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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化批评问题之探索与比较文学中差异性凸显 回顾美国现代文艺理论界的发展状况，我们发现自二战以来它经历了几次大的转变：从1950、60年代新批评的鼎盛，到1970、80年代各种批评理论纷纷登场，再到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文化批评迅速上升到主宰地位。作为当代美国文学批评界领军人物的米勒，其个人学术兴趣自然离不开这种发展趋势，表现在文化研究方面便是如此。他对文化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思索确有其独到处。 米勒与德里达、德曼等人有长期的交往，其研究也因此带上浓厚的解构主义色彩。值得指出的是，如果说早期解构批评通过解读经典作品而流露出某种精英情结，那么此后兴起的文化研究表现出的恰好相反。文化研究主要关注文本的大众性和可消费性，其最大特点是超越了某一特定学科的界限，打破了高雅与低俗、精英与大众文化间的壁垒，它既研究已有的文化成品，也考察作品的生成方式，同时与政治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6：239-301]。文化研究曾是美国众多比较文学系开设的主要课程，后来逐渐脱离出来，成为单独的学科。而今处在全球化时代，米勒将他对文学文本阅读的方式拓展到其他文本阅读之中，这又可看作是他为文学与文学批评拓展生存空间的一大尝试。 1986年米勒和德里达转赴加州大学厄湾分校，继而德曼去世，原本就“和而不同”的耶鲁学派宣告解体。此间随着新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批评等的崛起，解构批评遭受了巨大挑战。人们主要指责解构批评的虚无色彩以及漠视政治、社会、历史的倾向。米勒就此进行了回应。在一些访谈中，米勒重申自己对历史、社会和政治的重视，并声称自己“一向都是某种的文化批评家，意思是说，我一向关切文学和文化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一直对文学和其他媒介间的关系保持着普遍的理论关怀”[7：156-157]。所谓“文化研究”，在米勒看来就是“一种异质共生、而且可以说是无定形的、包含了各种体制和实践的一个领域，很难说它有什么共同的方法、目标和学术体制。这一领域中各家间争得不可开交，这本身说明所涉问题的重要”[5：131]。正因它重要，自然引起米勒对该问题的重视。米勒就文化批评推出的著作《图示》(1992)便是这种关怀的产物。该书曾获美国比较文学学会颁发的列文奖，足见其在美国比较文学领域获得的认可。该书以一种积极的、建构的方式描述了文化研究，认为它是一种对艺术作品语境化的方式。米勒在此玩弄了一套他擅长的文本游戏策略，这点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全书结构所做的安排上。该书除封面、封底以及45张插图用以图示书中文字外，其文字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题为“数字复制时代的文化批评工作”，似乎是对本雅明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图示；第二部分题为“文字与形象”。在第一部分，作者主张文化批评必须做的事情便是发展出一些方式，能够很具体、详尽地讨论非文字的文化形式，以及它们与文字的文化形式间的关联，而这些主张则由第二部分来证明。换言之，第二部分所讨论的文字和形象间关系的例子，图示了第一部分所下断语。通过这部书，作者说明了图像与文字永远无法水乳交融，而是彼此间存在某种冲突。此点也由书中插图本身之间的关系展示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书可以说是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的一个注脚。就像有学者指出的，文学没有绝对的本质，没有分明的界线，文本阅读主要取决于阅读方式，取决于现象学所说的“意向作用”，任何文本只要你愿意，均可解读成文学的或非文学的[8：25]。基于此种考虑，米勒对别的文本符号进行的这种文字“阅读”方式，可看作他惯常阅读方式的一个自然延伸。 世纪之交，米勒在《“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中继续就文化研究问题进行阐发。文中讨论了全球化对文学研究造成的几点影响，其中最后一点是促成文化研究的迅速崛起。这是20世纪80年代或更早出现的一种对外在批评的回归，也就是对一种新的使文学研究政治化和重新历史化的回摆，由此赋予了这种研究的社会职能，使它成为一种妇女解放、少数民族和后殖民、后理论时期一度被殖民化的人们的工具。“文化”、“历史”和“媒体”，“性别”、“阶级”和“种族”，“自我”和“道德力量”，“多语言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全球化”，这些现在已经以不同的混合形式变成了新历史主义、新范式主义、文化研究、通俗文化研究、电影和媒体研究、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以及后现代研究等的标识语。所有这些新计划都对文化制品的历史和社会语境有着某种兴趣，它们倾向于认为这种语境是说明性的或决定性的。对文化研究来说，文学已不再是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文学只是多种文化象征或产品的一种。其结果便是，随着文化研究在人文学科中日益占据统治地位，人文学科将越来越接近与社会科学合并，尤其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科。这就意味着带有传统欧洲文化中心性质的文学教育，对许多文化研究项目均不会有太大的帮助[1：297-299]。 诚然，解构批评家普遍认同世界是由差异组成的。就文学领域而言，在德里达看来，文学就是“全然的他者”、“绝对的‘他者’”[9：22]。在米勒看来，“一件文学作品就是回应或记录一个预先存在的永恒的他者的世界”[10：77]。因此，阅读文学就是进入他者的世界。从某种意义说，全球化就意在泯灭差异。面对这种状况，针对未来比较文学的发展，米勒极力呼唤一种新型的全球性、非欧洲中心的比较文学。究其实质，他的这种呼唤正是建立在文化差异性和异质性认识基础之上的。在《他者们》(2001)中，米勒曾说过：“我们西方人所知的文学，是一种受到极度制约的产品，而且这种文学仅属于西方社会”[11：113]。后来他又说：“西方文化资本的全球霸权的一个激进结果就是颠覆(即便不是灭绝)所谓的‘少数’语言”[5：8]。如今米勒表示欢迎比较文学的全球化，欢迎它脱离欧洲中心主义，这可以说是大势所趋。不过他强调：要发展全球性比较文学，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具体的作品研究时应该学习相关的语言，并建议人们去学习人类学的做法，在研究一种文化形态时去学习相关的语言。而且他主张文艺批评家或理论家(自然包括比较文学学者)要在一定程度上自觉成为自身文化的产品，具体说，就是文学作品的人类学学者。另外，当今比较文学中的大多数作品从许多角度来看，都是社会科学的表现，与社会科学的法则密切相关。尽管有人说，学习一种异质文化的语言，特别是欧洲人学习非欧洲国家语言，是一种文化侵略行径，米勒却坚称，为了研究某个课题而掌握必要的语言知识，并非什么帝国主义行径。与其相信什么都可丝毫无损地译成英文，不如先去学习这门语言，从而真正进入该种文学与文化。 处在全球化时代，受解构批评思潮影响，比较文学或文化研究学者又该采取何种批评态度呢？在一次访谈中米勒就此有过讨论。他指出：弱势研究、第三世界文学、后殖民文学现在使用起来也许是正确的字眼，但这些很快就会过时。“此间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学研究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传统西方国家文学对于一般学校和大学文学研究的宰制，将被改变为更宽广的多语言、多种族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文学的新模式中，问题将不是弱势对抗强势，或边陲对抗宰制、霸权，而是以不同的研究方式，一起研究来自许多不同文化的许多不同语言的文学。而且在所谓的文化研究的发展中，那种情形已经发生。”同时“所有的这类研究的名称，都带有帝国主义或欧洲中心的回响”[7：145-146]。为此，他建议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这样的地区，有必要从小学开始便必修三种语言：英文、西班牙文和至少一种亚洲语言，而且英文应该与至少一种亚太地区语言和文学一起来教授。他甚至还提出，现在是我们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了[7：146]！因为他还拥有这样一种信念：“中国有着一个伟大的未来，在知识事务中它将日益成为一个世界领袖，当然也在其他方面。”[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