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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境与出路全球化时代希利斯·米勒的比较文学观(4)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中国比较文学》2013年第 张旭 参加讨论

    四、反思与展望
    20世纪的西方学界盛行“危机”之说。到20世纪中叶以韦勒克等为首又提出“比较文学危机”的论调。就像韦氏所分析的,这种危机的原因有许多,最主要的在于该学科缺乏独立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的研究方法[2:282]。其实,后来比利时学者勒菲弗尔进一步指出:比较文学的危机像其他学科的危机一样,缺少的是研究实体或核心,也就是“该学科内的从业人员无法就其学科应有的核心达成共识”[12:6],从而出现目标认同迷失的局面。换言之,只要研究对象的问题解决了,该学科现存的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然而问题并非如他想象的那么简单,随着比较文学中内部研究继续深入以及交叉研究的发展,特别是文化学派的兴盛,人们于无形间有违原来的初衷,也就是在研究问题与方法二元间,其关注的重点再次偏向了后者,从而架空研究中的实际问题,并直接导致研究对象的“不在场”,由此再度延续比较文学学科危机的论调。到了全球化时代,这种危机的性质和根源似乎有了新的变化,就此米勒又有其独到的认识和分析。
    处在全球化时代,交通与资讯的迅速发展对比较文学带来了巨大冲击和影响。特别是人们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语言本身又成了不同文化间交流和沟通的最大障碍,进而影响到比较文学领域,导致比较文学的危机。落实到一点,这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翻译造成的。回顾20世纪的西方学界,翻译研究事业发展迅速。特别是随着现代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宣告诞生,引起诸多领域的学者关注翻译问题。他们分别从不同的维度来审视翻译,由此给世界译学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后来随着解构主义思潮盛行,“不可译性”问题成了翻译研究中讨论得较多的话题。在当代解构主义批评中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颠覆所谓有一种普遍语言存在的可能性。而达此目标的不二法门,就是要证明语言自身的局限性[13:12]。早在20世纪70、80年代,米勒曾认真研读过本雅明那篇著名的《译者的任务》(1969)以及保罗·德曼相关评论文章中关于不可译思想的内容[14:73-105]。后来米勒又有专文讨论不可译性问题[15:269-278]。同样是在80年代,德里达曾借助《圣经》中巴别塔的寓言,将上帝刻画成一位解构者,并得出结论:翻译“既是必然的,又是不能完成的”[16:170]。这就完全有异于诠释学派提出“通过理解,翻译得以完成”的观点。按照现代哲人解释:翻译尽管是不可能的,但人们恰是本着“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从事翻译活动,这就决定了种种不可能中的可能,由此导致种种带有隐喻性翻译定义的诞生,只是各自对翻译的局限性的认识和提法未必可能做到统一。受此种学术思潮启迪,米勒指出,当今比较文学危机主要是由于语言自身即翻译问题造成的,进而强调在阅读和研究中学习外语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只有深入这些语言,才能体会不同文化中那些细微方面,从而欣赏到异质文学作品的奇特魅力。此种说法似乎也为人们在比较文学危机中指明了一条出路。
    在美国,米勒等人努力为文学批评在美国实现建制化作出了贡献。同时还要看到,在米勒的学术生涯中,阅读、教学和围绕文学批评的写作又互为因果,紧密相联。因此可以发现,无论是在从事文学教学还是文学批评的过程中,米勒都推崇对原典作品的阅读,同时他特别看重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阅读方法的培养,并把语言问题推到相当高的位置。正是以这种方式,在美国文论界批评理论盛行的时代,他与德曼等解构主义批评家一道,大胆地做出“抵制理论”的举措,以此走近文本的世界,走近异质文化中由语言构织的世界,他的种种做法无疑可以看作是对自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在发展过程中冷落文本和文学史等趋势的一种回应。正是这种走近文本的策略,避免了当今批评界盛行的架空文本的现象,还有“为理论而理论”的做法。同时,他历年来的阅读对象,主要针对的是文艺复兴以来诞生的英语文学作品,而且这些阅读始终是在互文语境中展开的。其实,他这样做并非像人们所说的意在颠覆经典作品的地位,而是旨在巩固这些作品的经典地位。而且在阅读的过程中,尽管面对的是一种虚拟的现实,但他始终关注语言、关注作品,这又可看成是他深切关注人生和体验人生的一种表现。这种深切的关怀,也体现了他个人的人本主义情结。处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人文精神是如此的匮乏,米勒的此种做法显得难能可贵。
    另外还应看到,针对前些年文化研究盛行的状况,米勒一方面表示关注的姿态,同时又身体力行地展开研究,进而推出不俗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表示过对文化研究盛行现象的担忧。其原因是,他觉得现存危险是文学研究可能会消失,可能会被文化研究的大潮吞没,文化研究并不特别属于文学,或是简单地可将它当作“精英的”、“古旧的”等的代名词。这完全用不着奇怪,因为如今那些从事文化研究的年轻学者多是在电视、电影、流行音乐和互联网中泡大的一代人。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留给文学,文学在他们的生活中无足轻重。这样的趋势可能还会延续,同时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只要我们仍在使用语言进行交流,同时为了解过去,人们就有必要研究文学,并教授他所说的那种“修辞性阅读”。一句话,米勒仍然希望文学研究本身能以某种方式延续下去。他的这种观点虽然主要针对的是普遍意义上的文学,但对比较文学同样适用。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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