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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得》在这一事件前后叙事风格以及在浪漫化问题态度上的突变引起了批评界的极大兴趣。在所有从浪漫主义角度分析《路得》的研究中，绍尔(Hilary M.Schor)的论述最全面也最有洞察力。绍尔认为路得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女主角”，是“华兹华斯式的大自然的女儿”，而“这一点恰恰导致她的堕落”，这是盖斯凯尔对浪漫主义关于未谙世事的女性情感以及自然美等诗学理念的“坦率批评”。(60；67)绍尔洞悉了《路得》的浪漫主义因素在小说整体叙事体系中的矛盾状况，但是和众多批评家一样，她基本上将批评视角局限在盖斯凯尔与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的互文之中，因此使得《路得》与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更广阔的整体文化风貌隔绝开来，在其间留下一片巨大的空白，导致她在那篇长文的结尾再次提起学界一直悬而未解的疑问：盖斯凯尔毕生都是华兹华斯与罗斯金浪漫主义文化理念的热情拥趸，她的《路得》却带着复杂情感对它进行批判，其意义何在？绍尔的结论是“《路得》标志着盖斯凯尔从此打破浪漫主义男性作家权威的束缚”，(79)这种解释显然无法让人满意。笔者认为，如果突破绍尔等西方批评家分析这个问题时候所采取的纯文学视角，将盖斯凯尔《路得》的写作视为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生产过程，并将这个过程放置在英国19世纪上半期政治与思想领域反浪漫化潮流(Anti-Romantics，又译“去浪漫化”)的历史整体之中进行考察，或许可以为解决学界这个由来已久的悬疑提供新视角。 维多利亚时代初期的英国政治格局和文化风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必然导致文学的移风易俗。在意识形态维度上，浪漫主义文学理念成了大英帝国内部工业化进程与外部殖民扩张政策的障碍。随着济慈、雪莱、拜伦和柯勒律治等文学主将在二三十年代相继去世以及华兹华斯的日益衰老，英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大潮在19世纪上半叶逐渐退去，自摄政时期就已萌生的反浪漫主义思潮日益高涨，并藉此建立起维多利亚时代现实主义文学的新特性。在浪漫主义时期，诗歌在英国文坛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它在势力上已经逊于散文。此时“文学已经走下浪漫主义诗歌个体精英主义孤独激昂的山巅，转向小说中由社会语言与共有对话构成的公地”。(Davis：227)浪漫主义高峰在维多利亚社会的流行文学领域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并没有消亡，而是沉淀到文化流通与传承体制之中，成为家庭藏书与流通图书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维多利亚时代出身于普通中产阶级家庭的大部分女孩一样，青年时代的盖斯凯尔在教育与娱乐消遣活动中接触到的大都是本国文学作品，比如已经成为文学经典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大量盛行当时的罗曼司小说。盖斯凯尔在柴郡小镇纳茨福德以及几个女子寄宿学校长大，接受的是较为封闭的中产阶级淑女教育。据盖斯凯尔回忆，1836年5月她在外婆家时，每天和表妹们做的事情“除了吃饭，就是坐着读斯宾塞、莎士比亚和华兹华斯，在梦想中打发完一天”。(1997：6)盖斯凯尔在阅读大量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激发出写作欲望与才能，因此难免在自己早期作品中留下深刻的浪漫主义印记，成长中的盖斯凯尔在沿着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的道路稳步前进。在此氛围下，盖斯凯尔与丈夫威廉·盖斯凯尔合作在1837年1月发表了第一首诗歌《清贫绘》("Sketches Among the Poor")，此诗无论在主题还是措辞上都带有明显的浪漫主义色彩。威廉在1839年发表的诗歌集《克己歌》(Temperance Rhymes)得到过华兹华斯的书面嘉奖，(Uglow：114)这对刚开始文学生涯的盖斯凯尔夫妇来说无疑是很大的鼓励。盖斯凯尔对华兹华斯的崇拜与日俱增，几经周折后终于在1849年7月24日与华兹华斯会面。三卷本的《路得》出版于1853年1月，但档案资料表明盖斯凯尔其实早在1851年11月就已经完成第一卷。(Weyant：xvi)这也就意味着盖斯凯尔《路得》开始部分的写作时间距离华兹华斯的逝世及其《序曲》在1850年7月的出版仅一年左右。 盖斯凯尔崇拜湖畔派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在她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华兹华斯式浪漫主义理念的影子，因而批评界通常都将盖斯凯尔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因子便宜地划拨到华兹华斯头上。批评界历来强调盖斯凯尔与华兹华斯等英国浪漫派的渊源，因此才会出现上文所言众多批评家在分析《路得》等作品的浪漫主义因素时基本都将其局限在英国本土文化传统的现象。(Wiltshire：13—28)然而单纯拼接文学文本线索并不一定可以还原盖斯凯尔在浪漫主义问题上的完整图景，情况实际上并没有那么简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