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反思中国当代文学的困境，并不是对我们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在反思的同时，或者说在反思之前，我们也反思我们的反思。
    我们根据什么来下断语我们要反思中国当代文学？我们根据什么要说我们的当代中国文学出了严重的问题，或得了不治之症？
    当然，顾彬先生这两年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是一种重要的参照。
    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批评，其实是自80年代后期以来就存在的言论，1988年，王蒙先生就发表过文章《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那时认为文学走向低谷，再难有振臂一呼的效应。但也是在那里，中国文学向内转，出现了马原、残雪、莫言，以及更年轻的先锋派作家，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等。迄今为止我还认为他们在那个时期创作的作品把汉语文学创作推向一个崭新的艺术高峰。90年代，中国媒体兴起，晚报、周报和各种小报铺天盖地，那时这些报纸突然间有了一些言论空间，骂别的不行，骂文学的自由是绰绰有余的。于是，一哄而上，形成势力强大的骂派批评。谁要是不骂，就不是批评；谁要不把中国的文学现状说得一团漆黑，就是缺乏良知，就是缺乏艺术眼光。后来，网络兴起，形势逼人，人们已经很难正常客观说话，更不用说下些肯定性的断语。
    所以，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顾彬先生的独一份，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惯用的姿态，顾彬先生只是被媒体抬出来作为最有分量的代言人而已。
    恰恰是这些批评，促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那些提问的依据是什么？
    这就不只是要去评价当今的中国文学，90年代以来，或21世纪以来的文学，甚至，社会主义中国创建以来的文学，今天都要重新审视，这才能理清我们今天的问题，才能看清他们的依据和我们自己的道路。
    因此，我们今天来清理或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就要有清醒的学理的立场，也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
    为什么说要有中国的立场？多年来，我对中国人只能做中国的学问，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要本土化，用中国方法做中国的学问等说法，深表怀疑。但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评价中国文学，却没有中国理论批评研究者自己的观点立场，这又不得不有所反省。
    西方给予中国的美学尺度，无疑引导、敦促中国现代文学进步、成长、壮大。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这都是西方现代性引导的结果。后者不过再加入了前苏联的榜样。它是世界现代性在中国的激进化的表现，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
    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追逐西方一个多世纪，自梁启超1906年创刊《新小说》，发表所谓“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自必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观点，中国小说奉西方小说为圭臬。西方的现代美学语境，一直是中国文化走向启蒙现代性的参照物。但中国自现代以来，其实一直走着自己的激进现代性之路，在文学上也同样如此。中国的小说终至于以宏大的民族国家叙事为主导，从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文化建构到建构起中国革命文学，文学与民族国家建立的事业完全联系在一起。这其实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学所没有的经验。这一经验一直偏离西方，它其实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现代文学的经验为准则，只要一以西方现代世界性或人类性文学经验为准则，中国的现代文学就陷入尴尬，尤其是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夏志清和顾彬等就不愿承认这样的历史也是文学的历史；他们宁可把它看成是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的佐证（这可以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和顾彬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读出）。
    如此历史情势下，我们何以不能看到另一种文学的历史呢？看着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其实一直在起着中国的激进文化变革，从而未尝不是开创另一现代性的道路。一方面要依循西方现代性的美学标准，另一方面要有中国自己面对的现实条件，这二者的紧张关系，借助政治之力，后者要强行压制前者。直至文革后，这一历史被翻转。但90年代之后，其实西方的现代小说在60年代就面临困境，如巴斯以及苏珊·桑塔格所言，小说的死亡，先锋文学或实验文学再也难有花样翻新……这一美学上的枯竭，何以要中国今天还要遵循？
    现在，几乎一百多年过去了，这样的规训和尺度，已经到了极限。也就是说，中国臣服于它已经够久的了——我们姑且承认这些臣服是必须的。但今天，一方面是客观，西方文学本身给出的可能性已经极其有限了；另一方面是主观，中国的文学累积的自身的经验也已经有一些了，仅就这些也难以为西方汉学家和翻译家识别了。中国为什么不能开辟自己的小说道路？法国当年有它的新小说，中国为什么不能有另一种新小说？不能有汉语的新小说？这一紧张关系也达到极限，二者要产生更大的裂缝。这是外部的极限，在这样的极限下，历史实际表明，中国的文学仅参照西方现代小说的经验，永远不会达到令人满意的状态。
    汉语的独特性，汉语的非透明性语言特征，汉语如此悠久的传统，现代白话何以没有继承中国传统的语言？这都是不实之辞的指控。利用中国古典来贬抑中国当代，这与用西方的绝对标准来贬抑中国如出一辙。
    南美的文学受到西方的承认，并不是因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说穿了是马尔克斯、博尔赫斯们都是受的西方现代文学教育，他们都用西方的语言（西班牙语、法语或英语等）写作。帕慕克虽然用的土耳其语，但他的西方语言和文学修养完全融进西方文化。只有中国这些土包子作家，半土不洋，他们的文学经验完全超出西方的经验。如此独异的汉语，如此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学，何以不会有自己的语言艺术呢？何以只能变成另一种语言让外人评判才能获得价值呢？
    我强调要有中国的立场和中国的方式，并不是要与西方二元对立，更不是要抛开西方现有理论知识及其美学标准另搞一套，而是在现有的，我们吸收西方理论及知识如此深重的基础上，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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