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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纳认为，比较文学作为学科，重点关注三个领域。首先是翻译研究。自然语言的千姿百态，为比较文学提供了优游其中的大花园。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存在着约两万种人类语言。巴别塔的崩塌，不是灾难，而是福祉。它给了人类自由去透视、重绘、表达生存世界。每门语言建构了各自的生存世界，如同语言之屋的每扇窗子，朝向不同的景观。每门语言都有独特的时间意识、空间意识和梦幻意识。任何语言的灭绝，都意味着一种独特世界观的消亡，一种记忆、现实和未来的消亡。这种损失的代价难以弥补，关闭的是“可能性的伤口”；正如克尔恺郭尔所言，人类要进步，就必须向“可能性的伤口”敞开。作为跨越语言边界的比较文学，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厘清语言内部的特性，尤其是其历史和现实“世界观”的自足性；二是尽可能澄清语言之间相互理解和误解的前提、手段和局限。简言之，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理解的艺术，聚焦于翻译的成败。斯坦纳延续他在《巴别塔之后》的观点：理解即翻译。只不过跨越语言边界的翻译，将这过程的复杂性、困难性凸显。因此，翻译的各个方面，如翻译史、语词文法手段、严格的直译或最随意的改编，这些对于比较文学研究来说都十分重要。语言间的转换、译本的比较、翻译策略的争执，都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题中之意。比如，研究《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100多个英语译本，就相当于体验英语的发展史，从中可管窥英语情感和对古代世界再现之间连续但不断变化的关系。 斯坦纳认为，比较文学第二个重心是文学文本在时空中的传播与接受。这是将翻译置为比较文学研究首要任务的自然逻辑。但他没有使用语意暧昧的“影响研究”这个术语，因为这容易给人“穿凿附会”之嫌。在此，他强调实证性的研究，比如认真调查某时期或某地的出版史、书刊销量和译介的数量、图书馆藏的情况，从中可能得出富有启发的结论，回答谁在阅读、阅读什么、在什么情况下阅读。斯坦纳认为，与什么在流通这个问题同样重要的是，为什么有的不流通？相比于某些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在不断地跨越边界，有的却只能泥足于本土。比如，莎士比亚的作品，词汇繁富、语句复杂，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走出英国，走向世界；相比之下，戏剧力量足以匹敌、语言简洁老练更胜一筹的拉辛，其影响却局限于法语世界。乔治·艾略特，堪称是英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但在域外却很难显山露水；爱伦·坡，作品因不断受到译介和模仿，在波德莱尔、马拉美、瓦莱里眼中成了重要的诗人，乃至身价倍增，誉过于实。这些现象没有现成的答案，需要仔细深入的研究。斯坦纳最后说，“不可译、可译而未译、译而未被接受”，这三种现象，都是比较文学研究中棘手的难题和挑战。 斯坦纳认为，比较文学的第三个重心是主题研究。俄罗斯形式主义者和结构主义人类学家的研究都已表明，文学作品的母题是有限的。世界各地的神话、民间文学和口传故事中，都有频繁出现、受规则限制的叙述陈规。比如，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三”这个母题：《俄狄甫斯王》中的三岔路口、《李尔王》中的三个女儿、《卡拉玛佐夫兄弟》中的三个儿子……表面上看都是涉及三种诱惑和选择的不同故事，但实际上都受同一深层结构的制约，“只有一个故事，唯一的故事”，那就是关于“追问”的故事。单就西方而言，20世纪的艺术、音乐、电影、文学，不断地借助古典神话中的意象，如俄狄甫斯、厄勒克托拉、美狄亚、奥德修斯、纳喀索斯、赫拉克勒斯和海伦。在此，进入了比较文学的深水区域。这些母题为什么有限？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学贡献了怎样重要的母题？它们在不同的艺术样式中如何嬗变？这些构成了比较文学主题研究的重要课题。 斯坦纳小结道，对语言和翻译的持续关注、对文本接受和影响的考察、对主题异同和嬗变的研究，固然是一切文学研究的组成部分，但只有在比较文学中，这三个方面及其创造性的互动，才得到特别的重视，由此构成了比较文学作为学科的特性。 斯坦纳的演讲没有就此结束，而是根据个人经验，提出了四个方面，供比较文学研究者探索。前两个与语言相关：一是阿拉伯语，二是拉丁语。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根源在于希腊文化和希伯莱文化。但文化传递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几经波折。一度，古希腊和希伯莱文化的精髓，要靠伊斯兰文化来延续。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一个特别时期，在西班牙某些地方，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和平共处，希伯莱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互通有无。斯坦纳感叹，西方今日缺少精通阿拉伯语的学者、思想史家、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能够阅读和判断渗透进拉丁语中的伊斯兰文化因子。他猜测，阿拉伯人不仅传承了古希腊的医学知识，还传承了更多的自然科学和哲学知识。这些知识通过翻译又断断续续地渗透进了拉丁语中，从而传递进了中世纪人的耳朵。因此，探讨伊斯兰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是迫不及待的课题。而拉丁文世界也同样有待清理。自罗马帝国覆灭到19世纪晚期，拉丁语一直是欧洲法律、政治、哲学、科学和文学的核心用语。从阿奎那到莱布尼茨，从培根到哥白尼、开普勒和牛顿，他们在哲学和科学领域中的论说、讨论和批评，使用的都是拉丁语。文学中亦然，弥尔顿、波德莱尔、丁尼生、霍普金斯，都是擅写拉丁文的大家。若意识不到拉丁文的底蕴，就很难全面评估他们的文学成就。然而，今日西方亦缺乏精通拉丁文的大家，这给欧洲比较文学的核心地带留下了一片空白。只有清理好欧洲各国世俗文学共享的文化遗产，才能使其比较文学更上层楼。 另外两个值得探索的领域与跨学科有关：一是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跨越；二是诗与哲学的跨越。一首诗歌、一出戏剧或一部小说，与激发它产生的图像或其他艺术形式不可分，与为它配置的背景音乐不可分，与根据它改编的电影、广播或电视不可分。雅各布森称之为文本的“变形”，斯坦纳认为这是比较文学研究中关涉理解和评价的重要成分。戏剧《哈姆雷特》生命常青，离不开其他诸多艺术形式的再现，如歌剧、电影、绘画，甚至芭蕾。斯坦纳透露，他在接下来的几周的讲座中，将围绕“塞壬之歌”的主题展开：荷马的史诗、毕达哥拉斯的音乐、乔伊斯和卡夫卡的小说、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的绘画，这些都是他引证的题材。总之，比较文学不只是文学的比较，更是将文学和音乐、绘画、雕塑、电影等领域组成交响乐章、彼此烛照的应许之地。关于诗与哲学的跨越，斯坦纳坦言，这是他个人激情之所系。斯坦纳抱持调和的态度，认为所有的哲学都是言语行为，离不开语言、风格、修辞、再现。再抽象的思想，也要付诸语言来表达。因此，哲学和诗的“互文性”，对于阐释学而言，是最为迷人和有益的研究课题。 斯坦纳走上比较文学道路，绝非偶然。在演讲中，斯坦纳附带提到了比较文学的历史与之和犹太人的瓜葛。他说，比较文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草创阶段，与法国的德雷弗斯事件所诱发的历史危机和情感危机不无牵连。而20世纪的犹太人与比较文学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在无休止的流亡过程中，犹太人要跨越时空和语言的边界，处处无家，处处为家。这种情形与比较文学的身份和内涵一脉相承。比较文学中的经典作品——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就是在流亡途中诞生。北美比较文学的兴衰，很大程度上也是由犹太裔学者左右。随着欧洲纳粹的兴起，一大批精通多语的犹太学者幸运地来到北美。由于受到大学院校中保守传统的英语系的排斥，他们只有进入比较文学系。经过默默耕耘，将这块北美学界中的边缘地带，带到了学术舞台的聚光灯下。比较文学发展史上的艰难曲折，与犹太人的命运休戚与共，都充满了某种流放或离散的哀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