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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一个宗教面临日益严峻的科学挑战的年代，通灵术为宗教与科学提供了一个相互融通的平台，它为我们重新审视维多利亚时代科学与宗教之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聚焦点。 许多批评家都曾指出，艾什与拉摩特对待通灵术的不同态度以及小说中有关通灵部分的情节设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诗人罗伯特·勃朗宁(Robert Browning)以及伊丽莎白·勃朗宁(Elizabeth Browning)夫妇的经历为原型。据史料记载，勃朗宁夫人在1850年前后开始阅读18世纪瑞典哲学家、基督教神祕主义者伊曼纽尔·斯维登堡(Emanuel Swedenborg)的作品，并对通灵术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勃朗宁夫妇于1855年7月在莱默(Rhymers)先生的家中第一次见到了霍姆，并参加了他主持的降神会。据勃朗宁记述，他们先是感受到一些噪音和桌子的震颤，然后是敲击声和更多的噪音，“这些声音被认定来自家中三年前死去的孩子沃特，他是降神会上的常客，死时年仅12岁。”⑧沃特的鬼魂用力拉扯勃朗宁夫人的裙摆并显露出一只手，接着一只更大的手出现了，并将一个花环戴在勃朗宁夫人的头上。霍姆认定，这是诗人但丁的手，那只花环是但丁的鬼魂为诗人佩戴的桂冠。勃朗宁认为霍姆是装神弄鬼的骗子，所谓的“显灵”不过是一种依靠光影变换和心理暗示的骗人把戏。在他看来，“那两只手都是霍姆事先做好并绑缚在他自己脚趾上的，他通过移动双脚来使它们移动。”⑨此后，勃朗宁开始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形式的招魂术，在其戏剧独白体长诗《灵媒——斯拉治先生》(Mr.Sludge the Medium)中，勃朗宁无情地戳穿并嘲弄了灵媒弄虚作假的把戏，表达了自己对所谓的招魂通灵的反感和憎恶。丹尼尔·卡林(Daniel Karlin)指出，最令勃朗宁反感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幽灵之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将之描述为“软腻肥厚的一团”，虽然由于顾忌主人的感受，他未能成功地抓住那些神秘显现的“手”，但他坚信那并非鬼魂之手，而是源于灵媒的诡计。⑩ 与此相反，勃朗宁夫人对灵媒与招魂术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与信任，她将“幽灵之手”视为灵媒通灵能力的证明，并在写给好友的信中对其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灵媒的请求下，幽灵之手从桌上拿起一个花环并戴在我的头上，这只手的尺寸极大，雪一样白，很漂亮。就像我此刻写信的这只手一样，近在咫尺，我清楚地看到了它。”而这只手给她的感觉是“温暖的，如同人的手一样——事实上比一般人的手还更温暖。”(11)她多次为招魂术辩护，声称她积累了大量有关“显灵”的证言，并且它们全都来自“名声好且智力优于常人的男性与女性”，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她称这些证人“严肃，善于推断，并且具有极强的宗教感”。(12) 小说中，艾什与拉摩特同样参加了一场引发彼此隔阂的降神会。与勃朗宁一样，艾什试图在降神会上揭穿灵媒利兹夫人的骗术，“他对着空中一抓，大叫‘灯光，灯光！’灵媒晕厥过去，另一位女士[拉摩特]也跌坐在椅子里，灯光亮起后，发现她已经人事不省。艾什先生紧紧抓住灵媒的手，并声称是灵媒在传递花环。”(429页)降神会后不久，艾什以勃朗宁式戏剧独白体创作了诗歌《被施了魔法的木乃伊》(Mummy Possessed)，以利兹夫人为原型塑造了灵媒西比拉·希尔特的形象，并通过这个人物，对灵媒和通灵术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揭露和批判。 与之相反，拉摩特对降神会的描述则与勃朗宁夫人十分相似。她在给克拉伯夫人的信中写道，“我看到过极其美丽的幽灵之手，并且感觉到它们温暖了我的手，在我的手掌中融化、蒸发。我看到过利兹夫人的头上环绕着星星的王冠，一个真正的普鲁塞皮娜，黑暗中的一道光。(419页) 拜厄特对艾什与拉摩特截然不同的通灵体验的描述并非旨在单纯再现勃朗宁夫妇的故事，她对“幽灵之手”这一意象的强调显然与其对维多利亚时代“物质性焦虑”(anxieties about materiality)的关注密切相关。在其创作的另一部“新维多利亚小说”《天使与昆虫》(Angels and Insects)之《婚姻天使》(The Conjugal Angel)篇中，“幽灵之手”的意象同样多次出现。 凯特·里蒙德(Kate Limond)曾经指出，《占有》中的通灵叙事体现了比尔·布朗(Bill Brown)的“物论”(thing theory)。(13)所谓的“物论”，是指一种物质化的想象方式，即透过物质生成意义、建构自我以及规范情绪。布朗的“物论”脱胎于法国哲学家加斯东·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的“物质想象”(material imagination)理论。这种想象“思考物质，在物质中生成梦想，栖身于物质，换句话说，使想象的对象以物质化的方式现形”。(14)小说中拉摩特与艾什对通灵活动的描述都体现出这种物质化的想象方式。拉摩特曾经尝试用水晶球占卜，并在里面看到下面所列的“事物”(things)： 一个做针线活的女人，她的脸转向另一侧，一条大金鱼，每个鳞片都清晰可见，一只镀金时钟，我后来——一个星期或更久——在老娜索夫人的书架上第一次看见它的实物，她周身裹在羽毛中，令人喘不过气来。这些事物(things)最初只是一些光点——它们逐渐聚集加厚，模糊不清——最后显出形态，仿佛实物。(419页) 在写给克罗伯夫人的信中，拉摩特写道，“你认为，那些聚集在我们窗边、并在我们浓稠的空气中显现的幽灵，它们是以什么样的肉身，又以什么样的物质属性，而来到这里?它们是复活的肉身吗?”(420页)而艾什在向罗斯金描述自己参加利兹夫人所主持的降神会的经历时，更是凸显了花束、火钳、手铃等物质性意象： 我们坐在黑暗中——月光透过窗帘若隐若现，壁炉里奄奄一息的火苗发出微光——然后就看到了那些我认为在降神会上早已司空见惯的事情，在桌子另一侧的上方，出现了一双手(从两只手的交合处，垂下来一条长长的细棉布帘)，从空中洒下来一大捧暖房里的花，一把角落里的扶手椅向前拖行，有什么肉乎乎的但很暖和的东西拍打我们的膝盖和脚踝。风掠过我们的头发，空气中有磷光漂浮，你可以想象得到……我举起双臂，又抓又拉，结果，在我看来，整个把戏就如同空中楼阁般轰然坍塌了，地上到处都是滚来滚去的火钳，书本和桌子腿发出猛烈的撞击声，还有隐藏不见的手风琴发出的不和谐的旋律，手铃发出的咔哒声——所有这一切，我毫不怀疑，都由利兹夫人用一小盒肉眼看不见的细线在操控，那只盒子就像小人国里猫的摇篮那么精巧。(422页) 海伦·斯沃德指出，艾什对降神会的描述，体现出一种物质主义转向(materialist twist)。(15)他创作的以灵媒和通灵术为主题的诗歌《被施了魔法的木乃伊》，与勃朗宁的同主题诗歌《灵媒——斯拉治先生》相比，对物质性的关注同样十分明显。在《占有》一书的开篇，拜厄特摘录了勃朗宁《灵媒——斯拉治先生》的片段作为卷首语。在这些片段中，勃朗宁借灵媒斯拉治之口对通灵术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予以揭露，但另一方面，斯拉治的自辩词也揭示出艺术虚构与通灵术的异曲同工之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