12)
    他将视线由竹内好所关注的北京时期，转向鲁迅留学日本时的1908年到1909年之际，从鲁迅早期著作中揭示出“心”的演化之于鲁迅的“文学”的意义。在郜元宝看来，鲁迅把文学看得高于学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以“冰之喻”形象说明文学与“学说”功能之不同，鲁迅用这个比喻说明，文学的价值不仅高于“科学”也高于“学说”。而鲁迅对文学的发现，最终导致其文学与学术的分途，而皈依文学。郜元宝在文中论述鲁迅的文学与学术分途时，引述了竹内好关于“绝望”之于“文学家鲁迅”成立的意义和“根本态度”，明确给予认同：“确实，鲁迅的文学，并非众多出路中的一条，而是否定了众多‘出路’之后认定的唯一出路，唯一希望。这是鲁迅的‘根本态度’，是作为文学家的他无可退避的立场”。这就在对鲁迅文学根本意义的认识上与竹内好达成了一致。主张在现在“文学退场而学术居中的‘实学’时代”，“重读鲁迅”，就应重新审视现在中国文化的源头，“特别要重新审视这个源头”，然而，尽管“文学有各种‘学说’所不能代替的价值，鲁迅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但是，现实的情况是，“对鲁迅的文学的解释，往往无法遏制这样的冲动：将混沌一片的文学的世界竭力换算为非文学的价值形态”。对此，他强烈呼吁，“回到鲁迅，首先应该回到作为文学家的鲁迅世界”。(13) 今天回头来看，在众多把鲁迅视为思想家、启蒙家、社会批判者，从亚洲主体性建构、近代民族文化、中日文化关系等国际视野中审视“竹内鲁迅”时，他依然坚守“文学”的立场，不仅深谙鲁迅的真谛，也似乎袭承竹内好真传。从文学上研究鲁迅和阐释竹内好，可见他的眼光与学识，也可见竹内好的影响。实际上，他也看到了竹内好以鲁迅为媒介的对日本近代化思考的现实性一面，但是，他所关注是竹内好与鲁迅的文学相遇的意义及其启示，他写道：竹内好“他的思想的对立面，是东亚知识分子对西方现代普适性价值体系毫无批判的接受，他想冲破这种形态的思想统治，寻找东亚思想的发生地，它的秘密所在，它的诚实的生命源头。在寻找的过程中，他遇到了鲁迅的文学，并从鲁迅的文学中源源不断地汲取思想突围和在突围中确立自己的资源”。(14) 这段话也适合于他，他在竹内好启发下，也是从鲁迅的文学中“不断地汲取思想突围和在突围中确立自己的资源”。
    三
    由上述可见，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汪晖和郜元宝的研究成果都是在竹内好《鲁迅》的启示下出现的，他们是借鉴与创新的最典型的成功范例。但是，进入21世纪后，竹内好《鲁迅》与中国鲁迅研究的对话关系和启示意义开始减弱。虽然在中国研究者的笔下“竹内鲁迅”的影子不时闪现，像钱理群的《与鲁迅相遇》在论述1908—1918年十年沉默的鲁迅时，特别提到了竹内好关于鲁迅这个时期的“回心”的过程，然而，一句“这是能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的”(15) 便一闪即逝。当然它的影响不能看引述的多少，年轻的研究者彭小燕的著作《存在主义视角下的鲁迅》中引述相对比较多，从中获取启示与灵感，借以思考鲁迅的生命本体、生存虚无和生命信仰的独特个性和复杂的精神结构。(16) 但是，基本停留于对鲁迅十年沉默期矛盾而虚无的精神状态的引证上，或许因存在主义的视野冲淡或取代了竹内好的视野，没有走出汪晖所生发出的反抗绝望的基本思路。
    在这个时期的鲁迅研究界，竹内好及其《鲁迅》则以另外一种面目出现，集聚着研究者空前的热情。如果说，竹内好《鲁迅》在上世纪80年代的作用主要在于启示和引发，研究者通过对它的借鉴、吸收，打破了旧的思维方式，建构起一套新的思想体系的话，那么，在新世纪，则主要在于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为研究者所关注。据统计，1980至2007年，以竹内好为关键词所搜索到的学术文章共有85篇，其中与鲁迅研究有直接关系的学术文章77篇。显然，在中国“竹内鲁迅”研究日益兴盛起来。竹内好《鲁迅》将一个为中国研究者所陌生的鲁迅形象在一个从未有过的学术空间里呈现出来，引发了人们对“竹内鲁迅”种种思考，但遗憾的是，多数思考并没有与鲁迅研究建立起密切的精神联系，也并没有有效地促进中国鲁迅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在我看来，这主要与其所存在的两个方面问题有很大的关系。
    其一，竹内好和《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而兴盛的同时，也成为了一个孤立的研究文本，开始远离鲁迅研究，越来越失去了与鲁迅研究的对话关系，从而割断了与鲁迅研究的精神联系。应当说，“竹内鲁迅”真正在国内形成广泛影响，肇始于2005年。这一年随着包括《鲁迅》、《何谓近代》在内的《近代的超克》的出版，国内学界的“竹内鲁迅”研究开始不断升温。2005年9月25日，《读书》杂志曾举办关于竹内好的座谈会。2005年12月，上海大学又召开了鲁迅与竹内好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以《鲁迅与竹内好》为题在2008年出版，但实际上，很多文章不再局限于竹内好与鲁迅本身，像韩毓海的《竹内好何以成为问题——再读〈近代的朝克〉》、罗岗的《“文学”与“大东亚战争”——也谈“竹内好悖论”》等，已经将笔触延伸到如何理解和处理日本侵略战争，乃至如何处理中日关系的现实问题。显然，人们的兴趣被赋予了更多的现实和“非文学”内容。即便在“竹内鲁迅”研究方面，战后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民族主体性重建、文学与政治等复杂问题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像赵京华的《竹内好的鲁迅论及其民族主体性重建问题——从竹内芳郎对战后日本鲁迅研究的批评说起》立足于日本战后思想史的视角，通过竹内芳郎与鲁迅研究学者之间有关鲁迅“政治与文学”的论争，考察了竹内好、丸山升的鲁迅论其独特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特征，特别指出了“竹内好围绕日本民族主体性重建所做的艰巨工作具有丰富的思想史意义”。在旷新年的《文学与政治——从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出发》中，竹内好对鲁迅的诠释只是被作为一个引子，以此来进一步阐释论者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解。刘堃在《“文学者”鲁迅——竹内好的两读法》文中，联系竹内好另两个文本《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议》（1941年12月）和《〈中国文学〉的废刊与我》（1943年3月）解读作为竹内好思想方法论的《鲁迅》，探讨“近代历史观及其文化选择”和“文学与政治”，刻意引发竹内好的鲁迅论“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7) 张宁则大谈哈维尔，引入近年来在大陆部分知识者中流行的来自东欧的一个思想资源，即哈维尔关于“相对者”身份问题的思想，试图对鲁迅及“竹内鲁迅”展开新的复杂理解。尽管在思想方面哈维尔与鲁迅有一定的暗合，但是，将二者联系在一起，依然显得有些牵强，而且，无形中忽略了对“竹内鲁迅”的深入思考。透过上述文章，可以明显感受到研究者越来越远离本体意义上的《鲁迅》，更喜欢在思想史、文化和国际关系的语境中，看取竹内好《鲁迅》思想和方法论的意义，显然，众多的有关竹内好和《鲁迅》的研究文章并未转化为思想资源砌入到中国鲁迅研究中去，已经和鲁迅研究严重脱节。究其主要原因，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源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越发陷入困境的中国鲁迅研究，试图突破困境，寻找复兴之路的热切期待，包含着中国学者对自身研究的反思和寻求鲁迅研究新的可能的探索。但更主要的在于，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国现代化的急速推进，中国知识者谋求主体介入历史的方式并以此为基点展开对现代性的反思成为可能，于是，在竹内好以鲁迅为媒切入战后日本近代批判和主体重建的现实方法的启示下，知识者反思现代性的忧患意识和关注现实的情怀变得愈发强烈。其实，立足于上述语境或视角研究竹内好《鲁迅》，或以鲁迅为媒介介入历史，参与现实思考，无可厚非，像孙歌所撰写的一系列专门研究竹内好的文章，后结集为《竹内好的悖论》。就是基于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演绎与诠释，对“竹内鲁迅”思想作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解读和推广，扩大了竹内好和《鲁迅》在中国学界的影响力，为“竹内鲁迅”被广泛传播和接受做了一定的铺垫。但是，众多的研究者却不顾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历史语境和现实问题，在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视阈后，趋之若鹜，一哄而上，用郜元宝的话说，就是“扑向没有鲁迅的竹内好的国际政治思想，这体现了中国文学以及中国学术的语境的错位与混乱”。(18) 于是，张冠李戴、牵强附会，一味地跳过《鲁迅》的本体研究，追寻和推衍它的现实和“非文学”意义，这样很容易将鲁迅研究导向细枝末节。这种不疼不痒的虚假繁荣和众声喧哗的言语狂欢，如同竹内好当年对日本学界“表面化”和“言语化”处理鲁迅的严厉批评，这样的研究对于鲁迅研究难以构成任何裨益。
    其二就是对竹内好的《鲁迅》持有一种怀疑和否定的批判态度，对其思想与方法保持一种戒备和警惕的理性眼光，其思想资源难以得到充分地开发和利用，削弱了其作为重要思想源泉的意义。像吴晓东就把竹内好对鲁迅“具有决定意义的回心”的追问，视为竹内好缺乏系统的和逻辑的论证，至于竹内好将鲁迅的文学根源置于“无”之上的“文学自觉”，则被他斥为“玄学”。(19) 吴晓东在后来的文章中，对竹内好的“玄学”化思维作了进一步批评，认为容易使对象服从于自己拟设的理论和逻辑框架中，得出的结论往往避免不了本质主义的特征。(20) 表现出对竹内思维方式的戒备，甚至是恐惧。这在高远东的《“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中表现得更为突出。高远东针对国内掀起的“竹内热”表示出深深的忧虑，批评中国研究者对竹内好远离鲁迅的历史性存在和对鲁迅的非“实体性”理解的特征缺乏足够的警惕，“存在把它当作历史的客观认识的危险性”。他认为竹内好对“找茬事件”与“幻灯事件”的辨析，以及对鲁迅文学“回心”之形成的观点，只是在逻辑层面做文章。他严厉地批评道：“他的方法是玄学主义的，建构目标则是文学主义的，是把鲁迅文学发生的真实条件纯化简化之后的一种再创造”。他一再告诫：“竹内的鲁迅构图，我们如果不把它视为一种十足‘竹内主义’的‘机能化’视像，视为一种主观价值的投射，而是误以为它就是鲁迅的客观的历史形象，就会出大问题”。(21) 显示出对竹内思想与方法的高度戒备和对其“危害性”的深切担忧。从根本上讲，这源于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学术思想和文化背景与竹内好的差异，导致对竹内好《鲁迅》的不理解或误读，伊藤虎丸在谈到竹内好的《鲁迅》时，就曾指出，“从日中思想交流这一方面来讲，这本书同中国的鲁迅观、文学观的距离是最远的”。竹内好笔下的“鲁迅形象，即使只作为文学观本身的问题，不要说要和中国历来的鲁迅形象发生正面冲突，从一开始就很难找到对话的接点的”。但另一方面必须看到，囿于所持的所谓“实体性”单一尺度、高度戒备的心态和全盘否定的批判眼光，没能深入贴近竹内好的精神世界和其思想生成的学术基础、历史背景和文化空间中，也阻碍了对竹内好的思想与方法做出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像吴晓东“对竹内的理解——以为是‘直感的’‘玄学的’”，在伊藤虎丸看来就是对竹内好《鲁迅》的“误读”。吴晓东似乎也意识到了这种不足和缺陷，曾困惑地反思道：“我们的分析是不是过于强调了历史主义的视野？”但是，基于对“玄学”的担忧，又急切地发问“我们如何剔除‘竹内鲁迅观’内在的一元论式的玄学意味？”在此，姑且不论竹内好“一元论式的玄学”的利与弊和如何理解的问题，但必须指出的是，对于竹内好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戒备、担忧，甚至恐惧，如一叶障目，遮蔽了对“竹内鲁迅”思想与方法的深入勘探与挖掘利用，限制了我们的思想空间的开放与拓展，容易造成“竹内鲁迅”研究与鲁迅研究的割裂，失去应有的精神联系。
    当然，竹内好的鲁迅研究有许多方面值得商榷，可是，他独特而创造性的研究视角和启示意义似乎更值得我们重视，像郜元宝说：“至少对我自己来说（某种程度上我相信对许多中国的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也一样），重要的还是学习竹内，而不是批评竹内。批评竹内，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其实，批评也是必要的，但学习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理解“竹内鲁迅”的前提，在这个基础上，领会和把握了他的思想与方法，才能谈到批评和超越竹内好。应当说，任何独特的具有创见性的发现，往往是不全面的，甚至是片面的，但关键是这种发现是否提供给我们全新的不同以往的视野与感受以及启迪。竹内好的研究固然存在着上述的问题，但是却以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对鲁迅别样的感受塑造了一个崭新的鲁迅形象，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同以往的视角，通过他从机能性的“玄学主义”的视角的深层次研究，揭示了鲁迅具有本源意义上的“文学自觉”，使鲁迅研究别开洞天。他的“玄学主义”的“片面的深刻”使“竹内鲁迅”成为一个开放体系，面临着不断地被否定的挑战，也就是通过挑战者的否定性的超越和再生，不断提供给人们思考、反观和发现自我，发现新的来自于鲁迅的思想动力和精神能源。战后日本鲁迅研究者们，像尾崎秀树、丸山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竹内实、桧上久雄、高田淳、丸尾常喜等等，都是在克服“竹内鲁迅”片面性的过程中，从他那里获得精神力量或激活思想的火花，从而使一些问题得到有效的修正与超越。这也是时隔半个多世纪，“竹内鲁迅”依然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而汪晖和郜元宝也正是在“竹内鲁迅”开放的思想的影响下，紧紧抓住《鲁迅》的精神本质并紧紧与鲁迅研究联系起来，不仅并未被其“玄学”所限，反倒受其启发，从他的思维方式、对鲁迅精神结构本身和内心矛盾的揭示中获取思想灵感与精神资源，注入自己的切身感受和历史内容，形成了独到的思想体系。
    中国近三十年的鲁迅研究表明，要想突破、创新，借鉴吸收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研究成果是一条重要的途径。而要破解竹内好及《鲁迅》精神构成和思维方式的思想代码，提炼重新理解鲁迅的思想能量，作为启迪的思想资源，再生产出中国的思想，首要的一条就是贴近研究对象的本体，领会和把握其思想与方法。而且，对一切思想资源和研究成果不是表面化地撷取，而是创造性地加以吸收、融会和再造，融入自我的富有个性的视角与方法重新解读鲁迅，构筑起属于自己的鲁迅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鲁迅研究不断充满生机和活力，始终处于鲁迅研究的学术前沿。

    注释：
    ① 刘柏青：《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15页。
    ② 张宁：《“竹内鲁迅”的中国位置》，《天涯》，2006#第6期。
    ③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学风问题已遭到了学界的质疑，至今尚无定论。本文无意介入这一讨论，只是从作为中国新时期鲁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的历史性存在的意义上，探讨汪晖著作在思想上所受的竹内好《鲁迅》的影响。
    ④ 伊藤虎丸：《鲁迅与终末论——近代现实主义的成立》，李冬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88页。
    ⑤ 汪晖：《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原版导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页。
    ⑥ 张松建：《解构本质主义与超越决定论——汪晖〈反抗绝望〉的学术史意义》，《跨文化对话》，第11期，2003年3月。
    ⑦⑧(11)(15)(16) 竹内好：《近代的超克》，李冬木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06页，第12页，第142页，第144页，第146页。
    ⑨ 钱理群：《心灵的探寻·引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⑩(12)(14) 郜元宝：《竹内好的鲁迅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13)(18) 郜元宝：《鲁迅六讲》，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2页，第166页。
    (17)(20) 薛毅、孙晓忠编：《鲁迅与竹内好》，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第181页。
    (19) 吴晓东：《竹内好与伊藤虎丸对鲁迅〈狂人日记〉的解读——以竹内好的〈鲁迅〉和伊藤虎丸的〈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为中心》，《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2期。
    (21) 高远东：《“仙台经验”与“弃医从文”——对竹内好曲解鲁迅文学发生原因的一点分析》，《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4期。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