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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义德考虑到了阿拉伯语的地位，人们只能猜测这可能已经是一本正在写作中的书的主题，他尝试着用语文学来重新表达神圣的另一面。好像他已经注意到了肯尼斯·莱因哈德的确定看法，即无意识—就像神灵的语言一样——是通过“重新讲出或者重新标点”一门语言的想法传递而来的，这门语言来自外界，承载着“它奇怪的欲望和残酷的命令。”[12]萨义德没有回避这一话题，即一门世俗语言在与一门神圣语言比邻而居的命令之下如何应对，他开始关注“用阿拉伯语生活”的问题，这一任务在日常生活中因为经典(fus—ha)与通俗('amiya)的划分而变得复杂了。尽管在文章中，萨义德的一个明确目的是改革阿拉伯语以便它能够更好地在日常语言中处理经典表述，但是他的最大的关注好像却是运用语文学将阿拉伯语中的“最基本”性质去译化。为了这个目的，他唤回了“al—qua’ida”这个词的语文学功能(即意为语言的“语法”或“基础”的那个词)，正如同在《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中他开拓了“jihad”(圣战)这个词的世俗意义，设置了语境将它解释为对于“isnad”(传述世系)或阐释学群体的专注： 由于在伊斯兰语中，古兰经是神灵的话语，因此尽管必须被反复诵读，却永无可能被完全理解。但是已经付之于语言的这一事实，使得竭力理解古兰经的文字意义首先成了读者的责任，他们深深地清楚此前已经有人尝试去做这项令人生畏的工作。因此他人是作为见证人群体出现的，这些见证人是以链条的形式出现在当代读者面前的，在某种程度上，每一个见证人都依赖于前面的那一位。互相依赖的阅读体系被称为“isnad”。共同的目标就是竭力抵近经文的根本、它的原则或者“usul”(根源)，尽管个人的专注与格外的努力这种成分必须一直具备，阿拉伯语将这种成分称为“ijtihad”(独立的思辨)。(没有阿拉伯语的知识，就很难理解“ijtihad”是和那个声名狼藉的词汇“jihad”从同一个词根派生出来的，“jihad”并不主要指圣战，相反主要指的是基于真理名义的精神努力。)自从14世纪以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持续不断的争论，即独立的思辨在何种程度上、何种界限内可以被许可，这一点也就无足惊异了。[10] 如同本段文字所印证的一样，萨义德专注于将阿拉伯语作为一门语言名称的“恐怖”属性取掉。但是在努力将这个神圣的词汇世俗化的同时，他闯进了名称主义如何给语言另外取名的困境。语言按照民族、人群以及神圣术语命名的深层结构规范需要被打碎，对于萨义德关注于要建立一个语文学的人文主义来说，这就是一个补充，这种人文主义不再被新帝国主义的沙文主义所妨碍，也不再羞于正视推行僧侣政治言语行为的专制制度，然而，它却不能再继续否认“生活”是独特的、不可翻译的这一概念，这种独特的不可翻译性是一种“对于天堂的认知”，这种认知有着巴别塔的有形伪装，或者有着翻译的“来生”。语言一神教(内在于德里达的“他者的语言单一化”)，萨义德的“用阿拉伯语生活”的模式(那种排斥自身的系统，一种神圣语言的逻辑被构成了两个—经典与通俗)，斯皮策的“学习土耳其语”模式(它启动了不可翻译的长期储备)，这些因素一起推进着语言如何思考自身的界限，从而将一种新型比较文学的前景重新建立在翻译的问题里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