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伪文字主义与伦理物质化 19世纪英国国教牧师尼尔(J.M.Neale)创作的圣歌“金色耶路撒冷”是克拉拉“避难的天堂”：“金色耶路撒冷/天佑富饶之地/在你的凝视之下/我们敛声潜心/何等圣爱欢乐/何等荣耀光辉。”(德拉布尔，2001：28)①作为全世界基督教徒心中耶稣基督复活的圣地，大卫王所创建的耶路撒冷在《圣经》中被描绘为神迹生成的超验居所：“圣城耶路撒冷中有神的荣耀，城是纯金的，如同明净的玻璃。”(《启示录》21：11)在克拉拉看来，德纳姆女主人、作家坎迪达位于伦敦海格特文化名人聚集区的奢华生活，与母亲代表的卫斯理教区诺瑟姆隐忍克己的教育理念构成了强烈反差，其住宅中“镶金”扶手椅、“金色”镜子、“镀金”烛台、壁炉架上的金鹰甚至鱼缸里的“金鱼”都成为耶路撒冷的具体表征，代表着“贵族的理想在身后金色的灯光投影下熠熠生辉”。(100-11)此处的炼金术意象与耶路撒冷属于同一类神谕象征，地下的黄金与日月星辰等炽热天体融汇隐喻人能够感知处于周缘的上帝。(弗莱，2008：207)主人公日后的情人、德纳姆家次子加布里埃尔(Gabriel)的名字源于圣经中光的天使(Cherubim)，永远与基督教的神祗同时出现。克拉拉(Clara)的名字出自拉丁语clarus，意指“光明、明亮”，她深知只有在德纳姆这些“炽烈天体和群星、天堂之人”(218)的神力光芒普照下，自己才能获得救赎。 在表面上，依靠类比移置的规约范式对无意识的间接指涉，克拉拉成功地将圣经神话中的主题原型和人物原型移植到了自己的现实生活中。然而，主人公对宗教神秘感与神圣感的理解更多地停留在浅层的奇妙愉悦的色彩与想象维度，作为“躲避现实和幻想的手段”，(29)仅保留神话母题的形态，却改变了其内核，目的在于为物质自我的实现披上一层虚假的合理化外衣。一旦原型伦理内涵与个体诉求表达相悖，便转而采用互文戏仿的揶揄模仿手段，对《圣经》经卷的“伦理霸权”进行政治对抗性欲望改造。 克拉拉小时候常读《两棵野草》的宗教故事：“矮草把目光放在长远的未来，而高草却竭力长高长大，最后碧绿的高草被人摘下，死去。仍在河边的矮草则笑了，它想到自己还活着，能活到明年。”(31)主人公深知故事本身赞扬的是“基督徒隐忍、持久而深刻的神性宗教态度，批判纵欲、浅薄的奢华和愉悦”，却又认为故事寓意充满“伦理矛盾性”，耽于“在旧的内容与词语中发现某种新的东西，按自己的意志重写选择性的结尾”。(31)谈及克拉拉对圣歌“金色耶路撒冷”中彼岸性精神救赎的质疑时，作者明褒实贬的赞许大大增强了对主人公世俗理想的反讽力度：“至于圣歌她也有别的用法。她自小就知道自己憧憬的从来就不是那些梦幻般镶满珍珠的拱门、水晶般的围墙和金色塔楼的天国，而是真正人间世俗的天堂。”(29)作为道德主体最古老的口头文学与伦理的抽象化和想象化，原圣歌中“何等圣爱(social joys)欢乐”的“圣爱”，源自耶稣“爱的诫命”中人神关系层面上精神信仰、心灵神迹的神秘重生(《申命记》5：6-9)，因此在文学伦理学的层面上具有明显的伦理道德倾向。然而，克拉拉却执意根据词源相似性将其混淆为世俗社会的身份符码，“一定是‘社会’(social)一词让她产生了这样一种想象。”(29)除此之外，克拉拉将自己在办公桌下偷情时头上沾满的碎纸屑视为基督婚礼上的五彩撒花，将《圣经》中通往天堂的“窄门”意象理解为巴黎之行中逃离诺瑟姆车站黑色隔墙的狭窄夹道，在吟诵圣咏仪式中将“造物主”幻想成性爱对象等行为，同样体现出弗莱(Northrope Fyre)所言的“宗教伪文字主义”(pseudo-literalism)世俗倾向，即读者在消费文化和解构主义要求消解语言终极意义的“文字学”(grammatology)双重影响下，误认为对真实宗教文本(literally true)的理解必须超越上帝终极意义的在场，转向经卷字面能指与外部经验世界所指实体之间的对应关系。(1991：14) 对于克拉拉而言，耶路撒冷仅仅是其世俗进取的光鲜外衣，用以证明自身伪基督平行镜像背后的主体欲望。实际上，她在巴黎经历的只有肮脏的凡尔赛宫、缺了塔尖的巴黎圣母院以及浅薄空洞的聚会纵乐，“整个旅程让人极其失望”。(64)颇具反讽意味的是，被克拉拉视为神之荣耀的德纳姆家庭光鲜的表象下，更隐藏着子女的倒错性幼稚病(克莱莉亚房间里摆满了玻璃弹珠、布娃娃和过家家的熨斗等玩具)、兄妹乱伦、加布里埃尔的双性恋、经济困顿以及与妻子菲力帕的婚姻冷暴力、坎迪达对母亲受难者身份的病态依恋等心理症候群。斯托夫(Nora Stovel)由此提出，“理解《金色》伦理结构的关键在于对小说文字象征的领会，读者对克拉拉社会意义上成功(作者意图中的道德匮乏)的误读，源于他们接受的是主人公的文字，而不是作者蕴含于象征中的文字。”(12)在德拉布尔编撰的《牛津英国文学词典》中，作家指出原型伦理参与构成身份认同，“宗教神话是关于人类至善梦想的普适象征语言”，(2011：38)继而对克拉拉盲目篡改、伪造基督命名和荣耀，并用比喻来混淆象征等《圣经》文字误读倾向表现出了与柯勒律治同样的忧虑。她认为，比喻是具象、碎片的个体意识操控有限、有形且短暂的感官对象的过程，我们对作为崇高象征的上帝的理解必须超越对语言符号形式上的表象翻译，通达象征语言那无限、无形而永恒的内心本质。(2011：217) 克拉拉将自己对上层社会金色光影的追逐融入了宗教神话的象征符号，同时又将其简化为伪文字主义，其因肇始于英国上世纪60年代末的撒切尔主义伦理物质化进程期。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于实用和商品化平等交换原则的伦理物质技术性侵入，主张内心精神原则的宗教认知。看到诺瑟姆街头商业广告中作为宣传噱头的《圣经》引语，主人公宣称“《圣经》里的词语似乎可以用于另一个更大的、现实的世界。即使这些话语并不真实，至少有人相信这里的道理而肯为它付钱，为它们租广告牌，贴标语，给人对它重新选择的可能性。”(28)显然，《金色》中的《圣经》文本已沦为文化资本逻辑下物质和象征性交换的筹码。主人公通过重新阐释、有鉴别地包容或排除等方式对宗教文字进行选择和置换，以便用逆向对照方式使原初宗教词语别具他意，从而盲目夸大传统宗教道德。但作者对这种可疑的行径不置可否，只是在《作家笔下的不列颠：文学中的景观》一书中，借狄更斯笔下焦炭镇中疯子和宗教教派所建造的红砖仓库式教堂对宗教物质化提出了质疑。(1979：207) 需要指出的是，德拉布尔对《圣经》经卷和上帝的认同绝非对于超验概念的阐释。在伦理物质化引发的实用主义和享乐主义作为缺陷性存在的语境下，作家提出的上帝之言，实际上是在神学伦理的高度上，为引导英国民众在低层的物质存在中对内心信仰所指的话语置换。基于此，德拉布尔借《金色》结尾处与天使报喜(Annunciation)同名的德纳姆家小女儿安纳奇亚塔(Annunciat)前往牛津大学神学院学习这一事件，提出了“宗教复兴”与“重释基督伦理意义”的主张。(Preussner：575)按照作家自己的话说，“上帝的救赎从世俗的、事实上的、有限的、自私的和充满重重对立的物质现实中走出，通过寓于人们自身中的神性生命达到精神自由。”(Creighton：2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