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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贱身体的形象政治 沃林在阐释世俗启迪的概念时指出，“同宗教启迪一样，世俗的启迪也利用精神陶醉所产生的能量以便制造‘显灵’，即一种超越经验现实之平淡无奇状态而产生的远见。然而这种远见却是内在地产生的，即仍然在可能的经验之内，无须诉诸来世性质的教条”(14)。“可能的经验之内”也就是本雅明所说的“唯物主义、人类学的”范围之内，在此范围内，超现实主义透过辩证的政治视角审视资本主义商品世界的种种幻象，“使埋藏在这些事物中的‘气韵’的能量达到爆破的顶点”(Surrealism: 229)。这种从思辨的、形而上的唯心主义到形象的、人类学的唯物主义的转向，标志着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特点。超现实主义作家采用蒙太奇手法，拆解和重组无意识的梦的意象，以揭示其在唯美主义旗号下的政治建构和对现代生活的批判。然而，“辩证的消解过后，剩下的依然是形象的，或者更具体地说，是身体的领域”(Surrealism: 239)。形象和身体的具象表达是本雅明政治哲学实践的追求，“只有当身体和形象在技术中如此互相渗透，以至于所有革命的强度都变成身体集体的神经分布，而当所有身体的神经分布都释放出革命能量时，只有在那时，现实才能超越自我，达到《共产党宣言》所要求的程度”(Surrealism: 239)。形象和身体相互转化，身体不断提炼为形象，形象又反过来影响和改变身体。这个相互作用的过程在集体的社会实践中蕴含着强大的革命力量，因为“人的对象化和世界的人化的辩证关系所产生的人类社会，既是一个身体的，也是一个历史的或政治的领域”(15)。就个体而言，身体的形象化和形象的身体化之间形成了一股辩证张力，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 在《夜林》中，如果说尼卡的文身直观地表现了身体的形象化和美感化，那么，女主人公罗宾第一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就已经在非常怪诞和异化的氛围中把形象与身体的张力发挥到了“气韵”爆破的顶点。如小说这一章的标题所示，这是对一位“梦游症患者”的描写。罗宾躺在床上，周围是“各种盆栽植物，异国情调的棕榈和残枝缺叶的花”，但这并非是一幅壮丽奇异的丛林景色，而是被困在画室丛林中的一头野兽；丛林里的腐朽和残缺抵消了异国情调；被“葬瓮盖布”遮住、困在笼中的“被遗忘的”鸟强化了死亡的意象，突出了罗宾的异化、堕落和被遗忘的身份和地位。她那“臃肿的体态”、“蓬乱的头发”、“叉开的双腿”、“沉重的舞鞋”和“放在面颊两侧的双手”，无疑给人留下了一个十足的妓女的印象。这样一个视觉形象进而得到了一系列嗅觉感受的强化：“她身上的香水有股土味儿、霉味儿”、“不通气的潮湿味儿”、“浓浓的琥珀油的气味儿”以及“海洋内部的污垢味儿”，与“毫无戒备的酣睡”(相当于死亡)一起构成了一幅彻头彻尾的葬尸荒野的图景。尤其是当触摸这具“死尸”的时候，你能摸到她肌肉上“植物般的纹理”，皮下“宽大、多孔、被睡眠腐蚀的骨骼”，一条蛀虫“在表面之下蚕食着她”，而水塘边颇似“鬼火”的磷光与发光腐朽的丑陋身体联系起来，构成了一个非常丰满的、游荡在两个世界——人与鬼的世界——之间的鬼魂甚或是吸血鬼的形象。(16) 她就像亨利·卢梭的一幅画，“躺在被画室包围的丛林里(出于被包围的恐惧，四壁已经逃跑了)，按照定量被抛在了食肉的花朵当中；这套房子是一位幕后驯兽者的财产，他一半是主人，一半是提词员，你可以从那里听到林中风声奏响的管弦乐，将使荒野流行的一支小夜曲”(Nightwood: 31)。如果文中提及的画家真的就是亨利·卢梭，那么，就不难联想到画家笔下“睡着的吉卜赛女郎”和他的丛林油画，他那浸润着梦幻色彩的丛林风光，人与兽之间温情的对视和似梦非梦的神秘情调的“原始主义”。这里所描画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被画室包围的丛林、没有了四壁的房屋、食肉的花朵和尚未公开身份的驯兽员——罗宾无疑是被困在丛林中被定量食用的一头野兽。画面展现了一个物种演变的过程，其中花变成了食肉动物，人处于从野兽到人类的临界状态，而罗宾则成为了刚刚从梦幻中苏醒过来的女性。她住在驯兽员的公寓里，那双“神秘、惊愕的蓝眼睛”说明她还是“没有受驯的野兽”，尚无法与人类的目光习惯地对视——而这里的人类显然指的是驯兽者所代表的男性社会。罗宾这个被困在欧洲和美国城市荒原里的野兽、游荡在林波界(17)的鬼魂、被世人歧视的同性恋漫步者，不但体现了女性在城市荒原中的极端异化和边缘化，而且成了为男性注视提供愉悦的客体，在这个意义上，罗宾的怪诞形象和极为原始的展现形式就与黑人尼卡的文身不无二致了，他们同样是消费欲望的客体，是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的牺牲品，是被形象化或美感化了的身体。 罗宾本身也是把自己当做“一幅画”来呈现的，即供观者观看和沉思的一幅画。在上述颇似卢梭丛林画的场景中，她身穿男式裤子，头发蓬乱，虽然躺在床上但却像个舞者，这种易装现象在20世纪20和30年代的巴黎非常流行，其作用也与文身一样，是身体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用狂欢式的书写形式模糊自我身份，从而表明女性也和男性一样具有双性同体的倾向。甚至罗宾的身体也参与了文身，因此直接与尼卡联系了起来。小说中通晓黑暗世界、谙熟形形色色怪诞人物的奥康纳医生曾把罗宾比作一匹马，它的“皮是一条悲伤的河。[……]她的眼睑是灰黑色的，就像黑人的眼睑，她屁股后柔软的中心是像小提琴一样悸动的脉搏。[……]她的皮肤(skin)下淌着某种蓝色的流体，仿佛时间的皮已经被她剥去”(Nightwood：102)。而那张“皮”(hide)，她那被“剥皮的身体”，她那作为文化记忆的物质的身体，使她成为“正在变成人类的一头野兽”。 “这样一个女人是携带着过去的被感染者”，像动物一样携带着“过去生活”的属性；“她优美但正在褪色，仿佛花园里一座旧雕像，象征着它所经受的风吹雨打，仿佛它不是人的作品，而是风雨和季节牧人的杰作，尽管以人的形象构成的是厄运的形体”，她就“仿佛是一个新出现的古人”(Nightwood：37-38)。作为梦游者，罗宾代表着女性欲望的集体无意识，她的体貌、她的举止、她的声音都携带着“记忆的味道”，来自“我们已经忘记、将用一生去回忆的某个地方”(Nightwood: 106)。她是“仍然震颤着的一个过去的战栗”，这明显见于“她行走的步态，她穿衣服的方式，她的沉默，仿佛言语沉重而又没有被澄清。她每走一步都拖着一张网，仿佛过去在她周围构成了一个网络，就好像一座古旧建筑的周围有一张时间的网一样”(Nightwood: 107)。 这里，罗宾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包括她的异装癖，她被剥“皮”的身体，把她比作马、大羚羊和独角兽的比喻，她与绘画、旧雕塑、古建筑的隐喻关系，以及作为女同性恋者、历史记忆的携带者、梦游者等身份，所有这些都表明，她的背后是将被现代战争毁灭的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是将被现代消费文化所取代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文化。在政治和经济大变革时期，人已经对自身作为历史实体的观念产生动摇和怀疑，而无论这个历史实体是已经趋于绝迹的“高尚的野人”，西方文化经典文本《圣经·旧约》中的犹太种族以及它所代表的各个“卑劣”民族，还是马戏团演员、异装癖、(男、女)同性恋者组成的卑贱人群，它都必然面临着消亡的危机，必然要以新的形式、使用新的生产工具、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否则就不能赢得新的生存。诚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描述的：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18) 这里，“冷静的眼光”主要针对哲学家和思想家而言；对于女性人群、卑贱人群、甚至文学家和艺术家这个批判和否定商品文化、但又最终不得不屈服于“艺术的商品化”或“生活的美感化”的特殊人群，他们所面对的不仅是“一切固定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的社会经济大动荡、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而且还有时刻危及其生存的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氤氲；在一种无奈而又必须忍耐的情况下，他们必然采取狂欢的、倒置的、荒诞的、破碎的、象征的“亵渎”形式，来揭示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现实：商品社会的消费文化对这些历史和文化的最终记录者、象征人类文化之本质形式的卑贱人群的排挤和灭绝。在这个意义上，巴恩斯的《夜林》就是通过“卑贱”的手法描写“卑贱的人群”来抵制消费文化的一部力作，具体地说，就是通过“身体的美感化”或“身体的艺术化”(文身和绘画的形象手法)来实现“人的动物化”或“妖魔化”，以此影射法西斯主义的种族政治对人类身体的摧残以及商品社会的消费文化对人类精神的磨损。那么，这种“卑贱的手法”究竟是什么呢？ 朱莉亚·克里斯蒂瓦在《恐怖的权力：论卑贱》中首先把“卑贱”界定为“强烈而又隐隐的反抗，是生灵借以对付威胁物的反抗”，是“由情感和思想编织而成”的“一个品质——与我对抗的品质”，“把我拉向意义崩塌”的“一个排斥物”，它随时都能“激起一阵排泄，一阵痉挛，一声喊叫”。卑贱是“我”“忍受的剧烈痛苦”，使“我既高尚又受尽折磨”；“我忍受着痛苦，因为我想象这就是他人的欲望。于是一种怪诞大量而又唐突地出现。”卑贱使我认识到“在不存在和幻觉的边缘，有一个现实，如果我承认这个现实，它就使我变为乌有”。所以，由于卑贱使我认识到这种可能性，卑贱便成为“我的护栏，这是我的文化的开端”。(19)当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消费文化急遽发展、法西斯主义政治要灭绝低劣种族和文化的欲望甚嚣尘上时，身处生死攸关时刻的卑贱人群恰恰需要这种“卑贱”来保护自我，需要用使自身“卑贱”的一种方式来保护即将失去的、曾使自身得以存在的一种文化。抑或可以说，由于意识到卑贱，我必须反抗；由于意识到压迫，我必须呼喊；由于意识到“意义崩塌”，我必须重建；由于意识到痛苦，我必须崇高；由于意识到灭绝，我必须重生。 正如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戏仿荷马史诗、使之在世俗但却鲜活的现代小说中实现了狂欢式的重生，《夜林》也试图用夹杂着医用术语、马戏团行话、教会信条、同性恋俚语等多种话语的形式，创造一种语言的无政府状态，模糊高雅与低俗之间严明而不可跨越的界限，混合神圣与世俗这两个格格不入的领域，在高度“混杂”的语言风格中，烘托出由同性恋者、易装癖、怪胎、犹太人等卑贱者组成的混乱无序、污浊危险的巴黎地下世界。小说通过描写正在失去犹太品格的“真正的犹太人”(菲利克斯)，尼卡的文身，罗宾的“丛林”肖像和粗俗低贱的污秽语言，构成了一个拉伯雷式的狂欢化的抵抗文本，用具有悠久历史的民间幽默把废墟视为重建，把死亡倒置为生命，用低俗体现崇高，借颓废获取力量，取得了绝处逢生的“世俗启迪”的效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