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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秩序重建中的浪漫主义新图景 盖斯凯尔在《路得》里展示的是维多利亚社会文化领域中浪漫主义余脉与反浪漫化潜流交互作用的复杂情形。路得时刻都想接近自然而疏远人群，因此上文提到批评界据此认为路得身上具有浪漫气质。笔者认为此说法值得商榷：路得亲近自然的行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气质，她热切渴望自然的性格具备了浪漫主义的外显特征，然而却缺乏浪漫主义的内在灵魂——对无限的追求以及道德与心灵的成长。(Blankenagel：6)其实对自然的亲近与讴歌并非浪漫主义文学流派的专有权利，它在西方文学传统中的源流可以上溯到希腊罗马古典文学时期，即便在19世纪的感伤主义和新古典主义文学中亦不乏先例。真正对浪漫主义自然观起到界定作用的是浪漫主义者使自然摆脱了一直以来作为背景的静态存在，成为具有能量的物质和精神统一的动态存在。纵观《路得》开始部分，关于女主角热爱与向往自然的相关描述只是停留在较为静态的主体情感维度，并不涉及道德与心灵的成长，更没有上升到追求无限的哲思。(4—6)后来路得和贝林汉一起私奔至风景优美的威尔士山区，叙述者确实有几处明显表现出浪漫主义准则的表述：“路得不知道自己是动还是静，美丽而壮观的大地将所有不同的个体存在并入一体”，以及“大自然的任何改变和变化在路得看来都有独特的美”。(65)但这些思想在根脉上并非英国本土特色的浪漫主义理念，而分明就是对德国浪漫主义哲学与文学核心思想“有机”与“整体”理念的简化复述。 然而问题是，即便《路得》的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如此直白地表达浪漫主义的程式化原则，也不能使女主角真正变得严格意义上的浪漫化。浪漫主义小说的表现形式不同于浪漫主义诗歌，比如说歌德、司各特、奥斯丁和玛丽·雪莱等人的小说在故事层面通常使用中世纪历史背景、哥特因素、神秘色彩或者奇思异想，在叙述层则经常使用书信体、第一人称叙述或自由间接引语，藉此透视人物内心世界，展现其思想成长过程与炽热情感变化，浪漫主义主角的成长变化通常显示出动态轨迹。反观《路得》则情况完全不一样：路得对自然的情感仅停留在朦胧而无法言说的静止状态，从始至终都没有道德与心灵成长，甚至在堕落以后立刻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性格变化，似乎年轻时代的天真烂漫情怀瞬间就已破灭，转而时刻以宗教情感压抑自我，实施自我禁闭，成为一个严格恪守各种社会道德法则的淑女，表现出对所有奔放情感与神秘自然的规避。这不仅达不到浪漫主义所要求的精神升华，反而形成了一种突降，让其生发主体性的强烈情感消失殆尽。 虽然在对待自然问题上路得从始至终并没有获得真正浪漫主义式的顿悟，但她在生活中却一直没有放弃浪漫的英雄主义式冲动。小说结尾时，斑疹伤寒瘟疫来袭，在无人敢上前时，路得冒着生命危险去照顾病患，她的英勇行为终于替自己和儿子获得了道德救赎。在情节设置上，这一事件与小说开始处路得拯救落水男孩的事件遥相呼应，只不过前一次事件使她接近贝林汉并导致自己的堕落，而后一次则让她获得了终极救赎。路得的英雄行为具有浪漫化色彩，如果说小说开篇处的那次救人还带有个人浪漫主义色彩，那么后来照顾瘟疫病人的行动则完全摒弃了其中的个体主义，此时的路得早已褪去了年轻时代的孤傲个性，融入到埃克莱斯顿镇社区生活的有机整体之中。这一行动暗合了维多利亚知识界对英国浪漫主义所进行的批判大潮：在华兹华斯和拜伦所引领的英国浪漫主义诗学观念中，外部的一切都必须经过“自我”主体的过滤。华兹华斯对自我延绵不绝的精神反思和拜伦以己为矩、睥睨一切的自信固然有重要意义，但是过多的自我意识容易将自我个体与社会整体进行隔绝。过于强调自我意识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显在的威胁，它不仅过于强调自我与主体，而且在宗教方面也往往出现以泛神论或者艺术审美替代基督教精神的倾向。在对待自我与他者问题上，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得很清楚，他指出卡莱尔倡导“反自我意识”(anti-self-consciousness)理论，旨在“为服从个人之外的道德目的而否定自我中心”。(Capaldi：96)维多利亚人无论在自身私生活还是社会公共问题上，注重的都是如何在信仰动摇与缺失的历史境况下对宗教、伦理和法律进行重估，并藉此重建社会秩序。 盖斯凯尔按照浪漫主义诗歌范式对小说女主角路得进行了并不彻底的浪漫化改造，她以华兹华斯和卡莱尔作为浪漫主义体验的直接源头，在写作中展示出英德浪漫主义思想之战为维多利亚人带来的精神冲击。《路得》人物角色浪漫化过程中存在的冲突与断裂，以未完成的状态生动地保存了维多利亚社会浪漫主义与反浪漫主义两大思潮交汇之际留下的痕迹。《路得》就像一个由多个侧面构成的棱镜，折射与分解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反浪漫主义思潮过程中诸多社会力量的冲突与融合。这些复杂的文化力量交汇于盖斯凯尔身上，使得她对浪漫主义的认知与评价充满不确定性，进而造成《路得》的浪漫主义文化叙事形成诸多不连贯之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不连贯之处又有重要的指标意义，它们可被视为维多利亚文化的裂缝，从中可以窥见19世纪前半期浪漫主义思潮与反浪漫主义思潮的博弈在盖斯凯尔身上留下的清晰尾流。 最后，上文围绕着《路得》浪漫主义因素所做的分析可能会汇集成这样一个疑问：盖斯凯尔到底是不是刻意将路得塑造成浪漫主义者，以便使她的伦理道德失范行为与她的浪漫式性格进行挂钩呢？笔者认为其实无需对此进行追问，如果盖斯凯尔是有意为之，那她对整个英国浪漫主义思潮的继承与改造就不言而喻了；如果此举纯属无意之举，那便从侧面说明浪漫式性格与道德失范之间的密切联系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道德假设，这更加可以解释具有严肃道德价值观的维多利亚人在文化领域推行反浪漫化运动的意义所在。英国资产阶级完成对本国浪漫主义文化遗产的改造与扬弃是漫长却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这是整体的秩序，然而具体到特定个体时，它又会呈现出相对的无序，这种有序中的无序恰好证明了整体秩序力量的强大。置身于维多利亚时代反浪漫化潮流中的盖斯凯尔就是如此，她的《路得》是对浪漫主义诗歌理念进行的小说化改写，其态度的矛盾与纠结体现的则是维多利亚人试图通过反浪漫化潮流重建文化秩序时所面临的文化转型阵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