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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精巧缜密的结构设置 文类是指文学的种类或范型，也有研究者称其为体裁、文体，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理论概念，没有统一的分型标准，但类型理论的长期发展还是为创作者构建了文学创作的常规手法体系，也在读者心中预设了与不同文类相对应的不同阅读期待。正如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所说：“在不同的时期，文学类型有多种划分方法，划分的标准也各自悬殊……在结构主义者看来，文类是一套基本的成规和法则，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但总被作家和读者通过默认契约而共同遵守。”(2004：109)然而，学界对《朝圣》文类的不同界定却反映出文本在接受过程中读者与作者、读者与读者之间观念的分歧。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文本自身的独特性。《朝圣》以作者的亲身经历为蓝本，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模式讲述了一个陶醉于文学的女孩在14岁时朝觐文学圣人托马斯·曼的故事，内容涉及作者的少年往事片段、关于欧洲文化的评论文字以及特殊时代背景下的人物群像。作者借重独特的小说结构把“少年往事”“欧洲艺术批评”和“拜见托马斯·曼”3个独立却又相互关联的部分编织成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少年往事”和“欧洲艺术批评”集中体现了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两种文学类型的美学特质，它们与小说的虚构叙事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文类的复调结构。 刘勰曾说，结构之于作品“若筑室之须基构，裁衣之待缝缉矣”。(2012：282)短篇小说篇幅短小、空间逼仄，没有周旋补缀的余地，结构是否缜密就显得格外重要，往往直接影响读者的审美感受。为了避免枝蔓，短篇小说常采用单线结构，而《朝圣》却是典型的复线模式。小说虚构叙事框架中的“回忆性散文”和“艺术评论”具有与小说迥然有别的艺术思维和美学特质，它们丰富了小说的叙述层次，构建出独特的文类复调结构。昆德拉认为，具有文类复调结构的小说才是更完备的复调小说。(2004：93-94)复调小说的理论最早由巴赫金提出，他指出复调小说把许多价值相等的声音、意识和它们各自的世界不相混合地结合在文本的同一个事件中。昆德拉则认为在小说中引入非小说文学种类更能凸显小说的复调品质，并指出构成复调小说的必要条件是：“一、各条‘线索’的平等性；二、整体的不可分割性”。(2004：95)各文类之间的复调性、平等性和整体性特点在《朝圣》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者在“与曼会面”故事的持续性叙述中打开缺口，纳入两个不同基调的话语成分，形成3条叙述线索的格局。三者犹如小说的3个“声部”，构成了类似复调音乐家巴赫(J.S.Bach)笔下赋格曲式的复调结构，几个“声部”彼此呼应、相互衍生，其间人物互有交集，事件相互缠绕，具有很强的共时性和整体感。 小说的复线结构往往需要作者独具匠心的安排。小说中，“少年往事”“欧洲艺术批评”“拜见托马斯·曼”3部分比例大致均衡且都能自成天地，但小说结构并不涣散，这主要得益于文本中的数字“6”结构。《朝圣》的数字结构深受托马斯·曼及其小说《魔山》的影响，可视为桑塔格对《魔山》中数字“7”的膜拜和承袭。数字“7”是《魔山》的重要结构要素，小说共有7章，主人公汉斯·卡斯托普在疗养院里生活了7年，汉斯的生活圈里有7位朋友，甚至连疗养院里病人量体温的时间也是7分钟。《朝圣》则和数字“6”紧密相连：主人公家庭的6位成员、朋友圈中的6个人、南加州的6位欧洲文化名人等。为了构建完整的数字“6”结构，作者刻意设置了一些纯粹凑数的角色，如家庭成员中的小狗和主人公的第五位朋友乔治。作者通过这3组人物描绘出二战后美国的三重社会生活状态，表现了不同社会群体的不同生活方式。主人公的家庭成员是经受战争创伤的普通人，她的继父曾是美军陆航队的飞行员，他驾驶的飞机在诺曼底登陆后的第五天被击落，身体里一直留有德军炮弹的碎片。同龄朋友则代表了战后成长起来的美国知识青年，他们不愿局限于本土文化，渴望接触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欧洲艺术。与主人公毗邻而居的6位欧洲文化名人是二战期间欧洲流亡艺术家的人物剪影：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布莱希特、衣修午德、赫胥黎和托马斯·曼，他们为美国带来了优秀的艺术作品和深邃的人文思想。小说中的3个“6”将3组人物、3种生活不枝不蔓地组织在一起，使作品具有厚重的时空感，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生活。 3个“6”正好和3种文类牵出的3条叙述线索“契合”在一起。首先，“少年往事”是小说情节的开端，由6位家庭成员拉开小说序幕，以散文的细腻笔触叙写了主人公的成长环境和读书生活，是为第一条线索，它指向战后普通美国人喧闹而又破败的城市生活，战争伤痛的阴霾和战后生活中空虚的快乐在这里形成强烈的对比。其次，数字结构中的第二个“6”——朋友圈中的6个人——出现在“少年往事”“欧洲艺术批评”和小说结尾处，作者对他们的描写详略有别，“欧洲艺术批评”(情节的发展部分)重点描绘了主人公和梅里尔的交往，用评论式的文字反思他们一起经历的欧洲文化启蒙，是为第二条线索，指向战后一代年轻人渴望破旧立新的求知生活。最后，对斯特拉文斯基和托马斯·曼的详细描写为第三条线索，它指向战后欧洲艺术家的流亡生活及文化影响。小说沿着3条时而交错、时而平行的线索展开，作者对主人公朋友的描写把小说的“少年往事”和“欧洲艺术批评”自然地衔接在一起，而6位文化名人又使小说从“欧洲艺术批评”流畅过渡到情节的高潮——“拜见托马斯·曼”。作者把小说的数字结构和文类复调结构镶嵌在一起，使数字“6”也拥有了不同文类叙述的复调意味，它们赋予小说灵巧缜密的叙事结构，支撑起小说背景及情节发展的各个阶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