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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都对文体加以分类，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但它们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 关键词：《文心雕龙》 《昭明文选》 文体分类 关于《昭明文选》的文体分类，及其和《文心雕龙》的比较，已经有很多学者作过研究①，本文想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再补充一点我自己的看法。这里我首先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涉及刘勰是否参加过《昭明文选》编辑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已经在“有关刘勰身世几个问题的考辨”(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九州学林》创刊号，2003年版，第61～101页)一文中说过了。本文只从两部书文体分类的客观状况上作一点分析和研究。 《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是两部性质不同的书，因此它们对文学分类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文心雕龙》作为一部理论著作，它重在研究和阐述各类文体的历史发展及创作特征；而《昭明文选》则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本，所以重点在选出各类文体中最优秀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偏重于从文学理论方面去研究文体的类别，而后者则偏重于从文学创作角度区别不同文体。两者有相同之处，即都需要对文体加以分类。但是也有不同之处：前者以理论为标准，不论作品好坏，只要有理论上的意义，就需要提出来讨论；后者以创作为标准，选出优秀作品，有些文类没有好作品，则可以不选。例如以诗歌来说，《文心雕龙》讲到诗歌中的离合诗、回文诗、联韵诗等形式，而《昭明文选》则不需要选这些诗，也不会列入诗的分类中。《文心雕龙》在论赋的发展时，曾经特别提到荀子的《赋篇》。荀子的《赋篇》中包括了《礼》、《智》、《云》、《蚕》、《箴》5篇，刘勰认为荀子的《赋篇》和宋玉的《风赋》、《钓赋》都是在赋的发展中具有转折意义的著作。但是《昭明文选》中只收了宋玉的《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等4篇，没有收《钓赋》，也没有收荀子的《赋篇》，显然，这是从创作的角度来考虑的。萧统在《文选·序》中说过：“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后。”他也知道荀子《赋篇》、宋玉的赋在赋的发展史上具有理论意义，但是它们在艺术水平上确实是比较差的，荀子的《赋篇》诚如许多学者指出的，类似子书作品②，它们仅有赋的形式，其内容是以隐语的方法来论说伦理道德和事物知识性的内容，没有美的形象，文辞也过于质朴，当然不符合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标准，所以《昭明文选》自然是不会将其选入的。 《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在对文学体类的总体认识上也有相似的地方，这就是都特别重视诗和赋两种文体，都把它们放在众多文体的首位，认为是当时文学最主要的创作形式。这是和中国古代文学观念的发展，特别是六朝重视纯艺术文学，并提出文笔之争有关系的。严格地讲，只有诗和赋是当时最纯粹的艺术文学形式，而其他各种文体可以是狭义的纯文学，也可以不是狭义的纯文学，而只是一般的非艺术应用文章。如果研究两书的细微差别的话，那么，《昭明文选》把赋放在诗的前面，《文心雕龙》则是诗在赋的前面。《文心雕龙》在诗中又区别了不入乐的诗和入乐的乐府诗的不同，分别列为诗和乐府两篇，《昭明文选》则没有做这种区分。为什么有这种差别呢？我以为这是由于《文心雕龙》是按照六朝文论发展中的一般习惯来定的，例如曹丕《典论论文》讲“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讲“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都是诗在赋前。同时，到六朝，诗歌得到极大的繁荣发展，而辞赋则实际已经过了高峰，开始衰落了。从诗歌的历史地位和实际创作状况来看，当然应该是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而《昭明文选》把赋放在首位，也有它的道理。一则从赋的性质来看，它既是诗也是文，兼有诗文的特性。萧统在《昭明文选·序》中明确说经、史、子不在他的选录范围之内，他选录的只有诗和文，赋既然有诗、文两方面的特征，自然不可以放在诗和文的中间，而就它的产生和重要性来说也不可能放在文的后面，从总的方面来说，按赋、诗、文三大部分来排列是比较妥当的，所以后代文人的集子也都是按照赋、诗、文这个次序来编辑的。 《昭明文选》中对每一类文体，又按题材作了详细的分类，尤其是对赋和诗的分类更为细致。《文心雕龙》中对诗赋题材的差别则基本上没有作分类，在《明诗》、《乐府》、《诠赋》3篇中，只有在《诠赋》篇中涉及一点，这是两书很不同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讲，《文心雕龙》是不如《昭明文选》的。刘勰在论述赋的产生和发展时，曾经涉及赋所写的内容和题材，他概括汉代大赋的内容是“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无更加具体的区分。他对有代表性的10家大赋作者和魏晋抒情小赋作者的不同艺术风貌作过较为全面的分析，他说： 观夫荀结隐语，事数自环；宋发巧谈，实始淫丽。枚乘《兔园》，举耍以会新；相如《上林》，繁类以成艳；贾谊《鵩鸟》，致辨于情理；子渊《洞箫》，穷变于声貌；孟坚《两都》，明绚以雅赡；张衡《二京》，迅发以宏富；子云《甘泉》，构深玮之风；延寿灵光，含飞动之势；凡此十家，并辞赋之英杰也。及仲宣靡密，发端必遒；伟长博通，时逢壮采；太冲安仁，策勋于鸿规；士衡子安，底绩于流制；景纯绮巧，缛理有余；彦伯梗概，情韵不匮；亦魏晋之赋首也(《文心雕龙·诠赋》)。 这种有关赋的艺术风格的区分和阐述，从理论研究角度来说是必需的，也是很自然的，它可以使我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各种不同辞赋作品的特点，这些是像《昭明文选》这一类文学作品选本所不可能有的，因为作为选本是不可能按照文学的风格来分类的。但是，《昭明文选》在选录辞赋时，从内容和题材的角度，分别列为15类：京都、郊祀、耕籍、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哀伤、论文、音乐、情。辞赋的题材和内容是否只有这15类，也不一定，它只是按照所选出的辞赋中的优秀作品来区分的。因此，在刘勰所列的10类大赋中，就有荀子《赋篇》和枚乘《兔园》，而这两类是《昭明文选》所没有选的。从创作的角度来看，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荀子的《赋篇》其实只是有赋的名称，严格讲是和后来的辞赋很不同的，枚乘的《兔园》在辞赋中并不是很优秀的作品。在魏晋辞赋作家中，刘勰所提到的徐干、郭璞、袁宏等人，《昭明文选》也没有选他们的作品，实际上他们的作品也确实不值得选。《昭明文选》对赋的题材和内容的分类是相当细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刘勰《文心雕龙》所举出的辞赋作家的代表性作品，《昭明文选》基本上都选进来了，而且比刘勰所列举的还要多得多，其范围也要广阔得多。可以说，不管是大赋还是抒情小赋，凡是优秀的都入选了，应该说其中有很多是《文心雕龙》所没有考虑到的。特别是魏晋时候的辞赋，刘勰只是概括地说到几个重要作家的风格，而《昭明文选》则不仅选出了他们的优秀作品，还特别提出了几种重要的类别，如情、志、哀伤、论文、音乐等，可以清楚地看出辞赋发展到魏晋时，在内容和题材上的扩大，以及由大赋发展到小赋后，和诗歌更为接近的状况。 在对待汉代辞赋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之关系上，《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的观点也是不同的，所以在分类的安排上也不一样。刘勰认为汉代辞赋是从先秦《楚辞》发展来的，所以在文体分类上，骚(也就是《楚辞》)是合在赋类中的，没有单列一类③。《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是论“文之枢纽”中的一部分，着重说明文学创作应该如何在学习经典的基础上有创新的变化，而不是文体论中的一篇。《文心雕龙》的《诠赋》篇中明确指出《楚辞》是辞赋的初始，其云：“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但是，《昭明文选》则不同，它是把骚和赋分为两类不同文体的。那么，究竟骚和赋是应该分为两种文体呢？还是合为一种文体比较合适呢？也就是说《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在骚和赋的分类问题上，哪一种更正确、更合理？我认为这两部书的处理都是合适的。《文心雕龙》是一部文学理论著作，赋确实是由骚发展出来的，合为一体是很自然的事，也更可以看出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所以《文心雕龙》在《时序》篇中特别指出：“爰自汉室，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是乎在。”如果我们看到汉代文学的发展确实深受《楚辞》的影响，那么刘勰把骚、赋合为一类文体，自然是在情理之中的。《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的选集，它的着眼点是在创作。从创作的角度来看，骚和赋的差别是非常明显的。赋虽然是从骚发展出来的，但是，它已经有了和骚很不同的形式，它已经不全是诗，而具有散文的特色，变成是介乎诗和散文之间的一种新文体，何况自骚之后又一直有模仿骚的骚体诗存在，所以在这部文学选集中把骚和赋列为两种文体，也是完全应该的。它和《文心雕龙》在处理骚和赋的文类问题时的差别，也是和他们是性质不同的两部书有关系的。 《昭明文选》中的骚是列在诗之后的，而没有把它放在赋的后面。为什么这样排列？这是值得我们研究的。傅刚先生在他的书中对此已有很深刻的论述，我这里只想补充一点自己的想法。从创作时代来说，骚是在赋之前的，它又是后来辞赋的滥觞，所以把它放在赋的后面似乎是不合适的。从骚的性质来说，它主要是诗，而没有后来赋那种既有诗也有文的特点，作为古代诗歌主体的五、七言诗也是在它之后发展起来的，似乎放在诗的前面还是比较合适的。然而，《昭明文选》之所以把它放在诗之后文之前，我以为是由于要突出当时文学创作的主要形式是诗和赋。虽然自《楚辞》以后历代均有模仿《楚辞》的骚体诗，但是实际上并没有多大影响，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没有很重要的地位，是没有办法与赋和诗相比的。六朝是一个重艺术的时代，特别是在文学观念的发展中，处于十分强调区分纯艺术的狭义文学和非艺术的广义文学界限的时代，萧统在这方面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在《昭明文选·序》中继承了刘宋时代文笔之争的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文学观念的研究和辨析，不仅明确把经、史、子排除在文学的范围之外，而且不再以有韵无韵来区别文笔的标准，提出了以是否符合“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新的重要区分标准。虽然在怎么理解这两句话上可以很不相同，但是它确实比有韵无韵的标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在正确认识艺术文学特征上有了重大发展。他编撰《昭明文选》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要借这部文学选集来划清文学和非文学的界限，这在他的序言中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他认识到用有韵无韵来区分文笔，是不能正确地解决什么是文学，什么是非文学的问题的，虽然当时的主要文学形式——诗和赋是有韵的，但是，很多无韵的文章也是非常优秀的文学散文，怎么能因为无韵被排除在文学之外呢？为此，他才提出了抛开经、史、子，而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作为标准，来确定文学的范围，同时在《昭明文选》中以诗赋为主，而兼收众多形式的散文。在《昭明文选》60卷中，诗和赋这两种文体就占了31卷，在一半以上，如果再加上也可以看作是诗和赋的2卷“骚”，1.5卷“七”，就达到34.5卷，将近全书的60％。当然，《昭明文选》中所收的散文也未见得都是艺术文学作品，或者说有相当大一部分并不是艺术散文，但这是和萧统所运用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也还不是很确切的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准有关的，从萧统的主观意图来说，是要把《昭明文选》编成一部真正的艺术文学选集的。他把诗赋两种文体放在这样突出的地位，对它们的题材内容分辨得如此细密，绝对不是偶然的。 在讲到《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对诗赋两种文体的分类时，我们需要探讨两书作者对几种和辞赋相近的文体，如“七”、“对问”、“连珠”等的看法和归类。在《文心雕龙》中，刘勰把这3种文体都归在《杂文》篇中，刘勰所说“杂文”的含义当然和我们今天说的不同，他是指那些在他看来不属于正规文体的杂驳之作，也就是所谓“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只是一般正规文章的支流，是文人闲暇之时的随意消遣之作。刘勰在《杂文》篇中着重论述的是上述3种文体。但在《昭明文选》中这3种文体都是和其他文体并列的，没有把他们看成是比别的文体低一等的文类。应该说《昭明文选》的认识是要比《文心雕龙》更为妥善的。其实，“七”体和“对问”体，本来是从辞赋中分出来的，枚乘《七发》本来是一篇写得非常精彩的赋，它和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赋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它也是以讽谏为目的的，也是一种问答的形式，如果按照刘勰的观点，它就比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低一等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实际情况是枚乘的《七发》写得太好了，于是后来有很多人模仿他，比较好的如傅毅《七激》、崔骃《七依》、张衡《七辨》、崔瑗《七厉》、曹植《七启》、王粲《七释》、桓麟《七说》、左思《七讽》等，于是它就独立出来成为“七”体。刘勰心目中对枚乘《七发》是很赞赏的，他说：“及枚乘搞艳，首制《七发》，腴辞云构，夸丽风骇。”又说：“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他之所以列其为杂文中一种，可能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正规的文体种类，而只是赋的一个支流，内容和形式基本上是赋的写法，只是以其内容都言七事为特点，而形成为一体，从艺术上说不构成为一个有独立创作特点的文体类型。也许，从这个角度讲，刘勰也是有道理的。 最早的“对问”是宋玉的《对楚王问》，实际上它和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也没有什么根本上的不同，不过后3篇有一个中心主题相当明确，题目又有赋名，而《对楚王问》的内容是楚王问宋玉是不是有什么“遗行”(即可被人遗弃的行为)，为什么人多不赞誉他？宋玉运用一些生动的比喻说明自己并没有什么“遗行”，只是曲高难和不被人了解罢了。这篇的中心当然不能用“遗行”来作标题，所以就采用了一般的形式特征来作标题，实际上《昭明文选》在情赋一类里所选他的《高唐》、《神女》等赋也是以宋玉和楚王的对问形式来写的，从表现形式来说，它们都是一样的。所以《对楚王问》也是一篇赋。而且我们看到后来汉代的大赋，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也是以对问的形式来写的。宋玉的这篇《对楚王问》是以问答的形式来申述自己的远大志向的，其实，后来有很多人模仿宋玉的《对楚王问》来申述自己的志向，但是不叫“对问”的名称，例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就指出：“自《对问》以后，东方朔效而广之，名为《客难》。托古慰志，疎而有辨。扬雄《解嘲》，杂以谐谑，回环自释，颇亦为工。班固《宾戏》，含懿采之华；崔骃《达旨》，吐典言之裁；张衡《应间》，密而兼雅；崔实《客讥》，整而微质；蔡邕《释诲》，体奥而文炳；景纯《客傲》，情见而采蔚；虽迭相祖述，然属篇之高者也。至于陈思《客问》，辞高而理疎；庾敳《客咨》，意荣而文悴。斯类甚众，无所取裁矣。原兹文之设，乃发愤以表志。身挫凭乎道胜，时屯寄于情泰，莫不渊岳其心，麟凤其采，此立本之大要也。”这就说明以对问形式写的作品还是非常多的，不过，不再用对问的名称。这方面《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就很不同，《昭明文选》把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3篇合在一起，列在“设论”一类文体之下。这说明《昭明文选》的编者认为宋玉的《对楚王问》和东方朔的《答客难》等不属于一类文体。如果我们要研究这两本书的处理，哪一种更为妥善和符合实际，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答案。因为《文心雕龙》是从一问一答的对问形式来看的，所以把从《答客难》到曹植《客问》、庾敳《客咨》都列入“对问”一体，何况，东方朔的《答客难》中前面的客难里也问东方朔是否有“遗行”。而《昭明文选》则是把东方朔的《答客难》等3篇看作是以问答方式进行论辩的作品，所以不把它们与宋玉和楚王的一问一答的《对楚王问》列为同一类文体。《答客难》开首提出：“客难东方朔曰：‘苏秦张仪壹当万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泽及后世。今子大夫修先生之术，慕圣人之义，讽诵诗书百家之言，不可胜记，着于竹帛，唇腐齿落，服膺而不可释，好学乐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然悉力尽忠，以事圣帝，旷日持久，积数十年，官不过侍郎，位不过执戟，意者尚有遗行邪？同胞之徒，无所容居，其故何也？’”虽然这里也和楚王问宋玉一样，客问东方朔有无“遗行”，但是重点是在责难他是否真的具有苏秦、张仪之才，所以东方朔也是借评论苏秦、张仪，阐述自己的志向，说明自己因为并不处在苏秦、张仪之时，所以也无从展示自己的才能。《昭明文选》强调了这种差异，所以另列“设论”一体，这种特点到扬雄的《解嘲》就更为明显了。扬雄在《解嘲·序》中说：“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创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以玄之尚白，雄解之，号曰解嘲。”他说写《解嘲》的目的正是为了说明自己不肯依附奸佞小人，虽不能成为历代忠诚之士、功臣英雄，但也要坚守清白的节操。这也是和东方朔的《答客难》类似的借论辩以明志之作。班固的《答宾戏》也是如此。他在《答宾戏·序》中说：“永平中为郎，典校秘书，专笃志于儒学，以著述为业。或讥以无功，又感东方朔、扬雄自喻，以不遭苏、张、范、蔡之时，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复应焉。”客观地说，两书的处理都有自己的道理，不妨并存，而不必辨清孰是孰非。 如果说“对问”和“设论”还是比较相近的文体，那么“连珠”就和上两种文体差别比较大了。傅玄在《叙连珠》中说：“所谓连珠者，兴于汉章之世，班固、贾逵、傅毅三子受诏作之。其文体辞丽而言约，不指说事情，必假喻以达其旨，而览者微悟，合于古诗讽兴之义。欲使历历如贯珠，易看而可悦，故谓之连珠。”也就是说，“连珠”是运用比喻的方法阐明某个思想观点，而不直接指说事情，文辞华丽而简约，往往是一连串阐说很多个各自独立的思想观点，具有“易看而可悦”的特点，并且是对偶和押韵的。《文心雕龙·杂文》篇说“连珠”这类文体最早源于扬雄，但是扬雄的《连珠》已佚，今《全汉文》卷五十三辑有数条。刘勰所说到的杜笃、贾逵、刘珍、潘勖等人的作品，也都散佚，只有杜笃和贾逵各残存两句，潘勖的残存《艺文类聚》。《昭明文选》只选了西晋陆机的《演连珠》50首。这方面它和《文心雕龙》的看法是一致的，刘勰在《文心雕龙·杂文》篇中也说：“唯士衡运思，理新文敏，而裁章置句，广于旧篇。”《昭明文选》把“连珠”置于“论”之后，我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具有论说的性质，是押韵的。但是每一首篇幅都很短小，设论的方式比较特别，不是直接指说事情，而总是很多首连缀在一起。它和“七”体或“对问”体比较，只是在有论说的性质和都有押韵方面是相同的，在其他方面的差别则是太明显了。所以刘勰把它和上两类合在“杂文”类里，大概是觉得它是“文章之枝派，暇豫之末造”的缘故吧！ 在诗歌题材和内容的分类上，应该说，《昭明文选》和《文心雕龙》相比是大大向前发展了。刘勰在《明诗》和《乐府》两篇中都没有对诗歌的题材和内容作分类研究，他在研究和探讨诗歌发展的历史时，重点是考察不同历史时期诗歌艺术风貌的特色。这一方面刘勰的概括无疑是十分深刻而精当的，例如他对建安文学特色的论述一向为人们所称道，至今大家都引以为经典之说。他对正始、西晋等时期诗歌艺术特色的分析也是非常精彩的。他对由东晋到刘宋时期诗歌演变的论述，“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分析，也被人们认为是不易之论。《昭明文选》是一部文学作品选本，自然不可能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它按照题材和内容来选择优秀诗歌作品时，对诗歌的本质和特点、诗歌发展历史和现状确实是经过了审慎研究的，它的分类是非常细致而周全的。《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在对诗歌本质的看法上都采取了《毛诗大序》志情统一的观点，既肯定“诗者，志之所至”的论述，也同时肯定“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论述。萧统在《文选·序》中明确地说：“诗者，盖志之所至也。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同时，他对诗歌发展的历史和现状也作了简单的叙述。他对诗歌题材和内容的分类还是把言志放在前面，把缘情放在后面的，所以他在诗中首先列的是“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这里虽然不全是言志之作，也有缘情之作，但以言志为主。刘勰其实也不是完全没有论述到诗歌的题材和内容，例如他在论述建安文学时说的：“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就是讲的建安诗歌的题材的几个方面。又如讲正始诗歌的“正始明道，诗杂仙心”，讲东晋诗歌的“江左篇制，溺乎玄风”，宋初诗歌的“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等也都是讲诗歌的题材和内容问题。不过他没有对全部诗歌作专门的分类，我以为这是和他《文心雕龙》写作的体例和方法有关的，他这种写法不可能去作对全部诗歌的总体分类。也许刘勰认为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来，像《昭明文选》这样的分类，并没有多大意义。 但是，《昭明文选》作为一部全面的文学作品选本，对诗赋这样的主要文学形式，选的作品又那么多，当然是必须分类的。同时，分类的方法大概也只能按照题材和内容来加以区别，这也是由《昭明文选》一书的性质所决定的。《昭明文选》把诗歌分为23类：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祖饯、咏史、百一、游仙、招隐、反招隐、游览、咏怀(包含临终，或谓临终当为另一类)、哀伤、赠答、行旅、军戎、郊庙、乐府、挽歌、杂歌、杂诗、杂拟。这样的分类是不是很科学，是可以研究的。因为有些类题材和内容是差不多的，只是诗题的形式不同。例如赠答类和杂诗类所包含的作品，都是比较复杂的，这两类中的有些作品其实是没有多大差别的。杂诗类和行旅类的作品有些也是很接近的。咏怀类诗也只是因为诗题本身的缘故，实际上赠答类和杂诗类大部分都是咏怀的。因此这种分类在理论上没有很重要的意义。 傅刚先生在他的博士论文《〈昭明文选〉研究》中，从3个方面的定量分析和统计，考察了《昭明文选》对汉魏以来诗人的地位和作用的评价，这确实是很有参考价值的，不过，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学研究来说，定量分析有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入选数量来说，的确可以说明一部分选本编者的评价态度，但也不是绝对的。有的诗人可能入选诗歌并不多，但是他有一些非常著名并为大家所传颂的高水平作品，例如曹植；有些诗人虽然入选的作品比较多，但是却没有一流的优秀作品，例如陆机；有些诗人的诗歌创作数量不多，自然入选《昭明文选》也比较少，但是他的作品则可以是一流的，例如左思。至于入选的类别，更不能作为重要标准，因为有些诗人的创作水平并不很高，然而其创作面比较宽，涉及多种题材，如陆机、颜延之；有的诗人艺术水平很高，但主要侧重在某一两类题材，如左思、嵇康、刘桢。同时，对一个诗人来说，可能他偏向于擅长某一类诗，如陶渊明以田园生活为主，因此尽管他的成就很高，而其诗入选类别则很少。至于说入选某一类诗的诗人，其被选诗的数量是否排在首位，也很难以此作为评价诗人之地位和作用的标准，这里偶然性的因素成分很大。 关于总的文体分类，《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的差别就更大了。《文心雕龙》中的文体分类，从20篇文体论的篇名来看一共是34类，包括了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讔、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34种不同的文体。但是，他在有些类里还包含着很多小的文体类型，例如《杂文》中包含了对问、七、连珠3类。《诏策》一篇中包括先秦的誓、诰、令，汉代的策书、制书、诏书、戒敕等，并附带论及由官方的诏策影响到民间的文章体裁而出现的戒、教、命等文体形式。《奏启》一篇末后还论到与其相接近的谠言、封事、便宜等3种文体。《书记》一篇则论及书信、记笺，而记笺中又分记与笺两种，篇末又附带论及书记之各种支流，如谱、簿、录、方、术、占、试、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24种名目。因此，他在篇目中所列出的文体中，实际上还包括了将近40种小文体，所以，他论到的文体总共有70多种。而《昭明文选》所列文体则为39类，按次分别为赋、诗、骚、七、诏、册、令、教、文、表、上书、启、弹事、笺、奏记、书、檄、难、对问、设论、辞、序、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论、连珠、箴、铭、诔、哀、碑文、墓志、行状、吊文、祭文。大约是《文心雕龙》的一半左右。两书相比有些是名称完全相同的，有些是名称不一样而实际是同一类的，如《文心雕龙》的“封禅”即《昭明文选》的“符命”，《昭明文选》的“上书”，《文心雕龙》则在“奏”之内，《昭明文选》的“行状”即是《文心雕龙·书记》篇的“状”，《昭明文选》的“册”，即《文心雕龙·诏策》里的“策”。这样看，实际两书相同的有25种之多：诗、赋、颂、赞、铭、箴、诔、碑、哀、吊、论、诏、策(册)、檄、封禅(符命)、表、奏(上书)、书，对问、七、连珠、令、教、笺、状(行状)④。由此可见，两书都包括了当时最重要的各类文体，在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它们的差别主要是因为两书的性质不同而造成的。 《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不同的地方，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文心雕龙》没有把“骚”单列一类，与赋合在一类，而《昭明文选》则严格分为两类。这点上面已经做过分析。 第二，《文心雕龙》把“乐府”单列一类，而《昭明文选》则把乐府作为诗歌中一类不同的题材。从文体分类的角度说，《昭明文选》的处理比较妥当，因为乐府的性质完全是和诗歌一样的，只是，它可以配乐演奏而已。不过，《文心雕龙》之列为两类，也有他的道理：一则，它符合诗歌是当时各类文体中最为重要的一种，它的地位比赋要高得多，所以，实际上《文心雕龙》的20篇文体论中有两篇是论诗的；二则，配乐的诗确和其他的诗不同，它是歌词，必须符合乐曲的需要，它在内容上还有受乐府古题影响的一面，要照顾到原来的诗意之关系。因为《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两书的性质不同，所以各自的处理都无可厚非。 第三，《文心雕龙》有《史传》和《诸子》两篇，说明它包括学术著作写作的文体，它对“文”的理解是非常宽广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包括了文和笔两个方面，而且它的“笔”的范围，是包含了颜延之所说的“经典则言而非笔”的“言”的。而《昭明文选》所理解的“文”是排除了经、史、子的，是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其标准的。所以说，在文学观念上，萧统比刘勰要更先进一些，不过，刘勰在论述文学创作理论时，主要还是依据诗、赋等纯艺术文学来讲的，所以仍然是一部重要的文学理论著作，而不能说它是一部文章学著作。 第四，从文体分类的科学性上说，《昭明文选》不如《文心雕龙》。《文心雕龙》作为文学理论著作，它在分类上有主次、有大小，而且范围非常之广，各种文体收罗殆尽。而《昭明文选》则不求文体完备，以作品是否优秀、影响大小作为选录的主要考虑依据。所列的“史论”和“史述赞”本应归入“论”和“赞”，虽然，诚如学者们所指出的，他可能是因为在序中已说不收“史”的著作，所以对此特别于论赞外另立一类，但是于文体分类说，毕竟是不够妥当的。但是它所列入的文体，也有一些是《文心雕龙》所没有专门论述到的，例如“序”、“墓志”、“祭文”等，这些文体的发展成熟比较晚，而后来写作则相当多，可以看出萧统和参加文选编辑的刘孝绰等人，在对待今古关系上并没有厚古薄今的倾向，而是比较有创新精神的。 以上我只是很粗浅地说了一点对《文心雕龙》和《昭明文选》文体分类比较的看法，由于写得很匆忙，没有研究得很细。不当之处，恳请批评指正。 注释： ①傅刚先生在《〈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中对《昭明文选》的文体分类作了非常详细的研究，他的意见我基本上都是同意的。 ②参见傅刚《〈昭明文选〉研究》第239～240页中的有关论述。 ③有的学者把《文心雕龙》中的《辨骚》篇视为文体论的一篇，所以认为刘勰是把骚和赋分为两类的。不过这种意见已经遭到多数学者的否定。《文心雕龙》的文体论是从第6篇《明诗》开始的。 ④以上分类依据《文心雕龙》，括号内的为《昭明文选》之名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