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鸣奋怀着“身在江海上，运连京国深”(王昌龄《别刘谞》)的“使命感”，含辛茹苦地完成了新著《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此书的出版，是十分适时和具有重大文化交流意义的；同时，它也是一部颇具学术研究价值的书。
    中国古典文学有着五千年的光辉历史，它的灿烂成果早已成为世界人民的精神财富和文化瑰宝。千百年来，它不仅传播到日本、朝鲜、韩国和印度等邻国，还扩展到欧、美、亚、澳、非诸大洲。而中国文学在本土之外流传最广的是以英语为交际手段的文化圈。因此，研究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里的流传情况，对全面评价中国文学的历史影响、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促进我国人民的对外交流与国际合作，并通过沟通，拉近中西文化间的距离，使之相互吸取、相互融汇，共同建立新世纪的世界文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黄鸣奋在学术研究上是一位锲而不舍的“有心人”。譬如关于本书的编撰，他便经过了“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苏轼《思治论》)的艰苦历程。当他八十年代初做研究生时，就已接触到厦门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有关古典文学的英文资料了，他又因读到1901年出版的H.A.Giles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很为其中所说的世界上第一部中国文学史竟是由英国人写成的而感到惊诧。事有凑巧，黄鸣奋于1988年应邀访问荷兰，发现莱顿大学图书馆存有中国古典文学的英语译、论著作数量甚多。于是，“沿情而动兴，因物而多怀”(骆宾王《萤火赋》)，立下要撰写一部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状况的专著和工具书的宏愿。1993年，黄鸣奋在莱顿大学担任客座研究员时，他立即趁机开始了全面深入搜集资料和投入艰巨的撰述工作，致使其每天的工作量加大到十个小时。据黄鸣奋讲，他为抢时间，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图书馆借书，无一日之懈。
    当黄鸣奋阅读了众多英语资料后，他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学在海外汉学研究中曾享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自近代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相互接触、交流和冲突”，“客观上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传播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的限制，上述的传播，不论就规模或范围而言，不如同期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自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组织地推动我国文学的评介”，才取得了明显成果，特别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其收效尤为显著，“发生了很大变化”，加以“台湾当局，目前也很注意通过基金吸引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文化与文学”，因此，“对中国古典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来说，20世纪无疑是空前辉煌的世纪”，西方的学者们也已取得了“累累成果”，很值得关注和研究。
    黄鸣奋在书中特别指出，英语世界的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运用西方流行的哲学思潮和文学批评模式所取得的某些结论，对我们有着相当大的启迪性和借鉴意义。可以说，西方学者在某些方面“开启了审视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新思路，扩大了中国文学批评的治学视野。”譬如吉布斯(D.A.Gibbs)《〈文心雕龙〉里的文学理论》(1970)和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1975)，都是借鉴了艾布拉姆斯(M.H.Abrams)在《镜与灯》(1953)中所提出的理论框架。美国学者帕利及其学生关于口头创作中时常运用套语与套式的理论被王靖宇引以分析《诗经》，从而确定了成诗之先后并进行了训诂。语言学家雅克布森所提出的语言结构选择模式的对等原理，被高友工、梅祖麟用来分析唐诗；瑞士心理学家容格所首倡的原型批评理论，被蒲安迪(A.H.Plaks)援以探索《红楼梦》的奥秘等，都颇具借鉴作用。另外，西方学者还常以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中西文学的异同，他们或从中国角度看西方作品，或从西方角度看中国作品，比较研究、影响研究、类型研究，试图在中西作品间架起一座可往返的桥梁。再者，他们还常用西方“表现主义者”、“古典主义者”之类术语标定中国古代作家作品，譬如Eng-Chew Cheang的《作为批评家的李贽：明代观念史之一章》(1973)，着力剖析李贽作为“反传统主义者”的特征；倪豪士(W.H.Nienhauser)的《皮日休》(1979)，将其文论归结为“实用主义”者等。当然，有些西方学者由于忽视中国古代固有文化传统及其历史因素，而使其观点和结论与本土学者相距甚远。如他们有人推演出屈原是个巫神、六朝山水诗有同性恋背景等，都不易被我国学者所接受。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方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某些特长，对促进和补充我国自身理论批评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黄鸣奋还认为，中西文化的相互融合和相互促进，是有其共同性和迫切性的。因为文学作为“人学”，它总是对全人类发生感情共鸣和理性体验，这大概也正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典文学发生浓厚兴趣，并终生研究之的根本原因。著名的事例，如30年代初梅兰芳赴美演出，形成了“万人空巷”的轰动盛况，这除了梅本人的高超技艺而外，人类感情的共鸣和报刊报导及文学批评本身也起过显著作用。再如美国人费诺罗萨(E.F.Fenollosa)撰写了《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文字》论文，他的手稿给了美国诗人庞德(E.Pound，1885—1973)以非常强烈的震撼，导致庞德萌发了不可遏止的翻译和摹仿中国古典诗歌的强烈热情，并进而感染了美国其他意象派诗人，成为中国古诗渗入美国文学的重要契机。还有韦利(A.Waley)所译的《汉诗170首》(1918)，被称作是“新的卫星”，并从而打破了美国出版界的沉默，纷纷陆续翻译、出版了多种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1994年下半年，黄鸣奋终于在“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陶渊明《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的心境下，花费数年时间完成了两部书稿，分别题为《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概观》(即本书)和《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译论著概观》(工具书，约七十万字)。1996年，上海学林出版社毅然决定将前书更名为《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付梓出版。除了上述已提及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交流意义而外，本书还有另一些重要成果，值得我们瞩目：
    (一)作者通过广泛而深入的资料征集，浓缩于本书中的有关英语世界的研究信息，约有4000条，可谓丰富充实。其中包括全球以中国古典文学为题的博士论文，论文单行本及正式出版物共有2000余种(其中博士论文占1/3)，另有英语报刊译论文章，其总数应当远超过于此。两项相加，估计从十七世纪以来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成果，至少有5000余项。它们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史迹及各种文体的特色和各个时期的著名作家作品。
    (二)本书资料全面而翔实，这借重于作者研究方法上的更新，他充分运用了现当代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如除了利用原著(英语)及各种工具书外，还利用了国际互联网络和光盘检索的资料。这就使本书详备的程度大大超越了国内以传统方法搜集资料所取得的研究成果。1993年黄鸣奋在荷兰时，就已通过Internet进行检索了，他不仅遍查了莱顿大学汉学图书馆的藏书，还查考了国内北京图书馆及厦门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的藏书，并检索了美国哈佛大学的网上资料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光盘资料。所得信息合计约1000多万字节。
    (三)他还力图从文化传播的角度去把握中国文学的影响，并从整个英语文化圈的范围看问题。他认为汉语和英语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语种，它们之间的较量过去在口语和出版物中发生过，如今则正在电脑空间里展开，这种较量事实上是以文化圈(并非国别)为舞台的。再者，作者除了将英语世界的资料条理化、系统化，形成他自己的观念体系外，更在记述诸资料时，随时审视其内容，给予简要而准确的评价，从而增强了其学术性和理论色彩。诸如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大宏观”，“小宏观”(包括时代、人物、专题通论)研究，对各种文学体裁如文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民间文学等的艺术理论及其流程研究，对作家的群体性和个体性研究，对作家选择的动机性和非动机性研究，以及对作品本身的思想艺术的探析研究等等，全书纲举目张，论述得体，倾注个人的心得和见解，给人以醒目而有益的启迪。
    (四)黄鸣奋论述英语世界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并不单一地局限于英语世界本身，他指出：“作为文化圈的英语世界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始终处在与其他文化圈的相互作用之中”，也有“与其他语种世界的交流”及“其他语种的转译，这些语种包括拉丁语、法语、德语等”以及“属于印欧语系斯拉夫族的俄语、捷克语及东方的日本语”等，从而形成了“间接传播”的丰富多样、异彩纷呈的局面，对此，作者均随时加以逐一的介绍。另外，还有“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反馈到汉语世界”的复杂情况及其有关资料等等，作者也能千方百计地网罗齐全。这便使全书的视野愈加开阔、内容愈加丰富充实。
    作者简介·朱靖华 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著作有《苏轼新论》、《苏轼新评》、《简明中国文学史教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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