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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殷企平先生在“经典即‘摆渡’：当代西方诗歌的精神渊源”一文中提出：“摆渡性”是西方诗歌经典的核心要素。本文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此“摆渡性”进行进一步探讨。首先，通过对策兰诗歌的细读发现诗人对其摆渡人/译者身份的自觉意识；其次，以英国诗人贝哲曼为例，从诗人的自觉、自省和自律出发，重新审视并发掘当代诗歌书写快乐的另一面；再次，诗歌语言的“陌生化”既是“连接”时空的产物，也往往是不同文化形态和艺术形式之间对话的结果，由此反映出诗歌经典生成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西方诗歌的“摆渡性”不仅是双向的，更是多面的、多层次的。 关 键 词：西方诗歌/经典/摆渡/翻译/文化对话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文学经典生成与传播研究”[项目批号：10&ZD1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陈敏，杭州师范大学外语学院讲师，莱顿大学人文学院比较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欧美文学、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 殷企平先生在其论文“经典即‘摆渡’：当代西方诗歌的精神渊源”①中揭示了“摆渡性”这一西方诗歌经典的核心要素。该文由罗马尼亚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写于1954年12月5日的德语短诗“从黑暗到黑暗”(“Von Dunkel zu Dunkel”)中的“摆渡人”隐喻出发，论证了诗人(尤其是当代诗人)坚守诗意精神的两大使命：“命名当下的现实和体验”与“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9)，并籍此勾勒出经典生成之路。那么，笔者不禁要问，作为“摆渡人/命名人”的诗人对自己的身份或者使命是否有如此认知和自律？贝特(W.J.Bate)曾说，现代诗人必是想要摆脱传统影响羁绊的“某种忧郁的继承者”(qtd.in Bloom 8)②。如此，在原创性的求索道路上，为命名而痛苦是否必然？此外，在诗歌语言的“陌生化”过程中，诗人除了“连接时空”之外，是否还为其他维度和层面间的沟通做出了努力？针对这些问题，本文尝试对当代西方诗歌的“摆渡性”及其对经典生成的意义作进一步探讨。 一、诗人与译者的自觉：从策兰到贝哲曼 让我们回到策兰的那首诗③： 你睁开双眼——我看见我的黑暗活着。 我望穿它到尽头： 那端也是我的黑暗，同样活着。 它能否摆渡过去？并在途中醒来？ 是谁的光芒追随我的脚步， 直到寻得那摆渡之人？ 这首诗虽然用词简洁，然而语义含混，这不仅使其内涵变得丰富，也同时大大增加了翻译和阐释的难度。其中，“黑暗”和“摆渡”这两个意象格外引人注目。在西方语境中，“黑暗中的摆渡人”所产生的最直接的联想便是希腊神话中负责将死者渡过冥河的船夫卡戎(Charon)，而当诗人反其道地将“黑暗”(Dunkel)与“生”(leben)并置一处时，则形成了一种“悖论”(Karr 19)。这貌似在讲述某种绝处逢生的生命体验或写作经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细读原文，就会发现下阕首行中的“摆渡”(übersetzen)一词还可以解释为“翻译”。如果“摆渡”是逾越地理的障碍(江河湖海)“运送”(transport)人和物，那么“翻译”则是跨过无形的鸿沟(语言文化)“传递”(transfer)彼岸的思想。两者均为沟通，异源同形④。摆渡之人亦是译者(  )，这是德语中天然的一语双关。把诗人比作“摆渡人/译者”也许是身为诗人和翻译家的策兰的经验之谈，然而有证据表明，策兰此处的神来之笔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莱昂⑤等学者均在论著中提到两个事实。其一，策兰于1953年8月阅读海德格尔的《林中路》时，注意到了含有这一双关的两段文字并划下了记号。其二，1954年5月，策兰在翻译毕加索剧本的过程中，曾致信瑞士出版社，信中如此自述译者作为“摆渡人”的职责：“目前完成了初稿。才第一稿，因为毕加索的文字不仅仅希望被翻译，而更希望——若允许我妄借海德格尔的说法——被传递。您瞧，有时候这对我来说就是履行摆渡人的职责。那么您在考虑我的报酬时，是否不光看我译了几行文字，还应该数数我划了几次船桨？”(Glazova 132-4；Karr 15-22；Lyon 34-41) 海德格尔的一番“无声之河”论⑥，由策兰引申为诗人的“摆渡人/译者”使命之论，即“作为摆渡人的诗人是跨越沉默的峡湾，将无法言说的源始语言传递到诗意语言的极少数人”(Lyon 37)。呈现在诗中便是最后一行——既可以理解为“替他自己找到摆渡人”(对读者大众而言)，也可以理解为“发现他自己是个摆渡人”(对诗人自身而言)。如果我们能体会策兰这番苦心，便不难理解他为何要重复别人说过的话⑦，而且还在以后的诗作中几度搬用“诗人/摆渡人”这一比喻。因为他想要向读者宣明并反复强调诗人作为“摆渡人/译者”的重大责任，即诗人对自我身份的自觉、自省和自律。事实上，即使是否认诗歌社会功能的T.S.艾略特，也不得不承认诗人“最直接的职责就是首先呵护其语言，然后延伸之并增益之”(Eliot 20)，而诗性语言的“延伸”和“增益”非借助“摆渡/翻译”不可。艾略特本人就曾经被评论家阿瓦雷兹誉为“生活经验的最高超译者”(Alvarez 10)。 这里所说的“翻译”与殷企平先生所说的“命名”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即“用一种特殊的语言来揭示”(Heidegger 619)和“表达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经验和感受，并使人加深这种意识和共鸣，从而引导人们了解自我”(Eliot 20)。因而在文学语境中，诗人所“翻译”的“源始语言”的外延得到扩展：既包括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也指涉难以名状的感觉认知(即新事物)和不可言说的内心感悟(即新体验)，还有多元文化背景下“解域了的语言”(deterritorialized language)(Deleuze and Guattari 16)。这种翻译/摆渡的过程有时只是单一层面的情感沟通和信息传递，但更多的则是多个层面的语言杂糅在同一条船里，极大地挑战了摆渡人/诗人的创造力和掌控力，所以用“翻译”来描述诗歌的诞生过程或许能更好地展现语言传递的双向性和多面性。策兰这首诗就是诗歌语言之复杂的最好佐证，因此在多重解读“摆渡”意象之后，莱昂索性引用评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的话作为结论：“策兰自己的诗就是‘翻译’成德语的”(qtd.in Lyon 37)。也许正是因为诗人的这种自觉，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曾用类似的语言表达了与此相同的观点——“诗歌的传统即翻译，将某种意图传导为语言”(qtd.in Glazova 134-5)。然而，摆渡之旅又是如此艰险，两岸一片黑暗，以至于策兰也不敢确定“能否摆渡过去”。翻译是“从黑暗到黑暗”——这首诗的标题就向读者暗示了源始语言和诗性语言的难以捕捉，但诗人/译者仍坚持不懈，甚至乐此不疲，因为“黑暗”在阻隔语言的同时也促使摆渡人努力划桨缩短这种距离——这便是诗人/译者的使命所在，也是优秀诗歌的生成规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