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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回顾吉奥吉欧·阿甘贝、塞缪尔·韦伯、厄多尔·格雷森特、雅克·德里达、肯尼斯·莱因哈德、爱德华·萨义德、列奥·斯皮策的关于语言与民族的关系和语言自身内部的对立与疏离的一些观点，文章认为语言按照民族、国家以及神圣术语命名的深层结构规范需要被打碎，另一方面生活本身的不可翻译性又会推进语言思考自身的界限，从而可以基于翻译建立一种新型比较文学。 关 键 词：克里奥尔语/洋泾浜语/语言国际主义/悖论/一种语文学上的人文主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世界文学史新建构”的中国化阐释(项目编号12AZD090)；教育部一般项目世界文学重构与中国话语创建(项目编号12YJA751011) 作者简介：艾米丽·阿普特，美国纽约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 译 者：方华文(1955- )，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苏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文学翻译研究 为了在9·11之后重新思考人文学科中的批评模式，同时在特别强调了语言与战争、翻译中克里奥尔语化和语言的区域化问题、世界经典和文学市场的变迁以及信息翻译中先进技术的冲击之后，我试图想象出将翻译作为一个支点的一种新型的比较文学程式。我开始试图用列奥·斯皮策(Leo Spitzer)和埃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著作，重新思考20世纪30年代比较文学在伊斯坦布尔的学科“创造”，他们这些人的名字已经等于在解释为什么处于放逐中的全球人文主义以前被反复提及。最后我以一些思考来做结束，这些思考是关于语文学在被用于创造一种没有民族性的比较文学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而且这种比较文学在将自己命名为“翻译”(translatio)时也对语言的自我认知行为进行了命名，企图使人们能够理解那些语言以外的东西(“上帝”、乌托邦、自然界、DNA、表现主义的一体化场理论)。 比较文学在命名它的学科名义的构成要素—翻译过程时，打破了一个民族的名称与一门语言的名称之间的同构对应性。如同吉奥吉欧·阿甘贝(Giorgio Agamben)所言①，“我们事实上对于民族或语言是什么毫无概念”。[1]对于阿甘贝而言，吉普赛人的事例暴露出了对语言命名的依据是非常不可靠的。在确认“吉普赛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正如同土语对于语言”[1]时，阿甘贝撕下了标准语言名称的面纱，这些语言名称似是而非地企图掩饰“所有的民族都是一些帮派和盛在一个贝壳里的菜品，而所有的语言都是一些黑话和土语”这一事实。对于阿甘贝而言，可想而知，那些不能被纳入国家结构的语言(比如加泰隆语、巴斯克语、盖尔语)，或者许多民族的那些鲜血与祖国的各种神话可能会催生“语言的纯粹存在”的道德伦理方面的“经历”。“只有处处打破语言、语法、民族、国家的存在之间的联系，思想和实践才足以应对目前的任务”[1]，阿甘贝作结论道。 塞缪尔·韦伯(Samuel Weber)对民族与名称上的语言谬见进行了类似的、与翻译更直接相关的剖析，他指出： 翻译在其间来回转换的那些语言系统被认为是“自然的”或者“民族的”语言。然而这些说法却远非精确或令人满意……这些说法的不精确与它们企图纳入自身的语言多样性成正比……要找出一个普遍性的说法，从而能够精确指代各种语言所属的范畴，这方面的困难显示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即要确定那些使所有的语言具备其相对完整性或连贯性的原则—也就是要假定这些原则真的存在。[2] 对于韦伯要求建立那种各种语言隶属其中的普遍性的术语这一呼吁，比较文学是一个恰当的回应。就此而论，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抽象的普遍性说法或者作为与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基本符号大致相同的普适性符号发挥着作用，在命名过程中这一说法会发出民族主体和语言主体的引诱力②。在类似于traduit de l'américain(从美洲语翻译过来)的表述中，我们会听到这种引诱力，这里面抓住了一种本不存在的语言，这种语言正在通过将它与民族或人群的名称变得一致这一过程而形成。当然，具备自身独特的语法规则以及规范的、被称之为“美洲语”的标准语言是不存在的。“美洲语”可能是(按照名称派的说法)指称一种可能存在的语言世界的一种语言的名称，但是这种术语，北美的英语使用者不会用来指称他们自己的语言，而且它也不是一个合法的民族标志。如同让—卢克·戈达德(Jean—Luc Godard)最近所说的一样，“我真的想为‘American’找出另一种说法。当人们说起‘American’的时候，他们指的是某个住在纽约和洛杉矶之间的人，而不是某个住在蒙得维的亚和圣迭戈之间的人。”[3]作为一门语言的名称，“美洲语”隐晦地将西班牙语置于外国语言的地位，尽管南北美洲半球有成百万上千万的国民声称，西班牙语是他们的母语。一种新型的比较文学会承认在语言领域中存在着为了获取权力和尊敬的欺骗。一种新型的比较文学寻求成为一种名称，用以指代以语言多样性和如同幽灵一样的民族间关系为特点的种种语言世界。 在《交往诗学》中，厄多尔·格雷森特(Edouard Glissant)认可了向语言学国际主义的发展趋势，同时他使命名的不稳定性从属于地理诗学，用一种世界体系来代替旧的中心—边缘的世界模式，这种世界体系由多种独特的语言构成或者由许多彼此互相交织的小世界构成，每一个小世界都是一个诗学非透明体的场所。格雷森特的全世界模式，建立在德鲁兹(Deleuze)和瓜塔里(Guattari)的非辩证法的固有性本体之上，提出了一种怀疑论的社会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那些小世界(可能是以西方势力撤出的加勒比海区域为模型)，通过克里奥尔语的纽带和以拒绝借外债为中心的互利政治，进行彼此之间的横向联系。格雷森特期盼着有朝一日全世界主义将超越第三世界主义，也就是说，那时民族形式会让位于固有的、全球性的克里奥尔语共同体，格雷森特想象着克里奥尔语“改观成为世界语言。”[4]基于格雷森特的观点，《颂扬克里奥尔性》的作者们将克里奥尔性设想成“分散而又重组的世界，一个单一能指之下的众多所指的大漩涡：一种充满了克里奥尔语特点知识的共同体，他们认为，将会为了艺术而被保留下来，绝对为了艺术而被保留下来。”[5]如同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所指出的：“民族的损失是克里奥尔语的收获。”[6] 克里奥尔语预示了一种后民族主义的语言状况，也质疑了语言的单一化(指出这是对于语言过渡和交流的一种人为拘禁)，就此而言，它可以被说成是象征了一种基于翻译的新型比较文学。尽管如同我在本书中所论述过的一样，克里奥尔语已经成了一种总体性的惯例，它松散地适用于混杂性、混血性和跨文化交流的平台，或者也适用于一种作为文学史的批评范畴的语言；它也是作为缺乏创伤的一个同义词而出现的。以大西洋中央航线、人贩子和种植园主粗暴的命令声为典型特点，克里奥尔语承载着一段屈辱史，这段历史堪与19世纪汉语里面充斥着洋泾浜式的翻译词汇的历史相提并论。按照苏源熙(Haun Saussy)的估计，在语法学家看来，中文里面的洋泾浜式翻译显示出“不完整……目标语里面表述正常，而这种翻译体现出的却是来源语表述的磕磕绊绊、表达错误或者过度表达，这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对等关系。”[7]在苏源熙的阅读中，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神圣的、语言间对照的翻译理想提供了一种重新评估洋泾浜语的可能性，因为这种语言间的词对词的直译产生了一种充满了漏洞的翻译：“洋泾浜语代表了语言间的那种不可通约性，它使之可听可见了。对汉语那种没有语法的语言的讨论，使洋泾浜语获得了最大的代表性资格。”[7]在神圣的翻译的幌子下，克里奥尔语又复原了，就像洋泾浜语一样，它完全可以被塑造成一种充斥悖论的语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