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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成为一条龙”：意境建构 英美意象派诗人的诗歌中或多或少都具有中国文化的意境，如庞德《诗章》中呈现出的儒家哲学思想与“中庸”等观念。但是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并且对这种主体性表现出一种皈依、投射、乃至“身份认证”的诗人并不多。而这正是摩尔超越其他美国现代诗人，达至中国文化意境建构的特征所在。 众所周知，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唐代诗人王昌龄在其《诗格》中曾指出：“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王昌龄 88-89）这里王昌龄所说的“三境”其实就是指诗歌意象的三个层次，其中显然意境为最高。简单地说，诗歌的意境是诗人的主体意念和情思与物境相契合所形成的一种“现实级”的符号结构。法国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也曾将心理符号分为三个级别：想象级、符号级与现实级，其中前两个相当于想象与象征的“意象”，而现实级则相当于“意境”。对于现实级，拉康是这样来定义的：“人们经常说的现实级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对现实所指，……即使其有所改变，但还可以在任何地方发现它。”(Lacan,342) 其实拉康的说法与王昌龄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主张从人类的想象来解释和描绘现实，从文本中再现“历史化”即存在的现实。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对拉康现实级的解释则是“它已经发生了”。(Jameson 387)其实也是强调，它不是一般的想象与意象，而是主体历史意象的现实再现。 摩尔则以其作为一种所指，进而形成自己诗歌中的中国文化意象。这种文化意象已经超越了其他意象，成为一种代表中国的“意境”。在摩尔诗歌中经常出现的多种意象中，最引人关注的是中国动物意象。在其名作《啊！成为一条龙》（O to Be a Dragon,收入同名诗集《啊！成为一条龙》，1959）中，摩尔对“中国龙”的意象建构，彻底解构了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龙”的暧昧态度并在诗中放声高歌这个神秘而美好的国度。“如果我，可以象所罗门，……能够随意实现自己的心愿/啊！我的原望……是成为一条龙/一种上天权力的象征━━身着丝绸的华丽服饰，时隐时现。多么美妙！”（More 177）在诗中，摩尔想象如果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其愿望就是成为一条龙。而且这条龙是身着丝绸的“龙袍”，时隐时现，即所谓“神龙不见首尾”，自由自在地隐现于云端。西方从希腊神话起就有超自然的动物“龙”的存在，但是严格说来，西方的“龙”与“中国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西方的龙是“毒龙”与怪兽，与神性和人性是对立的。但同时也要看到，虽然并非与“中国龙”一样代表着吉祥与威严，西方文化中的“龙”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体现。古希腊著名悲剧《美狄亚》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借助于龙车来逃离现实世界的；可见希腊人对于这种神力的崇拜。虽然这种“龙车”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被批评为“机械上的事”，认为不符合戏剧结构的安排原则。言外之意，是其不符合希腊人关于“神的安排”。（亚里士多德 112） 因此，从文化意象与符号来看，西方文化中对毒龙怪兽的形象描述是否定的。与之相反，“中国龙”则是尊贵与吉祥的象征，从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中演化出来，并最终上升为国家与皇权的象征符号之一。作为一个一直生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美国诗人，摩尔自言其“前世是中国人”，并且想象能够“成为一条龙”。因此，出现在其诗行中的“龙”显然是一种跨文化意象。虽然大多美国意象派诗人都曾借鉴中国诗歌，甚至痴迷于中国诗歌意象，但是几乎没有人能像摩尔那样，对中国文化有一种根本立场的认证，并发展成为一种历史与现实意境的跨文化塑造。这种意境在美国现代诗甚至世界其他国家的诗歌中都不多见，摩尔这种对于异域文化的欣赏态度值得我们表达敬意。 然而无可讳言，摩尔的龙与麒麟、独角兽等中国文化意象，给西方乃至西方之外的诗歌研究者们，包括汉学家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摩尔本人并不是汉学家，况且又兼施之以诗歌的想象与艺术加工，所以使得后世批评家们的研究往往不能切中肯綮。特别是对于诗人的“成为一条龙”的意境更是如坠五里云雾之中，甚至著名的摩尔研究专家辛西娅·斯苔米（Cynthia Stamy)对此也是一筹莫展。斯苔米引用了数十条见解各异的学者的看法，仍然不能决断摩尔的本意所在。她认为摩尔诗中的神话形象如龙或是麒麟与独角兽等，只是一种 “主体与读者之间拉开一定的距离”的手法，“无论如何，她并不鼓励与读者的亲密无间”。(Stamy 75)这种“距离美”的观念似乎很难解释摩尔诗中的意象。作为西方研究摩尔的专家，斯苔米虽然承认摩尔曾大量收集龙的图片并在多首诗中赞颂龙的精神，特别建构起龙的中国文化意境这一事实，但她最终却难以接受这位杰出诗人对中国文化的赞美与认同，原因在于斯苔米作为研究者不能跨越文化差异的阻碍，更没能理解诗人摩尔的审美意境。 然而，当代西方学者的不理解丝毫不会影响这位杰出的美国诗人从中西文化交流的态度对世界文学做出的贡献；尤其是远隔重洋的中国人民和诗歌爱好者对这种友谊感受至深。但同时也要看到，美国意象派诗人们已经远去，西方及至我们国内的一些年轻人对中国文化的生疏感也正在日益加剧。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陈众议曾指出：“作为从事外国语言文学教学的学人，首先应该为我们的母体文化增加新的抗体和新的能量。这个使命还是不容置疑的。”（陈众议 206）我们现在研究远隔重洋的异域诗人摩尔诗歌中的中国文化意象，正是完成这种使命的一个契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