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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业革命在导致英国社会的权力重心由乡村移向城市时，相应地导致英国乡村的凋敝以及乡村人口大量移民城市乃至国外，出现乡村的“空心化”，而同时城市又在过剩的人口、拥挤的住房、河流和空气的严重污染之下“变成我们这个种族的坟墓”。(Howard：11)如何使乡村重新变得对英国人有吸引力，从而使城市的过剩人口——尤其是大量因找不到工作而四处流浪并被认为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危险”因素的来自乡村的壮年人口——返回乡村，同时留住那些尚在乡村而随时准备进城的劳力，是当时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和国家决策者考虑的核心问题之一，此即保守党政治家戈斯特爵士(John Gorst)在1891年所说的“逆转潮流，阻止人们迁入城市，让其返回故土。城市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有赖于这一问题的解决”。(Howard：11)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写道： 无论过去和现在，使人们向城市集中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是“吸引力”。因此，除非为人们——至少是相当一部分人——提供大于城市现有的“吸引力”，显然就没有什么有效的应对之策，因此，旧的“吸引力”必须被新创造的“吸引力”所超越。如果把每个城市当作一块磁铁，每个人当作一枚磁针，那么，除非建构比我们的城市更有吸引力的磁铁，才能有效地驱动人口的自然而健康的重新分布。(14) 可是，要让贫瘠而凋敝的乡村的吸引力“大于城市现有的‘吸引力’”，就必须先从美学和道德上抬高乡村，同时贬低城市，并把城市中产阶级描绘成一个“粗俗的”、“没有文化的”、“唯利是图的”阶层——这正是自19世纪初以来的“纨绔子”小说家、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及随笔家、风景画家、田园抒情曲作曲家以及反资本主义的伦理家一直前赴后继从事的事业——这样才能大量吸引先是有钱而且“罗曼蒂克”的、然后是有钱但不那么“罗曼蒂克”的中产阶级男女成群结队跑到偏远乡村去寻求“浪漫之地”(这种乡村休闲游，从最初偏远的“名胜古迹”、“浪漫之地”、“文学圣地”渐渐扩大到城市近郊的乡村)，给这些无论从地理还是地质条件来说均为贫瘠之地的乡村地区带来它们自身所匮乏的繁荣商机，而这又诱惑着大量“危险”的游民从城市返回本乡本土，不仅保证了全国人口的“健康分布”以及充分就业，还缓解了当时城市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 铁路、公路、自行车道、“步行道”由城市向乡村蜿蜒延伸，所到之处，酒吧、客栈、纪念品商店、纪念馆等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随之出现的是乡村居民区的扩大。这样的“乡村游”通过旅游者一次次与国土的每道皱折的亲近而强化了爱国之情以及民族认同。夏洛蒂式的乡村浪漫主义证明是比盖斯凯尔夫人式的反浪漫主义更有效地解决偏远乡村的贫困问题的“政治经济学”，一种因卷入“象征资本”而内容被大大扩展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乡村浪漫主义”正是那只引导已然以“两个国家”分立的城与乡、“北方与南方”之间相互流动的“看不见的手”。没有乡村浪漫主义及其拉动的乡村休闲消费，英国的贫瘠乡村不可能变成风光迷人的“新乡村”。实际上，在1890年代之后，英国的城市反过来开始模仿“新乡村”，城市决策者和设计者们纷纷追求霍华德所定义的那种城乡一体的“田园城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