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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识鉴奥 见“异”知“音”——《文心雕龙·知音》新探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湘南学院学报 李映山 参加讨论
内容提要: 《知音》是《文心雕龙》研究文学鉴赏的专篇,作者在总结文学鉴赏规律,阐述文学批评原则,介绍文学审美方法的同时,特别强调见“异”,即深识鉴奥,把握作家的独创

    内容提要:《知音》是《文心雕龙》研究文学鉴赏的专篇,作者在总结文学鉴赏规律,阐述文学批评原则,介绍文学审美方法的同时,特别强调见“异”,即深识鉴奥,把握作家的独创精神,发掘作品独特的审美意义。这对于进入读图时代的我们开展文学审美活动,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抵制贫乏与平庸,远离轻浮与虚无,完善自我,美化人生,重建人类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 鉴赏 批评 见异 知音
     
    文学鉴赏是发生在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艺术审美活动,今称之为文学接受、接受美学,是读者作家在作品中所传达的情感心志的深切感受和领悟,也包括更高层次上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知音》一篇,论述了文学鉴赏的规律,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原则,与前面的创作论相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审美体系,揭示了文学鉴赏、文学批评在文学审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千古浩叹知音实难
    “知音”典出《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是古代著名的乐师,战国时孙卿就说过“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荀子·劝学》),足见其技艺之高超。他用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唯有他的好友钟子期能从音乐中听出来,两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终生不复鼓琴”[2](P717),认为世间再没有人能欣赏他的音乐了。此后,人们便用“知音”来形容读者品鉴作品时与作者所达到的心灵的高度契合。
    由于文学艺术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塑造审美意象传达思想感情的,作者的情思意蕴凝聚在审美意象之中,需通过读者的鉴赏品评才能复现并把握。而读者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对同一个作品往往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难以与作者完全相得,因而,人们常叹知音难觅。如《古诗》中就有“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汉刘向的《雅琴赋》中也有“末世锁才兮知音寡”等句。刘勰研究了大量文学批评现象,加上自己的切身体验,自然感受更深,故直接以“知音”名篇,探究知音之法,欲解知音之蔽。该章开篇即发出一阵浩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连呼三“难”,慨叹知音之稀。
    知音为什么会如此之难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文学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之“音”实难知。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即以语言为媒介构筑审美意象,传达思想情感,其审美意象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抽象性、不确定性。因其模糊,读者需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补充、复原;因其抽象,读者要经过联想、想象去重构、再现;因其不确定,读者可以随着鉴赏的深入、情感的变化、想象的丰富而推移、变相与定格。由于读者的主观条件不同,在脑海中复现、再造的审美意象也就不一,进而可能发掘出与作者不同的“异”义或作品本没有的“新”意,因而偏离甚或扩大审美意象的思想意蕴。加上“篇章杂沓,质文交加”,作品的数量浩繁,质量参差,体裁丰富多彩,风格千姿百态,且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特色,“笔区云谲,文苑波诡”(《体性》)。这必然给人们的鉴赏、鉴别造成一定的困难。知音难,本在情理之中。刘勰以具体可感的有形器物为喻,说明了这个道理:“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士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麒麟与獐麂、凤凰与山鸡,珍珠与砂砾、美玉与石头,这本是特征明显,区别迥异的事物,生活中人们还有辨别不清的时候。文学艺术作品乃作家心灵创造的结果,又是通过语言媒介间接地表现出来的,其思想性、艺术性的鉴别之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能够真切品评文学艺术美的鉴赏主体“知”实难逢。
    对于知实难逢,曹丕早有论述,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把它归结为文人的偏见,指出:“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形成的。这虽然接触了问题的所在,却未能深加探究,仍只是片面之解。刘勰则从历史的角度,全面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知实难逢”的根源所在。从刘勰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鉴赏主体的主观性是极为复杂的,它既由主体审美意识所决定,也为主体思想修养所制约,还要受到一定社会、阶级、时代以及一定审美圈子的志趣、偏好的影响等等。刘勰列举了三种现象:一是“鉴照洞明”却“贵古贱今”的,即识鉴精当,有敏锐而深邃的审美眼光,但只看重古人而轻贱当世。以秦皇汉武为例,当年秦始皇读到韩非子的《储说》,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曾经拍案叫绝,恨不能与作者同时,可谓慧眼识珠。但后来得知确为同时并且来到身边时,却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韩非子费尽周折来到秦国,秦始皇则“纳说而殊之”,以致韩非子冤死狱中;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心怀报国之志,汉武帝却“放之乎冗散”,不为所用。[1](P716)这是帝王所为,他们出于自身及阶级利益的需要,鉴赏只为装饰门面,以烘托自身的高雅贤明,满足一时一事之需,不可能成为作家的真正知音。二是虽“才实鸿懿”却“崇己抑人”,即论者本身也确实艺高才美,却往往抬高自己而贬损他人。刘勰举了班固对傅毅的评论及曹植对陈琳、丁廙、刘季绪等人的不同评价来说明。班固与傅毅,两人文笔本不相上下,班固却讥笑傅毅写作不知剪裁。曹植在议论作家才力时心存偏见,对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孔璋)一味排斥,丁廙(敬礼)曾请他润色文章,他在赞赏丁廙的同时亦刻意抬高自己,而对曾经诋毁别人的刘季绪,更是贬得一无是处[1](P716)。这是文人之行,忌贤妒能,“崇己抑人”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三是因“学不逮人”而“信伪迷真”,指那些不学无术却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说三道四的人,刘勰所举楼护之辈,他们自己学识不如别人,却“信伪迷真”,为假说所蒙蔽,而不识作品的真美所在。这是庸人陋习,为求进身之机而附庸风雅。当然,也还有因所受教育有限导致的鉴赏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等。在这样的状况下,文学作品实难遇到真正的知音。
    再次,文学鉴赏的主观性特点与知音标准的客观性要求的矛盾决定了“知音”难成。
    艺术鉴赏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它是读者在“披文入情,动情观照”的过程中,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审美经验,对作品审美意象的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从鉴赏主体而言,它追求的是想象的自由和创造的乐趣,满足于主观感受的真实和情感体验的愉悦。偏于直觉,重在情感,强调悟性,而并不要求考虑是否与作者原意相吻合、能否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就审美客体而论,艺术作品依靠审美意象来再现生活,传达情感,其审美意象的表现是间接的,它所包含的审美意蕴也是丰富复杂的。不同审美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意象,体验到不同的情感,把握住不同的意蕴。文学鉴赏活动中,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对作品进行独特的感受、体验,作出自己的理解、认识和评价,见仁见智,各随其性,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这样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刘勰在《知音》中提到:“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即胸怀慷慨的人,听到激昂的声调便击节叫好;性格含蓄的人,看到深沉的文辞也兴奋跳跃;智慧浮泛的人看到绮丽的辞藻则为之心动;喜欢猎奇的人,听到诡异的事情就聚精会神。符合自己口味的就赞赏,不合自己爱好的就鄙弃……这正是审美接受活动的特点所在。作为一般的审美鉴赏活动,鉴赏者还只是停留在主观感受上,沉浸于由作品所激发的精神的愉悦、情绪的激动、情感的满足,来不及对作品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不可能作出科学中肯的评价,因而存在着“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这种状态中的读者成为“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知音。当然,也不排除少数鉴赏力强的读者直观地把握到作品的深义所在。但从总体上看,要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全面的观照,作出科学的分析,得出公允的评价,还有待于提升到文学批评的层次。
    二、沿波讨源文情可鉴
    “知音实难”,但并非“音”不可知。“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伯牙是通过他的琴声来表达其志在山水之情的,钟子期犹能一一明辨;作家的抒情言志,是形诸笔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按照刘勰在《练字》篇所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语言毕竟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诵读则可听到声音,阅览则可看到文字,其情其理又会藏匿到哪里去呢?所以,虽“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即使作者不在眼前,我们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完全可以发见作者的思想,感受作者的心灵。“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只要鉴赏主体具备了高度的审美鉴赏能力,作者的思想表现得再巧妙也是可以把握得到的。《知音》篇中,刘勰从以下三个方面给我们指出了知“音”所应具备的条件。
    第一,“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丰富的审美实践是知音的基础。
    “圆照”即对作品的全面了解,准确把握,公正评价。“圆”是我国古代评价事物的一种尺度,儒道佛各家均有此说。如《周易·系辞》:“蓍之德圆而神”;《庄子·齐物论》论五德,曰:“五者圆”;《淮南子·主术训》有“智欲圆”。佛经中则更多,如“圆觉”、“圆寂”、“圆融”等等。刘勰精研经、子、佛典,他兼采各家之意而应用于对艺术作品的审美评价之中,如《明诗》篇:“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论说》篇:“故其议贵圆通”;《封禅》篇:“辞贯圆通”;《体性》篇:“思转自圆”;《风骨》篇:“若骨采未圆”;《丽辞》篇:“必使理圆事密”;《比兴》篇:“触物圆览”;以及本篇的“人莫圆该”、“圆照之象”等等。“圆”的意象有周全、全面、融和、圆满、顺畅等义。相对于审美对象来说,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和谐、完美的呈现状态;相对于审美活动而言,是一种主客体相协调的圆融、和谐的审美境界;而对于审美鉴赏而言,则是指鉴赏者对作品的全面周密的观照、恰如其分的评价,体现的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融通、契合。
    要达到“圆照之象”,鉴赏主体必须有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而提高审美能力的途径是“博观”,即审美经验的积累。刘勰指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认为只有在操练了上千首曲子之后,才可能懂得音乐;只有在观赏了上千把宝剑之后,才能够鉴别兵器。同理,只有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熟悉了众多的审美类型之后,才有可能分析比较,正确地评价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成败得失。“博观”是培养和提高审美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所谓操千曲、观千剑,一是强调了实践的重要,必须“操”,必须“观”;二是强调了积累的丰厚,要上千次地“操”与“观”。极言其博,以突出阅读、钻研、感受、体验、想象、理解、寻索、玩味等文学鉴赏实践对“知音”的重要作用。
    “圆照”是知音的要求,而“博观”便是知音的基础。文学批评要求在对作品进行全面周密的分析研究基础上,品评其水平的高低、质量的优劣,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就不能停留在一般的鉴赏水平之上。要品评得失,鉴别优劣,就必须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而要比较,就必须依靠鉴赏者的经验和阅历,“阅乔岳以形培楼,酌沧海以喻畎浍”,美的各种类型是相对而言、相较而显的,观赏过五岳的高峻,然后才知道土埠的低矮,酌量过沧海的博大,然后才知道田沟的渺小。
    第二,“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敏锐的审美能力是知音的前提。
    文学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审美创造的结晶,作家的情感心志,是通过具体的审美意象表现出来的。创作过程中,作家为强烈的情感所推动,以饱满的热情关注着生活,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着具有审美意义的生活情景,以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作品中情感充盈的审美意象。这就要求鉴赏者同样要有较强的艺术观察、艺术感受和想象、理解能力,要有敏锐的目光和敏捷的思想。刘勰指出:“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在这里,他是将“目瞭”作为“心敏”的比喻提出来的,认为审美判断中思想的敏锐要像观察事物时眼睛的明亮一样。眼睛明亮,就没有不能辨别的形状;思维敏捷,就没有不能通达的道理。其实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各种心理功能是综合作用、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联想、想象、领悟、理解等,共同参与着对审美对象的感知和审美意象的创造,刘勰提出的“目”与“心”,应该包含着上述所举的各种感官和心理功能,而且是共同作用的。审美意象是具体而生动的,它既真实地再现着一定的生活情景,又表现着作者对理想情境的追求,需有锐利的目光去观照、去审视、去截取;作家的思想情感是灵动而深隐的,他凝聚、渗透在审美意象之中,需要用敏捷的思维去感知、去发现、去发掘、去提炼、去把握。读者只有既具备敏锐的审美眼光,又具有敏捷的思维能力,才能直观地把握作品审美意象中所深蕴的思想情感,发掘出作品的审美意义。
    第三,“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知音的关键。
    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审美感觉是知音的基础,但具备这些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秦皇汉武,是那样的“鉴照洞明”,却还是“贵古贱今”;班固曹植,是那样的“才实鸿懿”,也依然“崇己抑人”。可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是何等的困难。因此,“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公正地对待作家,客观地评价作品,才是知音的关键。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就是要求像用衡器称物那样的准确无误,像镜子照影那样的分毫不差,这是刘勰提出的文学批评原则。只有不带主观偏见,不囿于个人成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才能公正地评价作品,中肯地品评得失。可见,能不能发现作品中的美是一回事,是不是公正地评价则又是另一回事,它需要鉴赏者的才智与敏感,更需要鉴赏者的良知和勇气。具备这些条件,知音也就不难了。当然,绝对的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审美观,对文学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要求;不同的鉴赏者更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绝对的准则。但刘勰强调文学批评要有客观标准,提倡批评家要有科学、求实的态度,却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艺术规律,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家作品,不饰美,不掩恶。这是开展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也是促进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深识鉴奥方为知音
    “音”既可“知”,那么,该如何去“知”?又怎么样才算“真知”呢?
    《知音》篇为我们指出了深入感悟作品情志、正确评价创作得失的途径和方法。
    (一)“披文入情,沿波讨源”
    刘勰通过对文学鉴赏同文学创作的比较,揭示了文学鉴赏活动的特点,指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则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创作与鉴赏是艺术审美实践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家的创作为鉴赏提供着审美对象,读者的欣赏和批评又激发着作家新的创作热情,促进着作家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没有创作,也就无从鉴赏;没有鉴赏,创作也就失去了意义,作品的社会作用、审美功能也就无法实现。但文学鉴赏与文学创作是性质相同而方向相异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是作者先为社会生活所激发,引起情感的激动,思潮的起伏,而进入创作的过程,通过艺术加工,用语言塑造审美意象,抒发思想感情,传达自己的意志愿望,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是“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种感情”[2](P48)这样一种精神活动。作家的思想感情、是非爱憎,是渗透在语言文辞所描绘的意象、情境之中的。而文学鉴赏则与之相反,是读者通过对作品中语言的理解而感受意象,通过对意象的感受而体验情感,通过对情感的体验而把握审美意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创作是“情动而辞发,理发而文见”;鉴赏则是“披文以入情”、“沿波而讨源”。“波”指作品的语言文辞、审美意象以及所激发起来的读者的情感;“源”则是指渗透于语辞意象中的作者的创作意图、心志情怀等。
    “披文入情,沿波讨源”,高度概括了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也深刻揭示了文学鉴赏活动的美育特征。正是在“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的文学鉴赏实践中,读者与作者以及其他不同个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乃至不同时代的读者得以相互交流,彼此沟通。“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作家可以通过作品抒发感情,传达思想;读者可以通过鉴赏作品感知作家的心灵,从中得到审美的享受,获得思想的启迪,汲取精神的力量,不断完善自我,美化人生,改良社会。
    (二)“将阅文情,先标六观”
    在具体的鉴赏活动中,我们则要从作品的形式入手,咀嚼文意,感受意象,体验情感,领悟意境,对作品进行全面的考察。对此,刘勰提出了“六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于“六观”,以前有学者认为是刘勰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这是不确切的。刘勰的文学批评标准,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所谓“文之枢纽”的各篇之中,并贯穿于全书各篇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的评价上,其基本精神就是:“衔华而佩实”,“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等等。在《宗经》篇中,刘勰把它们概括为“六义”,指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信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些包括了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全面要求才是刘勰所提倡和遵循的文学批评标准。至于“六观”,则主要是“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的具体方法,着眼点是“文”是“波”,即如何从形式入手,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品评创作的得失成败,指出作品的高低优劣。
    以“六观”验“六义”,更可见出“六观”确实是文学鉴赏中“沿波讨源”的基本途径和具体方法。一观位体,“体”是指作品的体裁样式,即看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和应用是否恰当,是否达到了“体约而不芜”的要求;二观置辞,看语言的运用,是否符合“志足而言文”、“文丽而不淫”的标准;三观通变,看作家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是否能“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通变》);四观奇正,看表现手法上的平正奇巧,是否做到了“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情深而不诡”;五观事义,是看对古语事义的引用,是否符合“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的基本要求。六观宫商,则是看文章的韵律、音调是否和谐统一。总之,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经得起人们各个方面的品鉴,“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总术》)能叫人赏心悦目,给人以强烈的审美享受的作品方为上乘之作。
    “六观”所举的六个方面,包括了作品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基本要素,体现了文学批评对作品从形式到内容,“沿波讨源”的全面审视。刘勰认为,只有按此方法,全面深入地鉴赏、观察、分析,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的判断,作出中肯的评价。
    (三)“深识鉴奥”,见“异”知“音”
    艺术追求创新,作品贵有新意,文学的独创性是作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刘勰在《隐秀》篇指出:“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就是说,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秀与隐结合在一起的。“秀”指的是文章辞采意象的明丽,隐则是指作家心志情思的深涵。造成“文隐深蔚,馀味曲包”即文采深沉而丰富、情意充盈而委婉的特点,能够“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故“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匿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道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创作者要追奇求新,鉴赏者当然要善于“见异”。所谓见异,就是要发掘出深隐在作品中的作家的心志与情思,发现作家、作品的独创性所在。许多优秀之作,正因为作家情思的深蕴而曲折,往往被人们的“俗鉴”所忽视乃至误读,因而导致“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悲白雪”的遗憾。针对这种“曲高和寡”的现象,刘勰特别提出了“见异”的要求,指出:“见异唯知音耳。”只有真正的“知音”,才能发现作家独具的匠心。因为“见异”不是一般的鉴赏所能达到的,而必须“深识鉴奥”。“深识鉴奥”即“鉴识深奥”之处,也就是深入地赏析鉴别,发掘作品的深情深义,感受作者独到的审美体验,了解作者的创作用心,从而把握作品内在的“异采”——独特的审美价值。鉴赏者也只有在这种“深识鉴奥”中才能“欢然内怿”——获得内心的愉悦和满足,达到审美享受的极致。
    刘勰对屈原创作的批评可谓知“音”见“异”的典范。在总论部分,他在提出“征圣”、“宗经”的同时,列《辨骚》于“文之枢纽”中,对屈原的创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鉴赏。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的一些“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评论,指出他们“鉴而弗精,玩而未核”的弊端,接着,从屈原《离骚》与经典的比较、楚辞的发展历史、屈原创作的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辨,揭示了屈原作品的独创性特点:“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并认为“屈宋逸步,莫之能追”,从而高度肯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衣披辞人,非一代也”的深远影响,这些评价中肯而精当,实为“深识鉴奥”之论。
    刘勰把文学审美活动当作最高的精神享受,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人的感受是:“譬春台之怡众人,乐饵之止过客”——如同春天竞上高台,纵目四望那样的心旷神怡,像路人听到美妙的音乐,闻到美味佳肴那样的兴味浓郁。并指出,这种美只有在鉴赏实践中亲身感受、直接体验才能获得:“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兰花是世界上最香的花草,只有亲自欣赏才能倍感它的芬芳;书籍(文学作品)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之花,只有深入研阅、寻索玩味,才能感受到她的美艳,也只有深识鉴奥,体悟她的魅力,发现她的“异采”,才能成为她的真正知音。
    品味《知音》篇,我们在了解“知音”的特点,把握“知音”的规律的同时,也深感知音的重要。特别是在人类进入“读图时代”的今天,人们大多追求流行阅读,快餐式阅读。沉湎于影视的画面,迷恋于虚拟的空间,寻求着感官的刺激,满足于浅层的享受。迎合一部分读者低俗的鉴赏趣味,一些作家崇尚于身体写作、器官写作,性欲、隐私成了热门的卖点,美女作家、美男作家、性感作家纷纷粉墨登场,文艺作品已失去了应有的思想价值、艺术魅力。“淫辞在曲,正响焉生?”(《乐府》)受此影响,一些文学批评也成了促销的手段,追逐于名利,热衷于炒作,媚俗、吹捧之风甚嚣尘上,严肃的文学批评几乎没了踪影。名著被束之高阁,经典被置于角落,真正的文学难觅知音。
    面对这种浅薄庸俗的大众文化,有学者指出,“读图时代”在为人们了解事物提供更直观便捷途径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伤害,其伤害之严重不亚于一场“瘟疫”。这种与流行、时尚相关的阅读,使我们获得的仅仅是感官的轻松,表层的享乐,而未能进入大脑,沉淀于心,疏离了人类对精神、灵魂、生命、本质意义的追求,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久而久之,它将导致思想的肤浅,思维的迟钝、大脑的退化、精神的衰颓、灵魂的丧失。果如其然,那将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基于此,学者们发出了重读经典的呼声。[3]“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经典,是人文知识的凝聚,科学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继往开来,重建人类文明的基础。唯有潜心研读,“深识鉴奥”,才能感受她的魅力,发现她的价值,汲取她的营养。重读经典,见“异”知“音”,是我们今天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抵制贫乏与平庸,远离轻浮与虚无,抵抗丑恶,完善自我,陶冶情操,美化人生的重要途径。这不失为刘勰《知音》篇在今天所闪耀的“异采”。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徐鲁.声讯时代为什么要重读经典[J].读者,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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