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关于鲁迅的语言问题，我算是谈得比较多的一个①，但远没有谈透。倘若鲁迅研究还有值得深入探索的空间，语言问题应是其中荦荦大者。这里仅就近年思考所得，再作四点补充。
    一
    首先，从语言细节入手把握鲁迅，本来就是鲁迅研究一个需要加以认真清理和总结的学术传统。
    鲁迅的读者和“鲁研界”一开始就注意到鲁迅的语言魅力，并在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进行不同方式的研究。
    1919年5月1日出版的《新潮》杂志一卷五期傅斯年的《随感录》提出“内涵的文章”(impressive)和“外发的文章”(expressive)这对概念，我在90年代写的那篇《“胡适之体”与“鲁迅风”》中介绍过，认为傅斯年这对概念“至今仍不失为理解胡鲁文体风格的一个参考”。所谓“外发的文章”，主要指中国传统的八股与策论，其方法是“代圣人立言”，从一个现成的题目推演开去，貌似清楚利落，实际并无独立思想，自然也就谈不上语言的独创。后来周作人在30年代对八股、策论研之颇详，他和傅斯年一样也认为这种文章格式乃是中国文学的正统，亟须批判，却又轻易撼动不得，惟其如此，才需要冷静下来好好研究，以促使国人临笔为文时有所自觉。傅斯年没有清楚地指出在新文学运动中谁的文章以“外发”为主，我认为新文学发动之后，继续写“外发的文章”而取得巨大成功的当首推胡适。胡适“外发的文章”在思想内容上与八股、策论不同，写作手法却一脉相承。关于“内涵的文章”，傅斯年说“《新青年》里有一位鲁迅先生和一位唐俟先生是能够做内涵的文章的”，在他看来鲁迅和唐俟(鲁迅当时一个笔名)是新文学以来唯一会写“内涵的文章”的作者，这话貌似绝对，却点出了鲁迅在文章修辞上的特殊性。这些问题我在《“胡适之体”与“鲁迅风”》中多有论述，现在也并无什么新见。
    1925年，胡适给顾颉刚编辑的《吴歌甲集》写序，次年作《海上花列传》考证，都热情肯定“方言文学”，并附带谈到《阿Q正传》如果用绍兴方言来写，一定更精彩。胡适从五四时期语言争论所包含的一个侧面——方言土语——的角度提出了对鲁迅小说语言的批评，未必符合鲁迅自己的语言策略，却可以引起我们对鲁迅心目中的“方言文学”的兴趣，据此可以继续研究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如何处理方言的问题。比如我们可以思考一个触目的问题：鲁迅在《阿Q正传》中究竟让阿Q及其周围人说什么话？鲁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语言策略？最近，一定程度上响应着广州、上海两地“方言保护”的呼声，文学界和语言学界也重新提起“方言文学”的问题，有人引用胡适、刘半农、张爱玲等关于“方言文学”的鼓吹而赞同在当代文学创作中继续现代作家的这一未竟之业，却很少关注鲁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思考与实践。其实在现代文学中，不同意“方言文学”的大有人在，鲁迅、郁达夫、茅盾、钱锺书、吴组缃等作家对此不仅有文学创作的实践，也有理论的阐发。如果说“方言文学”是中国文学语言的一套“现代方案”，那么这套“现代方案”从一开始就有分歧，需要仔细加以辨析，方可知道现代作家完整的想法，而对当代文学的方言问题获得比较理性的认识②。
    1935年4月，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有一大段对周氏兄弟“文体”的评论，引用率一直颇高，其中谈到“鲁迅作文的秘诀”，主要引用鲁迅自己在《两地书》中对许广平说过的话，就是竭力抓住论敌要害，攻其一点，不及其余。郁达夫将这方法概括为“寸铁杀人，一刀见血”，“辛辣干脆，全近讽刺”。这主要是对鲁迅论辩方式的描述，兼及语言风格。郁达夫在风格学层面描绘鲁迅文章给他的印象，初看似乎和语言文字无关，但风格学范畴往往正是语言文字细节最终抵达的境界，一定的风格学描绘有助于我们反过来研究作家字句层面的经营，尤其“全近讽刺”一语，我觉得最能启示我们理解鲁迅语言与整个中国文学之语言背景的疏离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独特魅力，这个下文还会谈到。
    1935年9月，李长之在《鲁迅之杂感文》一文中说：“谁都知道鲁迅的杂感文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他的文字，有他的一种特殊的方式。倘若说出来，就是他的笔常是扩张又收缩的，仿佛放风筝，线松开了，却又猛然一提，仿佛开水流，却又预先在下流来一个闸，一张一弛，使人的精神有一种愉快。读者的思想，先是随着驰骋，却终于兜回原地，也即是鲁迅所指定之所。这是鲁迅的文章之引人的地方，也是他占了胜利的地方。”鲁迅用什么方法取得这种效果？李长之认为，秘诀就是鲁迅对“转折字”的妙用：“他用什么扩张人的精神呢？就是那些：‘虽然’、‘自然’、‘然而’、‘但是’、‘倘若’、‘如果’、‘却’、‘究竟’、‘竟’、‘不过’、‘譬如’、‘而且’……他惯于用这些转折字。这些转折字用一个，就引入到一个处所，多用几个，就不啻多绕了几个弯子，这便是风筝的松线，这便是流水的放闸。可是在一度扩张之后，他收缩了，那时他所用的，就是：‘总之’……。”此外，鲁迅还会用一种“紧缩用的补充。他这种补充，所凭藉的是他的精神贯注，思想的迅捷，文章不论跑多远，风筝放开去吧，线总可以索回来”③。李长之是有意识地提倡从语言文字角度研究中国文学、同时也有意识地反省五四白话文理论之偏失的敏锐的批评家和理论家，他关于鲁迅杂文“转折字”的说法很有启发性，尽管未能深入展开。
    鲁迅逝世那年，周作人迅速发表的《关于鲁迅之二》也论及鲁迅语言，特别提到鲁迅因为感染章太炎的“文章复古”思想，并因亲炙章太炎而获得的“小学”训练，使鲁迅产生了“一种文字上的洁癖”。周作人还具体分析鲁迅在文章上如何消除最初受到的严复的影响，转而倾向于章太炎，但后来又认识到“复古的无谓”，终于走向白话文创作的过程④。这都为鲁迅语言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有迹可循的道路。
    蔡元培1938年为《鲁迅全集》作序，谈到鲁迅的天才，特别拈出“用字之正确”，言简意赅，高屋建瓴，诚为不刊之论。鲁迅在世时，邢桐华、黎锦明、陈子展等都曾说过鲁迅是“文体家”，虽然并不为鲁迅所首肯，但他们在鲁迅研究中不约而同凸显语言的重要性，这一研究和批评的导向是值得重视的。
    郭沫若在他不多的认真谈论鲁迅的文章中也曾具体分析过鲁迅与庄子在用语上的关系⑤。郭沫若的文章启发了许多学者如许寿裳、钟敬文、台静农、唐弢以及后来张向天、周振甫、王瑶等研究鲁迅小说、杂文和旧体诗的用语同中国古代作家的关系⑥，并旁及鲁迅许多“今典”与外国文学的联系(如关于《自题小像》中“神矢”的争论)。这种研究一直不见系统的成果，但也不绝如缕。
    1939年8月，叶公超在重庆《中央日报·平明》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谈白话散文》的文章，认为“中国文字的特殊力量，无论文言或白话，多半是寄托于词语上的，西洋文字的特殊力量则多半从一句或一段的结构中得之，有时词语的力量也可以运用到相当的程度，但终不及句段的力量来得可观”。叶公超认为，“文言几乎全部得力于语词，白话文却不尽然，但仍以语词的力量为显著，鲁迅的文章就是一例。他的力量就在语词里……他的好句子也多半是一个或几个语词构成的，短悍、锋锐、辛辣、刻毒——所有他文字的特色都埋伏在他的语词里。”⑦
    叶公超这个看法触及新文学中一个普遍被忽视的语言问题。在叶公超之前，周作人早就于五四退潮之后不久就开始认真反省胡适之白话文理论的偏颇，其中主要一条就是讨论旧的“国语文”的传统如何继续为新的白话文所用；新文学家应该如何妥当地继承中国文学数千年来因为使用汉字而造成的种种修辞技巧的问题，周作人更是念兹在兹。郭绍虞20年代末紧接着周作人的思路开始具体研究“赋”对中国文学语言的影响，30年代中期以后郭绍虞的中国文学语言研究自成一格，他的《中国诗歌中之双声叠韵》(1934年)、《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1938年)、《中国语言所受到文字的牵制》(1946年)，深入阐述了中国文学如何受中国文字的限制以及中国作家如何利用这个限制而在文字上造成种种修辞方式，和1942年出版的朱光潜的《诗论》彼此呼应，可说是当时对中国文学语言所展开的最有系统最见深度的研究。周作人、郭绍虞、朱光潜都对胡适之白话文理论有所补正，叶公超的文章比较简略，但他和朱光潜一样，明确以中西方文学的语言文字的比较为参照来讨论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并明确将这种中西文学语言差异论运用于鲁迅身上，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批评家而超越学者的地方，比较起来，周作人、郭绍虞和朱光潜谈了许多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却一再忽略了最不应该绕过的杰出的新文学的语言实践者鲁迅。
    叶公超强调鲁迅善于练字，忽略了鲁迅在句法上杂糅欧化与古文传统的苦心经营，类似李长之所分析的“转折字”的问题，叶公超就未曾顾及。从先秦两汉古文到六朝骈文，再到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以及桐城派古文，包括明清两代登峰造极的八股策论，历来作者在“句法”上无不殚精竭虑，以求超胜，而历代“文论”对此也有精深钻研。鲁迅的语言，无论小说、诗歌、杂文，都并没有离开中国文学这个力求在句法上争奇斗艳的传统，而且这个传统在受到西洋和日本文学的刺激之后，在鲁迅身上更有所发扬，比如“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必竟无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祝福》)。这样一句完整的由“因为……所以”统领而内部极富转折变化的长句，不正是叶公超所谓西方文学之所长和中国文学之所短的语言现象吗？
    但叶公超的偏颇不为无因，他单独强调鲁迅练字之讲究，这在五四以后受欧化影响而日益依赖日趋僵硬和单一化的语法构造的白话文世界，仍然具有纠偏作用，尤其可以矫正片面追求句法效果而不知练字的偏颇，而此偏颇愈到后来便愈加成为中国文学语言积重难返的一大弊端。
    1949年以后，从文学语言角度研究鲁迅的文章不计其数，但都比较零散，且囿于风格学描述，很少落实到具体字句和篇章结构的分析。1982年出版的孙玉石先生《〈野草〉研究》有专章谈“《野草》的语言美”，还在附录中考察鲁迅修改《野草》的细节，以此“蠡测”鲁迅的语言艺术，稍见系统性。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李国涛先生《STYLIST——鲁迅研究的新课题》一书更加全面地研究鲁迅语言的前后期联系，该书将许多学者和作家对鲁迅语言的零星研究做了一个初步总结。
    以上简单回顾了五四以来各个时代有关鲁迅语言的代表性论著，略窥前人在这方面的耕耘。今后如要更深入地研究鲁迅语言，应该首先梳理和反省五四以来相关的研究成果。鲁迅并非孤独的语言探索者，他的语言实践总是针对当下语言环境而发，因此梳理和反省五四以来有关鲁迅语言的研究传统，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理解鲁迅是在怎样的语言环境中进行他的语言探索的。
    二
    其次，语言问题在鲁迅那里乃是由无数语言细节组成的基本方法论。
    从语言角度研究鲁迅，这个思路并非什么人的独创，而是在新文学运动内在肌理中自然而然产生的。鲁迅这一代作家进入文坛，首先面临着如何在语言上杀开一条生路的问题，他们不像古代作家那样在相对稳固和封闭的语言环境中写作，而是亲手发动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语言革命，并在这场革命所开启的变动不居的汉语现代化浪潮中创作，因此他们每前进一步，都跟语言文字上的筹算有关。
    所以研究鲁迅的语言，固然离不开对语言细节的把握，但又不能始终停留在语言细节上。语言问题在鲁迅那里乃是由无数语言细节组成的基本方法论。
    对此鲁迅有很清醒的意识，他在文章中谈论语言的地方真可谓俯拾即是，但他所有针对语言的谈论都并不局限于语言。鲁迅谈论语言文字问题，总是习惯性地牵涉到对自己的文学理想直至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理解，而当他谈论自己的文学创作和现代中国整体文化问题(包括某些具体艺术门类)时，也会很自然地谈到语言问题。
    比如陶元庆的绘画就令他想到白话文的“欧化语体”，虽然他并不打算用“欧化语体”来“比拟”陶元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完中国的民族性”的画风，但还是敏锐地指出了这二者之间毕竟有相通之处：
    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用密达尺来量，是不对的，但也不能用什么汉朝的考褫尺或清朝的营造尺，因为他有已经是现今的人。我想，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⑧
    这就不只是谈陶元庆的绘画，也不只是谈“欧化语体”，而是讨论包括陶元庆的绘画和“欧化语体”在内的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材料、方法和评判标准的问题了。
    又比如，谈到上海市民爱看西方电影和文学对非西方文化中“奇特的(grotesque)，色情的(erotic)东西”的描写时，鲁迅认为中国马上也要或已经被西方文艺家们如此这般地描写了，因此他提醒国人“要觉悟着被描写，还要觉悟着被描写的光荣还要多起来，还要觉悟着将来会有人以有这样的事为有趣”⑨。“被描写”是现代中国文学、电影乃至一切文化领域的基本格局，在文学和学术上，“被描写”首先就意味着缺乏语言的自主性与独创性，一切都是借用他人的名词术语来描写和谈论自家的事，结果就造成了一种不是自己来描写也无法描写自己的遮蔽性的“被描写”的语言。鲁迅的文学，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反抗“被描写”的现代命运中创造出来的一套切合中国社会文化的自己描写和描写自己的语言。胡绳认为，要学习鲁迅，重要的一条就是学习鲁迅的文体，而学习鲁迅的文体就必可避免要学习鲁迅杂文的文体，而鲁迅杂文的文体的意义不限于杂文，也启示着我们从杂文中所包含的“许多极好的论文”来学习一种“中国化的文体”，以“争取学术的中国化”：
    那些论文是写得如何地细致，生动，近人情，是迫着读者不能不读下去，而且不能不心服的。这些论文中没有抽象空洞的话，没有学者的炫弄，没有陈腐的八股，这是真正中国化的文体。为了消灭八股，争取学术的中国化，鲁迅文体是必须学习的！⑩
    胡绳这篇文章将有关鲁迅语言的讨论从文学领域明确带到理论和学术领域，这样一来，鲁迅语言、鲁迅文体一下子就获得了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学习鲁迅的文体，不仅有助于现代文学的道路的确立，也有助于我们建立中国化的学术语言。
    对此胡风也有类似的表述，他认为善于学习外国进步的学术文化的鲁迅并不直接搬用和依赖外国的概念，鲁迅和晚清以来中国的许多思想运动的领导人物全部相同，“那些思想运动者只是抓住了一些‘思想’，容易记住也容易丢掉，而鲁迅却把思想变成了自己的东西。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表现出来的是旧势力望风崩溃的战斗方法和绝不被旧势力软化的战斗气魄”，这后一点，胡风概括为鲁迅所特有的“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而“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在语言上的表现，就是把外国进步思想化为自己的血肉，不只是仅仅“抓住”那些思想的体系或字句，甚至“思想本身的那些概念词句几乎无影无踪”(11)。竹内好说鲁迅一生都反对“抽象思维”，也就是反对借助现成的概念和思想体系来论述一切现实问题的机械的做法和同样机械的文风，竹内好的见解，可以和胡绳、胡风的说法相互发挥。
    这是一个大问题，尤其看看今天中国文学和中国学术无不深深陷入“被描写”乃至“看不懂”的深渊，回头再读鲁迅的文章，包括重读境界不及鲁迅而在反抗“被描写”的精神上常有相通之处的其他现代作家和现代学者的著作，他们的思想学术的自觉和语言自觉的连带关系，就昭然若揭了。
    再比如“历史中间物”这个说法，现在差不多已经被很多学者当做鲁迅研究的一个基点，但他们有意无意忽略了鲁迅“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写在〈坟〉后面》)这句话，鲁迅本来是讲他自己的语言的。把鲁迅讲他自己的语言的一句话拈出来作为他的思想基点，之所以显得比较自然，就因为鲁迅整个的思想和文学都可以回转到语言层面而获得确定的了解。学者们做完第一步工作之后，就“得意忘言”，这种现象，或许正说明了今之学者已经处于言/意分离的境地，他们只知道追求“意”，追求各种应时应景的学说、真理、话语，却丧失了逞心如意的言。他们和鲁迅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的每一步举措往往都并不关乎他们的语言，他们如胡风所说，是“坐着概念的飞机去抢夺思想锦标的头奖”(12)。这样的乘客没有自己的语言，他们的皇皇巨著，在生活的土地上行走的人都“看不懂”。
    又比如在讨论知识分子何以自处时，鲁迅也常常回到语言，把知识分子的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反之亦然，在讨论现代中国合宜的语言策略时，又将语言问题转化为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具体来说就是转过来讨论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在语言中自处，如何在众多的语言选择的可能性中踏上一条适宜的道路。比如，他看到有些貌似激进的知识分子“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主张什么都要配合大众的胃口，甚至于说要‘迎合大众’，故意多骂几句，以博大众的欢心。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但这样下去，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应该“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做自己的喽啰。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13)。这就从大众语问题很自然地延伸到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这个现代中国的根本问题上来了。
    鲁迅许多杂文对国民性的批判，对现实政治的讽刺，往往也是对表现国民性和现实政治的某些关键的语言现象的讽刺与批判。比如他对大家熟视无睹的一句通常的“国骂”煞有介事的研究(14)，对中国式的“宣传语做戏”的针砭(15)，对文坛、政界和民间各种“豪语”的大打折扣(16)。有些杂文，看似仅仅简单分析了几个常见字眼，就令人豁然开朗，仿佛一下子看到这些字眼背后长期隐蔽着的事实真相。比如他对“来了”一词巧妙的透视(17)，从别人所谓“杀错了人”过渡到他自己所谓“看错了人”(18)，从成语“三思而行”转到实际上的“一思而行”(19)，以及对报纸和口头上常见的一些动词“爬”“踢”“撞”“冲”“揩油”“推”“吃白相饭”的分析(20)，往往由表及里，披文入情，对这些词语包裹着的习以为常的糊涂、愚昧、悖谬予以无情揭示。有人说中国是“文字国”，鲁迅认为倒不如说是“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21)，所以他的习惯于“咬文嚼字”并非学究式的斤斤于字句的表面，而是希望透过字句这一层来“鉴别灵魂”，暴露国人玩弄“文字游戏”时的用心所在，但因为中国国民性和国民的灵魂就寄寓在这些看似极普通的字句之中，鲁迅的精神批判和现实批判，实际上就不得不经常从字句入手，不得不表现为一种漫无边际的日常性的语言的搏斗。鲁迅的语言，往往表现为一种不屈不挠的语言的搏斗。超越中国的语言文字来研究中国，或者另外生造一套学术语言来讨论中国问题，这是鲁迅从来未曾设想的方法。也因为如此，离开鲁迅的语言来研究鲁迅的思想方法，就必然成为空中楼阁。
    在国内鲁研界，确实有不少人注意到鲁迅的语言，而把鲁迅的语言问题上升到方法论高度，还要等日本学者木山英雄《从文学复古到文学革命》翻译成中文之后。木山以章太炎和鲁迅两代作家为例来追溯“白话取代文言”的历史过程，是到目前为止把鲁迅的语言问题提到方法论高度并分析得最透彻的一篇大著。但这篇文章着重点是章太炎而非鲁迅。鲁迅的语言问题毕竟要在新文化语境中考察才更加充分。我在20世纪90年代对“胡适之体”和“鲁迅风”进行过比较研究，认为这是对现代汉语发展的两种不同的筹划，可惜在研究界并没有引起什么认真的呼应。所以木山之后，如何把对鲁迅语言的细节考察上升为考察鲁迅的基本的方法论，应该还有继续讨论的学术空间。与此同时，又必须防止一种偏向，就是把从鲁迅语言那里得来的某种认识无限拔高，上升为脱离鲁迅语言的哲学和政治的方法论高度。
    三
    如何将我们对鲁迅语言的研究提升为对鲁迅及其同时代作家的语言成就的整体估量。
    由于对鲁迅的语言问题认识得不够充分，一些关心鲁迅的中学语文教师、鲁迅研究者、现代文学研究者和一般文学爱好者似乎都抱定一个共识，认为鲁迅的语言处在过渡期，是“中间物”，所以不能算成熟的现代汉语，很多地方不规范，比如文白夹杂，多用外文词，还带有南腔北调的痕迹(没有很好地处理书面语与方言口语的关系)，总之不符合今天成熟、规范的现代汉语标准。这种说法比较流行，鲁研界却一直拿不出满意的答案，不能不算是一个遗憾。
    其实优秀作家的语言对后代的意义，不完全是建立一种典范，它也可能主要是在探索多样的可能性——这当然也可以在建立典范的意义上来理解，但这个意义上的典范就截然不同于静止的标准和规范了。要从现代作家典范的白话文作品中总结现代汉语书面语的语法规范——关于普通话书面语的这个定义，很容易误导人们将现代作家(比如鲁迅)作品在语言上的价值狭隘地理解为单单为后世建立静止的语法规范，而忽略了他们的作品留给后人的启示或许主要是探索语言发展的多样可能性。换言之，把“典范”理解得太死，等同于“规范”，就会很容易“发现”：有典范意义的鲁迅的作品在语言上反而往往显得不够规范，而一旦有这个“发现”，就又会单向地以后来的“规范”核准先驱者的“典范”，结果只看到“典范”不合“规范”，看不到“规范”对“典范”的狭隘化认识，其必然的结论，就是认为鲁迅语言还不够成熟。
    优秀作家的写作总是创造性的，其主要的努力方向是探索新的语言的可能性，初衷并不是要设立一套僵化的规范。比如鲁迅翻译的时候，希望不改变外文原著的句法结构，用“直译”的方法来创造汉语本来没有的表达，而非迁就汉语固有的习惯。他说自己的翻译“大抵连语句的前后次序也不甚颠倒”(22)，“文句大概是直译，也极愿意一并保存原文的口吻。但我于国语文法是外行，想必很有不合规范的句子在里面”(23)，鲁迅好像预感到后来会有人从“不合轨范”的角度来狭隘地理解他的语言探索！比如他翻译的《小约翰》里有这样一句：“上了走向那大而黑暗的都市即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的艰难的路了”，他承认这很“冗长而且费解”，但申明此外别无更好的办法，“因为倘一解散，精神和力量就很不同。然而原意是极清楚的：上了艰难的路，这路是走向大而黑暗的都市的，而这都市是人性和他们的悲痛之所在。”显然，鲁迅不是不会像梁实秋等人那样“打散”，令译文通俗易懂，符合汉语固有的习惯，只是他不愿放弃直接模仿原文文法可能带来的效果。这样处理可能“不合轨范”，但在探索汉语新的可能性上却具有典范意义。所以今天看来，鲁迅的语言也许并不规范，却比所谓规范的现代汉语或许更有生命力。
    这一点很多人没有认识到。今天的汉语越来越狭窄，跟鲁迅那个时代的汉语的丰富性相比，“进化”之中有了许多“退化”的迹象。
    一般研究鲁迅的语言，往往强调它的继承性和借鉴性，即强调鲁迅如何从文言文、古代白话文或翻译中汲取语言养料。特别在翻译语言的研究上，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论著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但这都还是就鲁迅谈鲁迅，至于把鲁迅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语言的历史中考察，这个题目还远没有做完。
    比如今天汉语写作的现状，一方面好像越来越趋同，在书面语表达当中越来越缺乏个性，所有的用语好像都是古人或现代人用滥了的。但另一方面，特别在网络上，我们的语言又越来越芜杂，缺乏确定性。很多网络语言要去问使用的人才知道确切含义。这是很奇特的语言景观。网络对口头语和书面语的影响都很大，许多人已经不能离开网络语言说话了。现代汉语显然又在经历一场暴力冲击。鲁迅的语言经验还能介入对当前一些语言现象的分析吗？
    鲁迅那时候没有网络，但鲁迅及其同时代作家的语言实践和今天的网络语言也有一比，就是巨大的互文性和群众参与性。许多新的表现法都是在彼此激发、互相模仿的情况下生成，在新文学高涨时代也有过类似网络时代的那种语言狂欢。区别在于鲁迅及其同时代作家据以“狂欢”或“游戏”的语言资源很丰富。他们从小就读古书，后来又读外文，之后又很自觉地背负起创造新国语的使命。他们还有一个贡献，就是把口语和方言的因素吸引进来。总之，诚如朱自清在给《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卷》所写的选编感言所说的，新文学初期作家们是在运用各种语言资源来学习新语言、寻找新世界。
    朱自清把现代文学的语言定位成一种学习型语言，非常高明。大家都在学，没有人依靠一种现成的规范语言，每个人都是法自我出，法由我立。这固然很芜杂，不规范，但背后是丰富，是勃勃的生气。而且我们看现代文学那些中等水平以上的作家异常芜杂的语言也并没有太多的失误，太多的不合文法之处，或有意无意拿母语开玩笑的地方。今天的网络语言似乎也很丰富，日夜“孳乳”，但背后其实是匮乏，是创造力的匮乏，也是真正的规范的缺失。
    有些网络语言虽然流通面广，但缺乏有根据的创造，起初尽管大家兴奋不已，但时过境迁，留下的只是空虚。比如“给力”，“神马都是浮云”，十四亿人口的大国为这几个小小的词语游戏兴奋不已，不是很大的羞辱吗？这些词一旦流行，就把别的词冲掉了，而实际上这些“新词”又并没有多少东西，就因为新鲜，来自网络，才如此受欢迎。“给力”跟过去也一度流行的“带劲”“来劲”有什么本质区别(王蒙不是还有一篇题为《来劲》的小说吗)？把“什么”变成“神马”，语音上是有一点可以琢磨出来的滋味，好像更加满不在乎，但好像比北方方言里头的第四声“嘛”更进了一步，但和平常的“什么”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充其量，都是因为精神上空虚和语言上荒疏，才让这些小花样、小捣乱乘虚而入。
    关键是这些小花样、小捣乱的语言资源很有限，是在吃老本，在日益枯竭的语言资源中姑且翻几个小筋斗。再举一例，现在许多网络写手不仅喜欢“自铸伟辞”，也喜欢给自己起一个“艺名”，往往都是从某一本古书上抄来，但与他们主要依赖的当下语言格格不入，其功能无非在于吸引眼球，榨取一点与自己渐行渐远的文言文传统的剩余价值，所以这些“伟辞”和“艺名”就好比网络作家的语言实体上的零星小补丁、小点缀而已。
    相比之下，现代作家的语言资源不仅是他们积极争取而来，他们还努力将积极争取得来的语言资源融入新语言，也就是融入他们正在创造的白话文之中。他们向域外伸手去争取(不一定是英文，还有别的语言，德文，俄语，日语……)，像古代“拿来”，目的都不是为了点缀，不是为了吸引眼球，而是试图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丰富汉语的固有表达法和表现力，比如鲁迅所仰慕的所推重的日语的“幽婉”，德语(西文)的“严密”，以及他所谓“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24)等等。
    向域外“拿来”的同时，现代作家也向古代“拿来”，并且琢磨如何让文言文和古代白话文适当地进入新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也就是复活一度被胡适之宣布为“死文字”的东西。这方面鲁迅的成就最为突出。鲁迅如何化用文言文？许多人注意到他作品中文言因素很多，但进一步要问鲁迅是如何运用这些文言因素，就不很清楚了。我觉得，郁达夫所谓“全近讽刺”，或许可以用在鲁迅和文言文的关系上。瞿秋白看到鲁迅多用文言，就说鲁迅有一种“用文言做本位”的倾向(25)，其实他没有意识到鲁迅很可能是以“全近讽刺”的态度和方法将文言请进白话文，用看不见的加引号的方式来使用文言。这样鲁迅就不会让自己完全站在他所使用的文言的立场，更不会将自己完全消融于文言所代表的那个的世界。不管他的文言运用得如何纯熟，和白话文结合得如何巧妙，鲁迅与笔下的文言总是保持一段距离。
    鲁迅使用文言，和周作人使用文言，就有明显的不同。周作人至少是一部分身体完全站到了他所使用的文言所牵连着的那个世界里去了。周作人文章里头的文言因素可能并不比鲁迅多，但周作人并非在“全近讽刺”的意义上使用文言，而是不加改变地将文言(尤其是文言里最不容易融入白话的虚词)硬生生地加入他的“絮语”式的白话文，因此尽管周作人主观上希望他的文章更质朴、更浅白，但由于这些文言虚词难以消化，结果就令其“絮语”式的白话文比鲁迅的文白夹杂的白话文更加难懂。往往一些原本浅显的道理，被周作人组织进一长篇充满文言虚词的“絮语”，反而显得文艺暧昧，令人难以把握，甚至因为无法轻松地追随他的文理思路而昏昏欲睡，而鲁迅的“宁可引古语”，目的反倒是为了文意显豁，“希望总有人会懂”(26)，这和他在翻译中“时常加些新的字眼，新的语法”一样，并不回避一定的难度，但是“以偶尔遇见，而想一想，或问一问就能懂得为度”。鲁迅的结论是：“必须这样，群众的语言才能够丰富起来。”(27)
    我过去也同意瞿秋白的有关“用文言做本位”的说法，甚至进一步认为鲁迅在对待文言的态度上有巨大矛盾，亦即在写作实践上继续使用文言，而在意识形态的宣告中不停地诅咒文言(比如《二十四孝图》开头那段文字)，现在看来，我的看法需要修改了。这其实只要一读《狂人日记》主体故事的白话文和小序的文言文，就可以更清楚地获得理解。小序所用的文言文不就是“全近讽刺”的借用吗？其中所暗含的讽刺精神，不是完全可以和主体故事使用的白话文所显示的狂热的呐喊和批判精神相得益彰吗？
    陈子展在分析鲁迅晚年的系列杂文《“立此存照”》(共有七篇，均收入《且介亭杂文末编》的“附集”)时认为，“立此存照”本来是汉魏以来民间契约书的惯用语，鲁迅只是“借用”，“故意用在不甚切合的地方，又好像很切合，出人意料，令人意会，所以有趣，好笑。这个凡是善于讥刺诙谐的作家，每每欢喜用这类修辞的手法。又，这种借用似乎也是引用辞格的一法，我以为不妨称为借引。”(28)陈子展建议用“借引”这一特殊的名称来命名鲁迅这一修辞手法，似乎尚未意识到这种手法在鲁迅著作中的普遍性和更加根本的意义。
    鲁迅对于夹杂在白话文里的文言采取“全近讽刺”的态度，这一点，许钦文较之陈子展，似乎看得更加分明。许钦文举《肥皂》中和四铭同属“移风文社”的卜薇园的那句“那到不然，而熟知不然！”为例，认为这正如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只要识得文句，读了以后总免不了捧腹大笑。”为何“捧腹大笑”？不就是因为感到了这其中的讽刺效果吗？许钦文进一步解释说，“或者以为采用这种半文言的句子，对于普及大众语是不对的，但应该明白，鲁迅先生在写《肥皂》的时候，文言还很通行。而且同这题材关系密切的读者，本是大半识得文言的。如今论文学，文字浅固然是个重要条件，但在碰到什么敌人就用什么手段应付的战士，原没有固执几点的必要”(29)。
    鲁迅对文言有感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清醒地意识到这感情好比伤酒之人对酒的依赖，未曾伤酒的青年人自然不必效法(30)。酒(文言)是他依恋但又是他憎恶的，他对文言的讽刺是自嘲，也是对他所憎恶的文言世界的攻击，是“碰到什么敌人就用什么手段应付”的那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策略。
    另外就是口语和方言土语问题。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作家把方言文学和国语文学的张力推到了极致。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吸收方言，要口语化到什么地步？他们花了很多功夫去摸索。
    四
    最后，就是如何从我们对鲁迅及其同时代作家语言成就的整体估量出发，转向对当下汉语写作的思考。
    在触及当代作家语言问题时，我经常会连带谈到现代作家的语言经验，这也许过于迂腐，因为今天的青年作家还有几个真正熟悉现代作家的语言经验？今天的汉语写作并不完全是在现代作家造成的现代汉语书面语的成就上往前走，而是在70后、80后、90后作家的应试教育和相应的语言环境出发，在这里面翻一点筋斗，做一点花样。这种“创造”所凭借的资源如何可想而知，所以当下文学的创造性缺乏不值得奇怪，也不必去责备——我们自己就身处其中。但是，如果把自己所处的语言现实加以美化，不懂得先驱者们筚路蓝缕的勋业，就很无聊了。有人甚至说汉语写作到今天才是最成熟的。回头看看历史，说这话的人是应该要倒吸一口凉气的。
    从五四那一代作家开始的语言方面的学习还远远没有、也不能结束。我们还在学习，还应该继续学习。只有保持一种积极的学习姿态的语言才是有生命力的语言，在语言上自我封闭自我美化的态度最要不得。研究鲁迅的语言，可以帮助我们获得一种语言的自觉，如果这样，鲁迅研究便可以有效地介入今天的语言现实了。
    谈到“拿来”，自然就想起翻译。现在翻译的人单纯做翻译，而且是利用现成的语言来翻译，不像鲁迅他们那样通过翻译来丰富汉语的表达。不仅如此，他们还嫌弃别人翻译得不好，要“重译经典”，结果在翻译语言上不进反退。时下盛行的各种“经典重译”，不一定完全出于商业考虑，还有一种立足当代的语言狂妄。他们认为现代作家的翻译不够好(不够规范)，必须由他们来重译。
    有趣的是鲁迅也主张“重译”，写了许多杂文为“重译”辩护。鲁迅对那时候的“重译”很宽容，不同意许多人苛求“重译”，因为在他看来，“重译”会获得不同的语言体验。在这一意义上，他不仅赞成多多地“重译”，还支持“转译”，即在条件不具备时可以不从原文出发，而由第二、第三种语言的译本进行中文翻译。从不同的语言的译本出发翻译同一部作品，也会有意想不到的语言体验。今天“转译”几乎没有了，更多的是“重译”，但这种“重译”目的并非丰富汉语的表达，而是性急地抹杀他人的译本，取而代之，所以很少有新的译本真正后来居上，或别具特色。
    还有一种情况，某些“独家翻译”也未能获得语言上的崭新体验和创造。比如林少华译村上春树，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先生认为太汉化了，要么添油加醋，要么使日本语来就范汉语，这就失去了作为外语翻译的特有精神。我们现在的翻译所使用的汉语国语固化和狭窄化了，已经很难容纳另一种语言精神。所谓“规范”的汉语，既不能容纳我们的先辈像鲁迅的现代汉语，也无力容纳西方或日本的语言。
    这说起来还是一种不学之累。不学习就不懂谦虚，就认识不到我们的语言有待完善的地方，我们的语言也就因此失去弹性，容易变得固化和僵化。
    就文学语言来说，一个富有朝气的创造性的文学时代，必须是敞开来学习的时代。东西方的大作家们都不仅仅活在当代，在语言上他们可能还活在几千年传统之中。杜甫、韩愈、苏东坡这些人就是。杜甫很绝，“无一字无来历”，他的诗歌经常追念先辈，从诗骚到汉魏，“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当代中国文学家，或者是和文学家一起工作的批评家、研究家们，有没有这种学习的姿态和学习的广度与深度？如果没有，就谈不上语言的反省，因为你没有参照系。随便说当代语言不好，还只是一个假设。假设不建立在对比的基础上就容易空洞。不掌握一种外语，没有对方言的敏感，没有对古汉语、对现代作家语言的熟悉，冷不丁地说今天的语言不好，“汉语危机”，要改变，要走出危机，试问怎么改变？怎么走出危机？
    但这也并非说，前辈作家们已经把语言资源吸收到极限，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新的资源可以开掘了。我的意思只是说，我们今天还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语言环境，从而有所作为。我们不仅要像鲁迅那样去开掘，去到处“拿来”，不能坐享其成，满足于利用现代作家为我们争取的资源，此外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语言环境，而思有所应对。有时候即使最糟糕的语言环境也有可能变废为宝，开掘出意想不到的语言空间来。
    所以在向域外、向古代学习和拿来的同时，还要在当下的语言环境中开辟生路。备受诟病的今天的语言也并非一无是处。我这里说的不是一个伦理的、政治的或美学的批评，而是说我们首先要承认这是我们的语言现实，不承认是不诚实的，结果也不会利用。
    有人因为鄙夷当下语言环境，干脆别转身来学习写古文，比如模仿《金瓶梅》《红楼梦》的语言，模仿外文，或拼命鼓吹“方言写作”。这种离开和回避当下语言环境的凌空蹈虚之举，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相反，我倒看到一些比较聪明的作家，善于“利用”备受争议的当下语言环境，加以反省或对象化，很有一种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样子，像王蒙对过去意识形态语言的戏仿，像阎连科对同一种意识形态语言的跟王蒙有所不同的处理，都有点别开生面的意思。
    在这意义上，我觉得台湾作家因为没有经过革命语言的洗礼，跟大陆语言相比，就缺乏一种置身历史之中的自我挣扎的痕迹，缺乏一种血色。他们更多是书斋里出来的古代汉语或现代国语的混杂品，比如余光中的散文和诗歌，还有朱天文、朱天心姐妹的创作。在大陆一度受到推崇的胡兰成，包括叶落归根、更多承袭现代国语文传统的木心的作品，也可作如是观。
    向域外、向古代、向现代寻找资源固然重要，但不可脱离当下语言现实。所谓正视当下语言现实，包括正视我们语言的不足，并进一步考虑到：是否有可能从自己并不满意的当下语言现实中汲取一份源于生活的活力？
    比如卡夫卡，他是犹太人，曾为奥匈帝国臣民，之后又变成捷克国民，但他写作时不得不用简单的德语来写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与挣扎，所以他的简单的德语反而道出了一种现代人的体验。同样，我们很多作家到国外去用简单的英语写作，或者外国人用简单的汉语写作，都面临这种反败为胜的可能性，关键看你是否有意识地去争取。这有一个前提，就是他们必须对自己的语言处境有充分自觉。你到了国外，你不得不用简单的语言写作，拿出你的浑身解数。同样的情况是否也可能发生在扎西达瓦、阿来等非汉族而是用汉语言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写作？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不仅鲁迅对文言文的疏离化的使用，可以作为一笔共同的遗产，为今天各路作家所继承，而且鲁迅与他的时代的语言现实的整体联系，也足以启发我们理解当前的语言环境，从而设计我们自己的语言策略。鲁迅疏离化地运用他所熟悉而又极端警惕的文言文，所以他反对施蛰存等人鼓励青年作家从《庄子》《文选》中寻找字汇；但与此同时，我们并没有太多地听到鲁迅抱怨他那时代的语言现实，他对章士钊、林语堂、刘半农、章太炎、施蛰存、瞿秋白等人的语言主张的反驳与商榷，主要针对主观的语言领悟，而非客观的语言现实。相反，他对无论如何的语言现实和语言资源都是主张积极利用，比如他对被胡适之宣布为“死文字”的文言文的利用，又如他对被守旧者污蔑为“引车卖浆者流”的群众语言的“博采”——他利用文言文却不是简单地站在“文言本位”，他“博采”群众语言但主张必须有所提炼和改造——甚至和他对待文言文一样，也是有所疏离、有所批判的(比如国骂“他妈的”)。
    今天经常听到有关“汉语危机”的哀叹。其实“危机”并不单方面来自客观的语言现实，好像只是外面的语言败坏了，与我无关。“危机”首先来自主观上对客观语言现实的领悟和对待方式，来自主体内在的语言能力。
    伟大作家的语言艺术建立在自觉的语言疏离和语言投入相互交织的语言意识上。他们对包括母语在内的一切语言的热爱都不只是单纯的沉湎和敬谨接受，而是有所疏离的沉湎，有所沉湎的疏离，是灵魂的安逸和不安的纠缠在语言上的呈现。对于他们，诚如海德格尔所说，“语言是存在的既敞开着又遮蔽着的到来”，他们终身热衷于真切的语言体验必然包含的这种持续不断的矛盾与挣扎。什么时候回避了这种矛盾与挣扎，委身于某种现成的语言“规范”，那么语言的探索和创造也就停止了。
    2012-6-18写
    2012-7-10改

    注释：
    ①参考笔者所著《鲁迅六讲》(增订本)，第三篇《心生而言立》，第六篇《反抗“被描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汉语别史——现代中国的语言体验》，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②详见拙作《方言、普通话及中国文学南北语言不同论——从上海作家说起》，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文学的国语”怎样炼成——〈围城〉的语言策略》，载《学术月刊》2011年第1期。
    ③该文后来收入1936年上海北新书局出版的《鲁迅批判》，此处引自郜元宝、李书编《李长之批评文集》，104—106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④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原载1936年12月1日《宇宙风》半月刊第30期，168页，此处引自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周作人自编文集·瓜豆集》。
    ⑤郭沫若在《庄子与鲁迅》指出“鲁迅爱用庄子所独有的词汇”，主要根据鲁迅早期几篇文言论文，该文写于1940年底，载1941年4月20日《中苏文化》半月刊。此处引自《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3卷)，594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
    ⑥许寿裳仿照郭沫若文章专门写过一篇《屈原和鲁迅》，从鲁迅的几首旧诗中统计鲁迅使用屈原的词汇的情况，见《亡友鲁迅印象记》，此处引自《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12—13页，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台静农、钟敬文、张向天、周振甫等人主要也把语词的考察集中于鲁迅的旧诗。
    ⑦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73—74页，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⑧鲁迅：《而已集·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⑨鲁迅：《南腔北调集·未来的光荣》。
    ⑩胡绳：《学习鲁迅的文体》，原载1939年11月1日《读书月报》(重庆)一卷九期。此处引自《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1227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11)胡风：《关于鲁迅精神的二三基点》，写于1937年10月17日，原载1946年10月18日《希望》。此处引自《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4卷)。胡风从“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和与之相适应的语言文体的双重性来把握鲁迅的这一思路，在40年代末更成熟的《论现实主义的路》那篇长文中有更加详细的发挥。
    (12)胡风：《胡风评论集》(中)，16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鲁迅：《门外文谈》。
    (14)鲁迅：《坟·论“他妈的！”》。
    (15)鲁迅：《二心集·宣传与做戏》。
    (16)鲁迅：《准风月谈·豪语的折扣》。
    (17)鲁迅：《热风·“来了”》。
    (18)鲁迅：《伪自由书·〈杀错了人〉异议》。
    (19)鲁迅：《花边文学·一思而行》。
    (20)参见鲁迅《准风月谈》各篇以上述词语为标题的杂文。
    (21)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逃名》。
    (22)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
    (23)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
    (24)(26)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25)(27)鲁迅：《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
    (28)陈子展：《“立此存照”解》，载1936年10月5日《星洲日报》(新加坡)。此处引自《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149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29)许钦文：《鲁迅先生的〈肥皂〉》，见《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2卷)，589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
    (30)鲁迅：《集外集拾遗·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