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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故圆照之象，务先博观。”如果以此为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愿景，那么，斯坦纳一定是最有心得、最有发言权的比较文学家之一。迄今为止，斯坦纳已有20余部著作问世。除了前述书目之外，另一些重要作品包括：《安提戈涅》、《论困难性及其他》、《疆界之外》、《蓝胡子的城堡》、《绝对性的乡愁》、《海德格尔》、《造物的文法》、《我的未写之书》、《真实的临在》、《思之诗》等。这些作品除了关乎古典和现当代文学的本业，更涉及语言、翻译、文化、哲学、神学等广阔领域，体现出真正比较文学家的“圆照之象”。 斯坦纳的作品中，有几部与他在“什么是比较文学？”演讲中提到的研究重心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领域联系非常紧密。它们是《巴别塔之后》、《安提戈涅》、《悲剧之死》和《思之诗》。 斯坦纳强调比较文学的第一个重心是翻译研究，这正好与《巴别塔》一书的主题对应。该书的副标题是“语言与翻译面面观”，足见斯坦纳的雄心。他是想“绘制出一个全新的领域”[6：viiii]。书中开篇就提出了“理解即翻译”的命题，接下来讨论了两类截然对立的语言观以及历史上对翻译的各种见解。斯坦纳认为翻译是艺术，不是科学。他将翻译活动视为阐释的过程，其中包括了四个步骤：信赖、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这部作品自1975年问世以来，已经成为斯坦纳的经典[6]。斯坦纳强调比较文学的第二个重心是文本的传播和接受，这在其著作《安提戈涅》中得到诠释。安提戈涅是古希腊神话中俄狄甫斯王的女儿。根据神话传说，她违背了忒拜国王克瑞翁的旨意，将因叛国被戮而不准下葬的哥哥秘密入土为安。克瑞翁一怒之下，将她处死。在临死之前，她预言克瑞翁也将自杀身亡。安提戈涅和克瑞翁的冲突有多重寓意，象征了国族与个体、男人和女人、青年和老年的冲突。两千年来，这一神话一直笼罩在西方心灵之上，不断地遭遇重写。斯坦纳透过这一神话的传播和接受，从戏剧、诗歌、小说、哲学、政论、歌剧、芭蕾、电影甚至造型艺术材料中，揭示古典神话对20世纪文化的深远影响[7]。斯坦纳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个重心是主题研究，《悲剧之死》一书是他在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斯坦纳所谓的“悲剧”，不是指一种戏剧门类，也不是指人类共有的悲情经验，而是指基于彻底虚无的人生观之上衍生出的艺术作品。这种人生观的前提就是，人生是致命的罪行，“最佳莫若不生，早死为次佳事。”[8：9]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完全不受欢迎的客人；世界之于人，是完全邪恶的他者；人生除了受苦，就是受苦，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没有任何救赎的希望。自杀是人从此世解脱的唯一出路。按照这种人生观所产生的“悲剧”自然是有限的。斯坦纳清理了这一悲剧主题的谱系，包括索福克勒斯的《俄狄甫斯王》、《安提戈涅》，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赫卡柏》、《特洛伊妇女》、《醉酒的女人》，马洛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拉辛的《贝蕾妮丝》和《菲德拉》，雪莱的《钦契》，毕希纳的《沃采克》等。最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完全落选。斯坦纳的理由是，它们在结尾都走向了喜剧，只能算是情节剧或悲喜剧。绝对的悲剧关闭了救赎和改良之门。斯坦纳认为，现代性的线性时间观念、神学的衰落和马克思主义的弥赛亚本性，构成了“悲剧之死”的成因[8]。 显然，斯坦纳在1994年演讲中谈到的比较文学三个研究重点，是他多年来的经验之谈，正好可以找到三部代表性著作来验证。在那篇演讲中，他还提到四个值得继续研究的领域，这不妨看成是他的愿景。也许由于年岁已大，他对继续学习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已力不从心，所以将这两个方面留给了后来者。而第三个方面跨学科的研究，部分愿望已经在《我的未写之书》中有明示。该书分七章，谈论他未来得及写的7部作品，主题分别是：中国风、妒忌、爱欲之舌、犹太问题、教育制度比较、人与动物关系、政治观念与宗教信仰[9]。对于第四个方面，也就是斯坦纳本人最为着迷的诗歌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我们终于有幸在他的新著《思之诗》中看到了结晶[10]。众所周知，诗与哲学的争执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挑明这种争论的柏拉图说过，这个论争在他那个时代就已经是古老的话题了。“在柏拉图看来，诗歌是欺骗，它提供模仿的模仿，而生活的目的是寻找永恒的真理；诗歌煽动难以驾驭的情感，向理性原则挑战，使男人像个女人，而非追求精确。……诗歌对创造健全的灵魂或合理的国度没有丝毫用武之地，在他设计的理想国的蓝图中，柏拉图将诗人逐出门墙。”[11：1]自柏拉图以降，这个争论在哲学和诗学领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大哲施特劳斯曾以“隐微”的方式从政治哲学的角度将这一争执挑起[12：326]。斯坦纳在芝加哥大学就读时，深受施特劳斯的影响，《海德格尔》一书是在其启发下写成，同样，《思之诗》也是对施氏的“显白”回应。通过梳理从古希腊到现代诗人策兰为止的西方文化，斯坦纳断言：诗歌和哲学是一回事，二者水乳交融，难分彼此，思即诗。正如他在扉页引用的萨特之言：“一切的哲学中都有一个潜藏的文学文本。”[10：1]这一结论是否站得住脚，是否能有效终止诗与哲学之争，还需要历史来检验。但无疑，他的观点是值得认真听取的。 斯坦纳不但长于鸿篇，而且精于短制。甚至某种意义上说，后者也许更能体现其作为比较文学家的才华。在他发表在《纽约客》、《纽约时报书评》、《泰晤士文学增刊》等期刊的文章中，渗透了浓厚的比较意识。比如，在名文《中欧人文主义》中谈到迈耶的原创性或深度时，他说，迈耶的许多作品中有一种灰色平淡的说理，就像不断努力的沉思，因为辩证张力的平衡而模糊了感情的锋芒，“迈耶评论克莱斯特的文章非常清晰，但缺乏托马斯·曼评论的纯粹内涵；他对海涅的评价不落俗套，但阿多诺对同一主题的把握更见火候；他对卡夫卡的评论客观公正，但莫希格在《德国文学的毁灭》中的立论更为睥睨一切、牢固可靠；他谈论歌德不如本雅明深刻；同题作文，难免互较短长，海勒就比他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斯坦纳并没有就此结束，为比较而比较，而是笔锋一转，展示出“同情的理解”：“锋芒不那么锐利，议论悄无声息，这显然是迈耶本人得以幸存下来的部分原因，在艰苦环境下，他能写出那么多东西，本身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更何况，他的风格中有真正的谨慎和节制等美德，从而有时恰如其分地避免了过激的言论。”[13：354-355] 照辞如镜，知人论世，提倡“真正的谨慎和节制等美德”，应该成为有志于比较文学研究的学人的追求。即使是对于剑桥上一代文学批评的宗师利维斯博士，斯坦纳在不吝溢美之词后，依然要用“客观对应物”来为其“定位”：“伟大的批评家比伟大的诗人或伟大的小说家还稀有。在英国，约翰逊、柯勒律治和阿诺德是第一流的批评家。德莱顿和塞恩斯伯里也很优秀，但偶尔焦点不稳，失之业余。现代批评家中，艾略特和威尔逊卓然而立。利维斯呢？人们下意识就会同意他很优秀。他的批评中有一种说服力，超然隐现于周围的激烈争议和无情的傲慢之上。”如果对比就此结束，那也太平淡无奇。斯坦纳的妙笔在于最后一句，有着千钧之力：“如果对利维斯的批评地位仍有怀疑，那正是因为，批评必须是利维斯本人所言的人文核心；在他的成就中，作为核心的批评明显无疑，但作为人文的批评经常是可悲地缺席。”[13：238] 斯坦纳在比较方面的才华，最为淋漓尽致地展现于他那部研究俄罗斯文学的批评经典《托尔斯泰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是史诗传统的最佳继承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莎士比亚之后最具有戏剧大师气质的艺术家。托尔斯泰醉心于理性和事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理性主义持蔑视态度，对悖论情有独钟。托尔斯泰是眷念土地的作家，反映乡村场景和田园氛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典型的公民，是在语言领域中建筑现代大都市的大师。托尔斯泰渴求真理，这样的过度追求甚至不惜毁灭自己和自己身边的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真理的敌视态度甚至超过了对基督的敌视，怀疑实现绝对理解的可能性，宁愿让自己站在神秘一边。托尔斯泰‘一直行走’——用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在上层生活的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进入非自然的迷宫之中，进入灵魂的地窖和泥潭之中。托尔斯泰就像一位巨人，矗立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地球上，唤起真实的东西、有形的东西，表现可以感知的具体经验的整体，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处在幽灵之物形成的幻觉边缘，总是容易受魔力入侵的攻击，所探索的东西最终可能证明仅仅是由梦魇支撑起来的薄纱而已。托尔斯泰体现了健康和奥林匹斯山神灵具有的生命活力，陀思妥耶夫斯基集中了疾病和着魔状态形成的能量。托尔斯泰从历史的角度，从时间的长河的角度，观察人的命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同时代人的角度，从戏剧瞬间的充满活力的静止状态，审视人的命运。托尔斯泰死后享受了俄罗斯历史上的首例公民葬礼，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东正教的肃穆仪式，安息在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墓地之中。托尔斯泰跻身质疑上帝的人士的行列，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上帝杰出的信徒。”在辩证的对立之后，斯坦纳走向了统一。“假如托尔斯泰在将自己狂热的天才转为淡定的过程中，翻到了《随笔集》第二部中间著名的第十二章，他也许会发现对自己、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都非常贴切的评价：这是鼓舞人心的伟大奇迹之作。”[14：310-311] 斯坦纳的作品也是“鼓舞人心的伟大奇迹之作”。正如特里·伊格尔顿说，斯坦纳的作品“一望而知，博涉多种语言，精致、高调的修辞手法，哀婉的情绪，大师般的口吻”[14：尾封]。我们应该向这位比较文学大师致敬；精研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致敬方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