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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知音》是《文心雕龙》研究文学鉴赏的专篇，作者在总结文学鉴赏规律，阐述文学批评原则，介绍文学审美方法的同时，特别强调见“异”，即深识鉴奥，把握作家的独创精神，发掘作品独特的审美意义。这对于进入读图时代的我们开展文学审美活动，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抵制贫乏与平庸，远离轻浮与虚无，完善自我，美化人生，重建人类文明，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心雕龙》 鉴赏 批评 见异 知音 文学鉴赏是发生在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艺术审美活动，今称之为文学接受、接受美学，是读者作家在作品中所传达的情感心志的深切感受和领悟，也包括更高层次上对作品的深入分析和科学评价。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专列《知音》一篇，论述了文学鉴赏的规律，提出了文学批评的原则，与前面的创作论相呼应，构成一个完整的审美体系，揭示了文学鉴赏、文学批评在文学审美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一、千古浩叹知音实难 “知音”典出《列子·汤问》：“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志在流水，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钟子期必得之。”伯牙是古代著名的乐师，战国时孙卿就说过“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荀子·劝学》），足见其技艺之高超。他用琴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抒发自己的感情，而唯有他的好友钟子期能从音乐中听出来，两人引为知音。后来，“钟子期死，伯牙终生不复鼓琴”[2](P717)，认为世间再没有人能欣赏他的音乐了。此后，人们便用“知音”来形容读者品鉴作品时与作者所达到的心灵的高度契合。 由于文学艺术是通过一定的物质媒介塑造审美意象传达思想感情的，作者的情思意蕴凝聚在审美意象之中，需通过读者的鉴赏品评才能复现并把握。而读者的主客观条件不同，对同一个作品往往会作出截然不同的评价，难以与作者完全相得，因而，人们常叹知音难觅。如《古诗》中就有“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西汉刘向的《雅琴赋》中也有“末世锁才兮知音寡”等句。刘勰研究了大量文学批评现象，加上自己的切身体验，自然感受更深，故直接以“知音”名篇，探究知音之法，欲解知音之蔽。该章开篇即发出一阵浩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连呼三“难”，慨叹知音之稀。 知音为什么会如此之难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为文学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之“音”实难知。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即以语言为媒介构筑审美意象，传达思想情感，其审美意象是间接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抽象性、不确定性。因其模糊，读者需用自己的经验和想象去补充、复原；因其抽象，读者要经过联想、想象去重构、再现；因其不确定，读者可以随着鉴赏的深入、情感的变化、想象的丰富而推移、变相与定格。由于读者的主观条件不同，在脑海中复现、再造的审美意象也就不一，进而可能发掘出与作者不同的“异”义或作品本没有的“新”意，因而偏离甚或扩大审美意象的思想意蕴。加上“篇章杂沓，质文交加”，作品的数量浩繁，质量参差，体裁丰富多彩，风格千姿百态，且不同的体裁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风格有不同的特色，“笔区云谲，文苑波诡”（《体性》）。这必然给人们的鉴赏、鉴别造成一定的困难。知音难，本在情理之中。刘勰以具体可感的有形器物为喻，说明了这个道理：“夫麟凤与麏雉悬绝，珠玉与砾石超殊，白日垂其照，青眸写其形；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士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麒麟与獐麂、凤凰与山鸡，珍珠与砂砾、美玉与石头，这本是特征明显，区别迥异的事物，生活中人们还有辨别不清的时候。文学艺术作品乃作家心灵创造的结果，又是通过语言媒介间接地表现出来的，其思想性、艺术性的鉴别之难，也就可想而知了。 其次，能够真切品评文学艺术美的鉴赏主体“知”实难逢。 对于知实难逢，曹丕早有论述，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把它归结为文人的偏见，指出：“文人相轻，自古皆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而形成的。这虽然接触了问题的所在，却未能深加探究，仍只是片面之解。刘勰则从历史的角度，全面而且深刻地揭示了“知实难逢”的根源所在。从刘勰的论述中，我们看到，鉴赏主体的主观性是极为复杂的，它既由主体审美意识所决定，也为主体思想修养所制约，还要受到一定社会、阶级、时代以及一定审美圈子的志趣、偏好的影响等等。刘勰列举了三种现象：一是“鉴照洞明”却“贵古贱今”的，即识鉴精当，有敏锐而深邃的审美眼光，但只看重古人而轻贱当世。以秦皇汉武为例，当年秦始皇读到韩非子的《储说》，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时，曾经拍案叫绝，恨不能与作者同时，可谓慧眼识珠。但后来得知确为同时并且来到身边时，却又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了。韩非子费尽周折来到秦国，秦始皇则“纳说而殊之”，以致韩非子冤死狱中；司马相如才华横溢，心怀报国之志，汉武帝却“放之乎冗散”，不为所用。[1](P716)这是帝王所为，他们出于自身及阶级利益的需要，鉴赏只为装饰门面，以烘托自身的高雅贤明，满足一时一事之需，不可能成为作家的真正知音。二是虽“才实鸿懿”却“崇己抑人”，即论者本身也确实艺高才美，却往往抬高自己而贬损他人。刘勰举了班固对傅毅的评论及曹植对陈琳、丁廙、刘季绪等人的不同评价来说明。班固与傅毅，两人文笔本不相上下，班固却讥笑傅毅写作不知剪裁。曹植在议论作家才力时心存偏见，对建安七子中的陈琳（孔璋）一味排斥，丁廙（敬礼）曾请他润色文章，他在赞赏丁廙的同时亦刻意抬高自己，而对曾经诋毁别人的刘季绪，更是贬得一无是处[1](P716)。这是文人之行，忌贤妒能，“崇己抑人”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三是因“学不逮人”而“信伪迷真”，指那些不学无术却喜欢跟在别人后面说三道四的人，刘勰所举楼护之辈，他们自己学识不如别人，却“信伪迷真”，为假说所蒙蔽，而不识作品的真美所在。这是庸人陋习，为求进身之机而附庸风雅。当然，也还有因所受教育有限导致的鉴赏水平普遍偏低的情况等。在这样的状况下，文学作品实难遇到真正的知音。 再次，文学鉴赏的主观性特点与知音标准的客观性要求的矛盾决定了“知音”难成。 艺术鉴赏是人的一种自由自觉的审美活动，它是读者在“披文入情，动情观照”的过程中，调动自己的生活经历和审美经验，对作品审美意象的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从鉴赏主体而言，它追求的是想象的自由和创造的乐趣，满足于主观感受的真实和情感体验的愉悦。偏于直觉，重在情感，强调悟性，而并不要求考虑是否与作者原意相吻合、能否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就审美客体而论，艺术作品依靠审美意象来再现生活，传达情感，其审美意象的表现是间接的，它所包含的审美意蕴也是丰富复杂的。不同审美主体，在不同的情境之下，从不同的角度，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意象，体验到不同的情感，把握住不同的意蕴。文学鉴赏活动中，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对作品进行独特的感受、体验，作出自己的理解、认识和评价，见仁见智，各随其性，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林黛玉”，这样的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刘勰在《知音》中提到：“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即胸怀慷慨的人，听到激昂的声调便击节叫好；性格含蓄的人，看到深沉的文辞也兴奋跳跃；智慧浮泛的人看到绮丽的辞藻则为之心动；喜欢猎奇的人，听到诡异的事情就聚精会神。符合自己口味的就赞赏，不合自己爱好的就鄙弃……这正是审美接受活动的特点所在。作为一般的审美鉴赏活动，鉴赏者还只是停留在主观感受上，沉浸于由作品所激发的精神的愉悦、情绪的激动、情感的满足，来不及对作品作出冷静客观的分析，不可能作出科学中肯的评价，因而存在着“东向而望，不见西墙”的局限。我们不能苛求这种状态中的读者成为“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的知音。当然，也不排除少数鉴赏力强的读者直观地把握到作品的深义所在。但从总体上看，要对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进行全面的观照，作出科学的分析，得出公允的评价，还有待于提升到文学批评的层次。 二、沿波讨源文情可鉴 “知音实难”，但并非“音”不可知。“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之笔端，理将焉匿？”伯牙是通过他的琴声来表达其志在山水之情的，钟子期犹能一一明辨；作家的抒情言志，是形诸笔端，用语言表现出来的，按照刘勰在《练字》篇所说，“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语言毕竟是思想的直接现实，诵读则可听到声音，阅览则可看到文字，其情其理又会藏匿到哪里去呢？所以，虽“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即使作者不在眼前，我们通过对作品的解读，完全可以发见作者的思想，感受作者的心灵。“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只要鉴赏主体具备了高度的审美鉴赏能力，作者的思想表现得再巧妙也是可以把握得到的。《知音》篇中，刘勰从以下三个方面给我们指出了知“音”所应具备的条件。 第一，“圆照之象，务先博观”——丰富的审美实践是知音的基础。 “圆照”即对作品的全面了解，准确把握，公正评价。“圆”是我国古代评价事物的一种尺度，儒道佛各家均有此说。如《周易·系辞》：“蓍之德圆而神”；《庄子·齐物论》论五德，曰：“五者圆”；《淮南子·主术训》有“智欲圆”。佛经中则更多，如“圆觉”、“圆寂”、“圆融”等等。刘勰精研经、子、佛典，他兼采各家之意而应用于对艺术作品的审美评价之中，如《明诗》篇：“然诗有恒裁，思无定位，随性适分，鲜能圆通”；《论说》篇：“故其议贵圆通”；《封禅》篇：“辞贯圆通”；《体性》篇：“思转自圆”；《风骨》篇：“若骨采未圆”；《丽辞》篇：“必使理圆事密”；《比兴》篇：“触物圆览”；以及本篇的“人莫圆该”、“圆照之象”等等。“圆”的意象有周全、全面、融和、圆满、顺畅等义。相对于审美对象来说，是一种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和谐、完美的呈现状态；相对于审美活动而言，是一种主客体相协调的圆融、和谐的审美境界；而对于审美鉴赏而言，则是指鉴赏者对作品的全面周密的观照、恰如其分的评价，体现的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融通、契合。 要达到“圆照之象”，鉴赏主体必须有较高的艺术审美能力。而提高审美能力的途径是“博观”，即审美经验的积累。刘勰指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认为只有在操练了上千首曲子之后，才可能懂得音乐；只有在观赏了上千把宝剑之后，才能够鉴别兵器。同理，只有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熟悉了众多的审美类型之后，才有可能分析比较，正确地评价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成败得失。“博观”是培养和提高审美鉴赏能力的有效途径。所谓操千曲、观千剑，一是强调了实践的重要，必须“操”，必须“观”；二是强调了积累的丰厚，要上千次地“操”与“观”。极言其博，以突出阅读、钻研、感受、体验、想象、理解、寻索、玩味等文学鉴赏实践对“知音”的重要作用。 “圆照”是知音的要求，而“博观”便是知音的基础。文学批评要求在对作品进行全面周密的分析研究基础上，品评其水平的高低、质量的优劣，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就不能停留在一般的鉴赏水平之上。要品评得失，鉴别优劣，就必须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而要比较，就必须依靠鉴赏者的经验和阅历，“阅乔岳以形培楼，酌沧海以喻畎浍”，美的各种类型是相对而言、相较而显的，观赏过五岳的高峻，然后才知道土埠的低矮，酌量过沧海的博大，然后才知道田沟的渺小。 第二，“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敏锐的审美能力是知音的前提。 文学作品是作家艺术家审美创造的结晶，作家的情感心志，是通过具体的审美意象表现出来的。创作过程中，作家为强烈的情感所推动，以饱满的热情关注着生活，以敏锐的目光，捕捉着具有审美意义的生活情景，以丰富的想象创造出作品中情感充盈的审美意象。这就要求鉴赏者同样要有较强的艺术观察、艺术感受和想象、理解能力，要有敏锐的目光和敏捷的思想。刘勰指出：“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在这里，他是将“目瞭”作为“心敏”的比喻提出来的，认为审美判断中思想的敏锐要像观察事物时眼睛的明亮一样。眼睛明亮，就没有不能辨别的形状；思维敏捷，就没有不能通达的道理。其实在审美活动中，审美主体的各种心理功能是综合作用、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联想、想象、领悟、理解等，共同参与着对审美对象的感知和审美意象的创造，刘勰提出的“目”与“心”，应该包含着上述所举的各种感官和心理功能，而且是共同作用的。审美意象是具体而生动的，它既真实地再现着一定的生活情景，又表现着作者对理想情境的追求，需有锐利的目光去观照、去审视、去截取；作家的思想情感是灵动而深隐的，他凝聚、渗透在审美意象之中，需要用敏捷的思维去感知、去发现、去发掘、去提炼、去把握。读者只有既具备敏锐的审美眼光，又具有敏捷的思维能力，才能直观地把握作品审美意象中所深蕴的思想情感，发掘出作品的审美意义。 第三，“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是知音的关键。 丰富的生活阅历，敏锐的审美感觉是知音的基础，但具备这些并不一定就能成为作家、作品的知音。秦皇汉武，是那样的“鉴照洞明”，却还是“贵古贱今”；班固曹植，是那样的“才实鸿懿”，也依然“崇己抑人”。可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是何等的困难。因此，“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公正地对待作家，客观地评价作品，才是知音的关键。 “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就是要求像用衡器称物那样的准确无误，像镜子照影那样的分毫不差，这是刘勰提出的文学批评原则。只有不带主观偏见，不囿于个人成见，“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才能公正地评价作品，中肯地品评得失。可见，能不能发现作品中的美是一回事，是不是公正地评价则又是另一回事，它需要鉴赏者的才智与敏感，更需要鉴赏者的良知和勇气。具备这些条件，知音也就不难了。当然，绝对的客观公正是不可能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审美观，对文学也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要求；不同的鉴赏者更是“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不可能有一个永恒的、绝对的准则。但刘勰强调文学批评要有客观标准，提倡批评家要有科学、求实的态度，却无疑是正确的，在今天仍有着积极的现实指导意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艺术规律，客观公正地评价作家作品，不饰美，不掩恶。这是开展文学批评的正确态度，也是促进文学艺术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三、深识鉴奥方为知音 “音”既可“知”，那么，该如何去“知”？又怎么样才算“真知”呢？ 《知音》篇为我们指出了深入感悟作品情志、正确评价创作得失的途径和方法。 （一）“披文入情，沿波讨源” 刘勰通过对文学鉴赏同文学创作的比较，揭示了文学鉴赏活动的特点，指出：“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则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创作与鉴赏是艺术审美实践的两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家的创作为鉴赏提供着审美对象，读者的欣赏和批评又激发着作家新的创作热情，促进着作家创作水平的不断提高。没有创作，也就无从鉴赏；没有鉴赏，创作也就失去了意义，作品的社会作用、审美功能也就无法实现。但文学鉴赏与文学创作是性质相同而方向相异的审美活动。文学创作是作者先为社会生活所激发，引起情感的激动，思潮的起伏，而进入创作的过程，通过艺术加工，用语言塑造审美意象，抒发思想感情，传达自己的意志愿望，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是“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验到这种感情”[2](P48)这样一种精神活动。作家的思想感情、是非爱憎，是渗透在语言文辞所描绘的意象、情境之中的。而文学鉴赏则与之相反，是读者通过对作品中语言的理解而感受意象，通过对意象的感受而体验情感，通过对情感的体验而把握审美意象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创作是“情动而辞发，理发而文见”；鉴赏则是“披文以入情”、“沿波而讨源”。“波”指作品的语言文辞、审美意象以及所激发起来的读者的情感；“源”则是指渗透于语辞意象中的作者的创作意图、心志情怀等。 “披文入情，沿波讨源”，高度概括了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基本途径，也深刻揭示了文学鉴赏活动的美育特征。正是在“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的文学鉴赏实践中，读者与作者以及其他不同个性、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乃至不同时代的读者得以相互交流，彼此沟通。“世远莫见其面，觇文辄见其心”，作家可以通过作品抒发感情，传达思想；读者可以通过鉴赏作品感知作家的心灵，从中得到审美的享受，获得思想的启迪，汲取精神的力量，不断完善自我，美化人生，改良社会。 （二）“将阅文情，先标六观” 在具体的鉴赏活动中，我们则要从作品的形式入手，咀嚼文意，感受意象，体验情感，领悟意境，对作品进行全面的考察。对此，刘勰提出了“六观”：“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形，则优劣见矣。”于“六观”，以前有学者认为是刘勰提出的文学批评标准，这是不确切的。刘勰的文学批评标准，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所谓“文之枢纽”的各篇之中，并贯穿于全书各篇对作家作品以及各种文学现象的评价上，其基本精神就是：“衔华而佩实”，“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辞巧”，“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等等。在《宗经》篇中，刘勰把它们概括为“六义”，指出：“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信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这些包括了对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全面要求才是刘勰所提倡和遵循的文学批评标准。至于“六观”，则主要是“披文入情、沿波讨源”的具体方法，着眼点是“文”是“波”，即如何从形式入手，把握作品的思想内容，品评创作的得失成败，指出作品的高低优劣。 以“六观”验“六义”，更可见出“六观”确实是文学鉴赏中“沿波讨源”的基本途径和具体方法。一观位体，“体”是指作品的体裁样式，即看作家对文体的选择和应用是否恰当，是否达到了“体约而不芜”的要求；二观置辞，看语言的运用，是否符合“志足而言文”、“文丽而不淫”的标准；三观通变，看作家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是否能“参古定法，望今制奇”（《通变》）；四观奇正，看表现手法上的平正奇巧，是否做到了“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定势》），“情深而不诡”；五观事义，是看对古语事义的引用，是否符合“事信而不诞，义直而不回”的基本要求。六观宫商，则是看文章的韵律、音调是否和谐统一。总之，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经得起人们各个方面的品鉴，“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总术》）能叫人赏心悦目，给人以强烈的审美享受的作品方为上乘之作。 “六观”所举的六个方面，包括了作品艺术形式和思想内容的基本要素，体现了文学批评对作品从形式到内容，“沿波讨源”的全面审视。刘勰认为，只有按此方法，全面深入地鉴赏、观察、分析，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的判断，作出中肯的评价。 （三）“深识鉴奥”，见“异”知“音” 艺术追求创新，作品贵有新意，文学的独创性是作家孜孜以求的目标。刘勰在《隐秀》篇指出：“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就是说，优秀的艺术作品是秀与隐结合在一起的。“秀”指的是文章辞采意象的明丽，隐则是指作家心志情思的深涵。造成“文隐深蔚，馀味曲包”即文采深沉而丰富、情意充盈而委婉的特点，能够“使玩之者无穷，味之者不厌”，获得极大的审美享受。故“立意之士，务欲造奇，每驰心于玄默之表；工辞之人，必欲臻美，恒匿思于佳丽之乡。呕心吐胆，不足语穷；锻岁炼年，奚能喻苦？”道出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创作者要追奇求新，鉴赏者当然要善于“见异”。所谓见异，就是要发掘出深隐在作品中的作家的心志与情思，发现作家、作品的独创性所在。许多优秀之作，正因为作家情思的深蕴而曲折，往往被人们的“俗鉴”所忽视乃至误读，因而导致“庄周所以笑折杨，宋玉所以悲白雪”的遗憾。针对这种“曲高和寡”的现象，刘勰特别提出了“见异”的要求，指出：“见异唯知音耳。”只有真正的“知音”，才能发现作家独具的匠心。因为“见异”不是一般的鉴赏所能达到的，而必须“深识鉴奥”。“深识鉴奥”即“鉴识深奥”之处，也就是深入地赏析鉴别，发掘作品的深情深义，感受作者独到的审美体验，了解作者的创作用心，从而把握作品内在的“异采”——独特的审美价值。鉴赏者也只有在这种“深识鉴奥”中才能“欢然内怿”——获得内心的愉悦和满足，达到审美享受的极致。 刘勰对屈原创作的批评可谓知“音”见“异”的典范。在总论部分，他在提出“征圣”、“宗经”的同时，列《辨骚》于“文之枢纽”中，对屈原的创作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鉴赏。他首先批评了当时的一些“褒贬任声，抑扬过实”的评论，指出他们“鉴而弗精，玩而未核”的弊端，接着，从屈原《离骚》与经典的比较、楚辞的发展历史、屈原创作的特点以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考辨，揭示了屈原作品的独创性特点：“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诡而慧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故能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并认为“屈宋逸步，莫之能追”，从而高度肯定了屈原在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衣披辞人，非一代也”的深远影响，这些评价中肯而精当，实为“深识鉴奥”之论。 刘勰把文学审美活动当作最高的精神享受，认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人的感受是：“譬春台之怡众人，乐饵之止过客”——如同春天竞上高台，纵目四望那样的心旷神怡，像路人听到美妙的音乐，闻到美味佳肴那样的兴味浓郁。并指出，这种美只有在鉴赏实践中亲身感受、直接体验才能获得：“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兰花是世界上最香的花草，只有亲自欣赏才能倍感它的芬芳；书籍（文学作品）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之花，只有深入研阅、寻索玩味，才能感受到她的美艳，也只有深识鉴奥，体悟她的魅力，发现她的“异采”，才能成为她的真正知音。 品味《知音》篇，我们在了解“知音”的特点，把握“知音”的规律的同时，也深感知音的重要。特别是在人类进入“读图时代”的今天，人们大多追求流行阅读，快餐式阅读。沉湎于影视的画面，迷恋于虚拟的空间，寻求着感官的刺激，满足于浅层的享受。迎合一部分读者低俗的鉴赏趣味，一些作家崇尚于身体写作、器官写作，性欲、隐私成了热门的卖点，美女作家、美男作家、性感作家纷纷粉墨登场，文艺作品已失去了应有的思想价值、艺术魅力。“淫辞在曲，正响焉生？”（《乐府》）受此影响，一些文学批评也成了促销的手段，追逐于名利，热衷于炒作，媚俗、吹捧之风甚嚣尘上，严肃的文学批评几乎没了踪影。名著被束之高阁，经典被置于角落，真正的文学难觅知音。 面对这种浅薄庸俗的大众文化，有学者指出，“读图时代”在为人们了解事物提供更直观便捷途径的同时，也给人类的精神生活带来了伤害，其伤害之严重不亚于一场“瘟疫”。这种与流行、时尚相关的阅读，使我们获得的仅仅是感官的轻松，表层的享乐，而未能进入大脑，沉淀于心，疏离了人类对精神、灵魂、生命、本质意义的追求，甚至与之背道而驰。久而久之，它将导致思想的肤浅，思维的迟钝、大脑的退化、精神的衰颓、灵魂的丧失。果如其然，那将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基于此，学者们发出了重读经典的呼声。[3]“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绎方美。”经典，是人文知识的凝聚，科学智慧的结晶，是我们继往开来，重建人类文明的基础。唯有潜心研读，“深识鉴奥”，才能感受她的魅力，发现她的价值，汲取她的营养。重读经典，见“异”知“音”，是我们今天克服现代社会的弊端，抵制贫乏与平庸，远离轻浮与虚无，抵抗丑恶，完善自我，陶冶情操，美化人生的重要途径。这不失为刘勰《知音》篇在今天所闪耀的“异采”。 参考文献：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列夫·托尔斯泰.艺术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徐鲁.声讯时代为什么要重读经典[J].读者，2002,(4).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