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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石云龙，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 内容提要：库切在小说《耻》中关注后种族隔离时代黑白之间的关系，采取思辨姿态，展示以卢里为代表的中产阶层白人成为颠覆性他者的经历，对白人与有色人种主导话语权地位、关系现状问题，对历史重负与个体责任、理性原则与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反思，利用崇尚自由的白人的他者化过程来继续拷问当下西方文明中残酷的理性主义和肤浅的道德观，认为动物可以作为“人类自身与他人之间和解的基本第三方条件”。 关 键 词：库切/《耻》/后种族隔离/颠覆他者 导言 库切的小说《耻》(Disgrace，1999)以近乎白描却令人心怵的笔调，讲述了戴维·卢里，一位工于理性计算的文学与传播学白人副教授的故事，他在殖民主体不再存续、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消亡的时代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由话语主导者演变成话语缺失的他者。小说发表后，获得英国文学最高奖曼布克奖、英联邦作家奖和美国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小说奖提名，被《纽约时报书评》评为年度最佳图书，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博尔默认为“它很可能为作者获得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铺平了道路”(Boehmer 2006：135)。该小说在出版后“已经产生大量各式各样的批评反应……很可能会继续反应下去”(Cornwell 43)。“最近几十年来很少会有小说能像J.M.库切的《耻》一样引起这么多严肃的争论。”(Attridge 315) 有评论家认为，“J.M.库切的小说《耻》可以读作政治文本、后种族隔离时代作品，涉及南非白人团体遭遇的困境以及对他们来说可利用的机会。”(Sanvan 26)“J.M.库切的《耻》描写了一幅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令人担忧的图景。”(Cooper 22)英联邦作家奖评审委员会主席沙希·德希潘德(Shashi Deshpande)认为《耻》“采用非凡技巧描述了一个新民族的政治”(McDonald 321)。“[它]在遭遇错综复杂的道德问题时坚定不移的诚实，使它成为当下具有伟大意义的作品。”(ibid 322)伍德认为“《耻》是一种南非版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并称其为“一部无可挑剔的小说”(Wood 43)。然而，有人认为库切作品丑化了黑人、丑化了黑人政权下的南非社会，甚至连南非前总统姆贝基(Thabo Mbeki)也对《耻》大为不悦，颇为愤慨地说，“南非不仅仅是一个充满强奸的地方”(Pienaar 1)。而且有研究者附和说，“将一个南非白人女性置于后种族隔离时代暴力受害者地位的做法，引起黑人社团的极大愤慨，”他们觉得，“这种做法破坏了正在进行中的民主和平等的斗争。”(Tran 1) 研究认为，库切在小说《耻》中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后种族隔离时代黑白之间的关系，采取一种思辨性姿态，展示以卢里为代表的中产阶层白人成为颠覆性他者的经历，对白人与有色人种主导话语权地位问题、对白人与有色人种的关系现状问题、对历史重负与个体责任问题、对理性原则与道德伦理等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利用崇尚自由的白人的他者化过程来继续拷问当下西方文明中残酷的理性主义和肤浅的道德观，并且把动物作为“人类自身与他人之间和解的基本第三方条件”(Boehmer 2002：346)。 一、小说《耻》中颠覆的他者 种族隔离制度废除5年后问世的小说《耻》“刻画了一幅南非转型震颤时期的黑暗图景，因为种族隔离时代的遗产不会一夜之间消亡”(Segall 40)。小说通过卢里与露西两条线索揭露了种族隔离制度消亡后南非种族之间发生的种种问题，用艺术手法讲述了白人少数族裔在失去偏袒性制度规则保护后，权力话语被颠覆、沦落为边缘化他者的故事。库切在小说的第22章结尾安排了主人公卢里与露西间的一场对话，真实地反映了后种族隔离时代白人的遭遇以及他们在新南非必须直面的现实。 “这多让人丢脸，”他开口说道。“那么高的心气，到头来落到这个地步。” “不错，我同意。是很丢脸。但这也许是新的起点。也许这就是我该学着接受的东西。从起点开始。从一无所有开始。不是从‘一无所有，但是……’开始，而是真正的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 “像狗一样。” “对，像狗一样。”(Coetzee 2009：205)① 这段对话的参与双方是一对经历丰富的白人父女，他们的故事诠释了白人在种族隔离制度消亡的时代优势地位被颠覆、中心地位被取代、从话语主导地位沦为话语缺失的边缘地位的他者化过程。 作为小说的男主人公，卢里最初是受人尊敬的开普敦科技大学语言学教授，“因经典和现代语言学学科停办”(3)而无奈成了传播学副教授。主人公从语言学专业转到传播学专业，因教非所学，教学效果差，讲台没有让他感受到掌控话语权的快乐。库切并未在卢里的教职上花费笔墨，提及职业生涯，意图是导出与其将会发生关系并影响他后半生的人物——选修课班上的学生梅拉尼·艾萨克斯。 这位祖籍荷兰的白人大学教授虽已逾知天命的年龄，但追逐异性的热情不减，他与梅拉尼的关系引来了一系列麻烦，最终因卢里的固执而导致校方将其解职。虽然他坚持认为，西方人的自由民主应该包括满足个体性欲的自由，而个体本能的满足纯属私人性质，公众不能干涉。然而，他显然忽略了一个问题：西方哲人早就对此作出论断：“身体从属于灵魂和灵魂的情欲，部分受制于理性及其理性部分，总是合乎自然而有益的；要是两者平行，或者倒转了相互的关系，就常常是有害的。”(Aristotle 9)人非低等动物，如果仅遵循所谓“快乐原则”(Freud 1)，按照本能行事，则在客观上降低了人格的神圣与尊严。而且，卢里面临的一个严峻事实是，他身处的不再是一个白人政权主导下的社会，他意识中或下意识中的那些白人——“我们西方人”(202)——优越的观念已经过时，南非宪法规定，“尊重人的尊严与平等，促进人权与自由”，不容忍对人权和自由践踏和破坏。因此，无可避免的是，大学教授卢里丧失话语权，成为被边缘化的他者，从城市中心逃离，去了位于偏远地带的女儿的农场。 女主人公露西的经历更加典型地表现了白人地位被颠覆、白人被边缘化、他者化的过程，而在露西的农场，卢里的边缘化他者地位更进一步呈现出来，文本中更多的证据表现出他的地位在被颠覆后无奈的境况。 波伏娃曾经说过，“女人之所以感到劣等，实际上是因为女性的要求确实贬低了她。她本能地选择了做一个健全的人，一个面向世界和未来的主体和自由人。”(波伏娃467)库切笔下呈现的露西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位特立独行的女性，她崇尚独立自主，是一个同性恋者，一个自我支配意识强烈的女人。她6年前离开城市生活，“以公社成员的身份”(60)来到格雷汉姆镇，后与女友海伦留在农场生活。如果这不是机缘巧合，库切的时间安排应该颇具深意。白人女子露西脱离处于中心地位的城市，来到偏僻边缘的乡村这个事实的象征意义大于事件本身。而这6年时间正是种族隔离制度废止的6年，作为白人女性，身处绝大多数人口为黑人的区域，她客观上处于少数人群体，加之对白人偏袒的政策已经废除，白人的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曾经来自西欧的围绕主体权利观念建构的社会结构，在南非大地上已经明显倾向了黑人。二元社会主体之间既紧张、对立又合作、利用的关系，在新时代的南非循着古老的“契约性”原则在冲突、消解、再冲突、再消解的过程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 库切安排卢里来到农场以后，亲身经历了黑人抢劫和女儿被人轮奸。这两个同时发生的事件由此可以看出：黑白二元对立关系在新南非没有得到缓解——新的民主制度的建立在提高了黑人话语地位的同时，颠覆了白人原本拥有的话语地位，而黑人暴力抵抗文化传统并没有得到丝毫改变。库切通过卢里与露西的对话，表现出露西的困惑：“他们为什么那么恨我?我可连见都没见过他们。”(156)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先驱报》在报道中罗列抢劫财物、枪杀寄养狗等细节，却只字未提露西被轮奸之事。这不是记者的疏忽或报纸粉饰太平，而是露西在接受采访时刻意掩盖了被黑人轮奸的事实。为此，卢里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愤愤不平却无计可施。较为合理的解释是，深深浸透于白人思想意识中的理性原则，已经内化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自觉不自觉地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刚刚失去大学教授位置的卢里本能地表现出来的方式是诉诸法律，通过查清真相来惩罚罪犯，因为他明白这场祸害对同性恋的女儿造成的伤害有多深。然而，对于在黑人主导的环境中生存时间更久的露西来说，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侮辱，她虽异常痛苦，却不得不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抉择——理智地直视现实，因为她清楚“自己身处他们的领地”，“在他们眼里，我什么都不是，一文不值”(157)。白人在新南非的优势地位已经被颠覆，不承认被边缘化的现状也是于事无补，在黑人新掌握政权、百废待兴的政府里，要求主张白人的权益、惩治黑人是否有可能?在黑白二元冲突一触即发的环境里，黑人警察是否会为了给白人伸张正义而甘冒激怒黑人大众的风险?一切都是未知数。“如何根据南非片断性的过去和暴力复杂的当下来思考和讨论新南非正是库切在小说《耻》中探讨的主题。”(Buikema 2006：188)库切选取的确实是南非的经典性事件，他将小说人物推入矛盾冲突的漩涡之中，考察人物的智慧，在人物面对事件做出的选择中，揭示南非当下客观存在的矛盾，评说抉择所带来的影响。 露西制止了父亲的复仇冲动，选择过去黑人民族逆来顺受的隐忍方式，以坚忍的毅力、豁达的胸襟，准备接受过去的黑人雇工佩特鲁斯的保护，自己可以不计身份(愿意当后者的第三个老婆、甚至情妇)，可以转让土地，可以让被强奸后怀孕尚未出世的孩子成为后者的孩子，唯一的条件是标志着独立自由身份的“这房子还归我所有”(204)。露西的选择是抛弃白人优越的想法后明智的选择，是白人在新南非不得不接受的妥协、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以及无法逃脱的命运，甚至可能是黑白最终能够达到真正平等、融合的必要条件。 虽然露西的选择令其父卢里感到愤慨，但是，后者的选择又何尝不同样令人唏嘘呢?在大学的话语权被颠覆、教职被解除后，卢里步步趋向边缘，从开普敦到农场，从教授到雇工的帮手，到动物保护站助手，连自己都觉得“身份卑微，而且越来越卑微”，成了“历史边缘的孤单身影”(167)。在女儿遭到侵害、自己作为父亲却无能为力、心情痛苦之时，他那残存的白人优越意识、设法报复黑人的想法也随着女儿的断喝而消失：“醒醒吧，戴维。这是在乡下。这是在非洲。”(124)这是人物的话语，更是库切的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下，失去主导话语权、被他者化了的白人，应该怎样认识自己的境遇，怎样主导自己的行为?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警示人们，种族之间的对抗性、报复性行为无法化解根深蒂固的种族矛盾，只有倡导多元宽容的思想才能实现种族融合。 二、主导话语颠覆引发的反思 “如果库切小说常常给读者留下不安、难解的话题的话，那是因为库切给自己提出了令人不安和难解的话题。”(Barnard 199)库切在小说《耻》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话题，正如库切研究专家科休所指出的那样，“《耻》采用较为复杂的方式探讨个人与公众世界之间、智力与身体之间、欲望与爱情之间、公开耻辱与个人荣誉观或救赎之间的冲突。”(Kossew 155)他以南非常见的性泛滥、性犯罪现象作为切入点，在表现曾经处于中心强势地位的白人被边缘化，在其原有地位被颠覆后成为话语权缺失的他者的同时，对理性原则与道德伦理、历史重负与个体责任等问题进行了反思。 (一)理性原则与道德伦理 “性”这个古老的话题在小说《耻》中焕发了青春，成为中心话题，实际上前半部分卢里的问题和后半部分露西的问题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的话题。库切将这个敏感话题置于后殖民后种族隔离时代，讨论南非在社会转型时期，白人与有色人种在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下的反应。库切选取白人教授的故事为样本，以卢里的性经历与契约原则观念来反思新南非的道德原则和伦理取向，因为依据作者本人的想法，“人类所有行为……都会转向伦理道德评判的范围。”(Coetzee1986：5) 库切在小说伊始开宗明义地提出性话题，称52岁且离过婚的卢里“性需求的问题解决得相当不错”(1)。而这种解决方式实质上并非合法再婚，而是一种典型的钱色交易：身为大学教授的他，遵循公平契约原则，付费获得性生活。从库切提供的描述(未有阳光暴晒痕迹却有“蜂蜜色”的肤色)来看，交易的另一方索拉娅显然是有色人种。卢梭曾经说过，“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Rousseau 165)卢里恰恰是这种自以为是的人，他自以为遵守着理性交换原则，成了索拉娅的主人，而后者在交易时间内的温顺表现支持了他的幻觉。然而，当他在交易时间外与后者偶遇，两人目光交织后，这种幻觉随之消失。索拉娅透露出的冷淡、卢里感受到的顾客地位，使卢里标榜的满意的性生活变得索然无味，俩人关系变得十分不自在，这时的他醒悟过来，明白自己所谓的“自由”实质上是金钱支撑之下的“动物性欲望”(巴塔耶47)的满足而已。他无法成为自己的主人，反倒切实地成为了自己欲望的奴隶。同时也说明，自以为崇尚“随性情而为”(2)、能够依据契约原则自由支配他人的卢里，在黑人新政权下已经失去了为所欲为的地位。 如果说与索拉娅以及护花公司提供的另一个“稚嫩”而“粗俗”的“索拉娅”(8)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合法的契约买卖关系，与系秘书道恩的性关系仅是一种排遣无聊的随兴行为的话，那么，与梅拉妮·艾萨克斯的关系就无法用契约或理性来解释，只能采用巴塔耶“人性与兽性”博弈的“欲望身体观”(赵一凡808)和尼采的“权力意志”(Nietzsche 333)来阐释。 梅拉妮与卢里之间是师生关系，这种关系同时表现为一种伦理关系，因为教师与学生构成一个特殊的道德共同体，各自承担一定的伦理责任，履行一定的伦理义务。然而，身为大学教授的卢里，却煞费苦心地引诱梅拉妮与其发生了性关系，这就违背了师生伦理关系原则和性爱关系准则，即相爱和自愿的原则。如果说第一次在卢里家地板上的性爱是梅拉妮被教授诱惑而被动接受的行为的话，那么，第二次在梅拉妮的寓所里的性爱却直接背离了性伦理道德原则——灵肉融合的性爱原则、自由自律的私事原则、理解尊重基础上的无伤原则。显而易见，梅拉妮对其强迫性性行为十分反感，在这种情况下的性生活给她带来的只有精神、感情和心理上的伤害。梅拉妮虽没有决意反抗，但已经以明确的话语表现出自己的不愿意，这为小说后部露西被强奸的情节埋下了比对的伏笔。 为此，库切用了一整段话对卢里的行为进行了评述：“这不是强奸，不完全是，但不管怎么说，违背了对方意愿，完全违背了对方的意志。……在整个过程中[她]内心彻底地死了，就像一只脖子被狐狸的利牙咬住了的兔子。”(25)这时，如果用“性享受”与“性消费”是“人的权利”等等“性哲学”来解释卢里的行为，那就可能只强调了处于优势的大学教授地位的白人卢里的“权利”，而忽略了处于劣势、弱者地位的有色人种女学生作为“人的权利”。卢里在这里表现的应该是尼采所说的“权力意志”，即“贪得无厌地要求显现权力，或者作为创造性的本能来运用、行使权力”(Nietzsche 333)。这种白人教授对学生权力的行使，显示的是人类性的自然属性，与社会的性伦理道德不相符合。 神经科学专家特拉伯教授曾经说过，“白人与生俱来的种族主义观念将自己归类于‘文明人’以示区别于野蛮他者，通过法律保护白人的利益与特权来维护话语权。”(Traber 23)白人教授卢里在此个案中最不明智的是，他没有意识到，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新南非人已经觉醒，护佑白人利益与特权、维护白人霸权话语的那些不合理的法律已经废止，昔日的“野蛮他者”已经成为与白人平等的公民。库切仿佛不经意地描述了人们对此事的反应：校园女性反抗暴力组织自发地展开了对禽兽教授的声讨以及对受害者的声援活动，媒体对“性骚扰案”的报道显然没有姑息这位白人教授。在校方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他违背师德、运用教授的权力私自给未参加考试的梅拉妮70分的丑闻被揭出，随之他不愿直视却无法掩盖的性丑闻被挑明，卢里那份白人原有的矜持已经无法避免他声名狼藉，正如卢里的前妻罗萨琳所预见的，“没有人同情你，没有人可怜你，这年头，这时代，你就别指望了。人人的手指都会朝你戳着点着，干吗不呢?”(44)虽然卢里认错道歉却坚持不悔过，他没有意识到本能的性欲满足与为人道德以及“性伦理”已经严重相抵牾，但是，库切终究让读者清楚地看到，卢里的悲剧无可挽回，他无法逃脱的自我放逐、自我他者化的命运。 虽然“批评界将注意力转向戴维·卢里的道德地位，有些评论对他孤独反抗社会和大学的责难表示同情”(Kissack 51)。但是，库切在小说中并没有表现出对当事者的同情，他对白人卢里的“耻辱”的深度揭示，明显带有批判性眼光。他对自以为是的白人桩桩件件令人不齿的行为所做的冷峻描述，使读者认识到，卢里的行为显然带有白人失去主导话语权后滞后反应的时代印迹。 (二)历史重负与个体责任 如果说库切利用卢里在开普敦的经历对性伦理和人性道德进行了反思的话，那么，在小说《耻》的农场情节中，库切则利用卢里的女儿露西被抢劫轮奸的事件，反思了后种族隔离时代从主导话语地位跌落到边缘他者地位的白人应该为历史的记忆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承担何种责任的问题。 卢里失去大学教职后来到女儿露西的农场后亲眼目睹和亲身经历的事件，为库切的反思提供了充分的原始资料。如上文所述，白人同性恋者露西遭到了三个黑人青年的抢劫和轮奸。这个事件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南非具有共性特征。300多年的白人种族压迫史、近半个世纪的野蛮种族隔离史、长期形成的黑人抵抗文化传统，使黑白种族之间的矛盾尖锐而无法调解。库切在小说中描述的许多问题正是南非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随着1991年2至6月南非议会宣布撤销《土著土地法》、《特定住区法》、《人口登记法》等80多项种族主义法律以来，保留地制度即黑人家园制度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这颗种族主义历史毒瘤残留的余毒并未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消失而消失，它仍然在今天的新南非肆虐不已。就土地改革而论，黑人新政府的土改政策造成土地所有权变更，这项举措显然令黑人欢欣鼓舞，但是，由于平衡各方利益的复杂性，政府主导的改革进程无法使所有黑人满意，黑人因此抱怨政府改革缓慢，致使下层贫苦黑人无法迅速分到土地和财产。而且，黑人的诉求明显带有肤色革命胜利者清算白人历史旧账的姿势，因而南非发生过无数起黑人不满土地改革而抢劫杀害白人农场主的案例。 露西被轮奸的情节以及之后她对父亲表述的困惑，实际上是库切针对新南非黑人政权领导下进行国家重建时如何对待沉重的历史负担问题提出的思考。他利用卢里的答话清楚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的行为有历史原因，……一段充满错误的历史。……这事看起来是私怨，可实际上并不是。那都是先辈传下来的。”(156)确实，南非黑人在近代史上经受了无尽的被殖民、被压迫、被剥削的磨难，欧洲白人对南非黑人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恶。种族隔离制的全面实行，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的。镌刻在黑人种族记忆深处的痛苦无法在短时间内消除，黑人种族对白人的仇恨以及希冀报复的心理无法缓释，黑人新政权通过的“黑人经济振兴法案”虽损害了白人的既得利益、保护了黑人利益，但并未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除了激起有技术、高学历的白人移民他国的浪潮外，没有让黑人感受到切实的利益，因此，昔日掌控话语权如今沦落为边缘他者的白人，成了黑人泄愤的对象，他们占有巨大财富成为黑人愤愤不平的原因之一，后者认为这原本属于南非人民，应该被无情地剥夺，归还南非黑人。客观地说，黑人新政府并没有出台相应的政策来处理白人的财产，倒是黑人自发地按照自己的意愿在进行着对白人的剥夺，于是，新南非针对白人的犯罪率居高不下，造成不分黑白的公民都缺乏人身安全感的后果。为了国家长治久安，南非黑人政权决定实施种族和解政策。1995年，黑人大主教图图建立起“南非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试图消弭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矛盾。然而，社会变革时期出现的磨难与阵痛无可避免，新旧社会观念在融合过程中发生剧烈碰撞在所难免。 库切安排的露西对抢劫强奸事件的反应，实际上寄托了作者对南非种族之间和解的希望。“宽恕与和解话语在过去10年中作为与殖民主义遗产不断斗争的国家的种族之间谈判最有力的话语。”(McGonegal 1)面对黑人对白人的强烈仇恨，面对黑人在反种族隔离制度胜利后的种种报复白人的行动，是针锋相对地进行“正义”的讨伐、坚决的惩罚，还是隐忍宽恕，这对于南非能够实现民族复原、种族间的和解的伟大事业，能否成功地卸载历史留下的沉重负担，轻装上阵地建设人际关系和谐的新南非，对人类是否能够正常地过上民主自由的生活，至关重要。正如法国哲学家利科所说，“宽恕是记忆的一种康复药，是其服丧期的结束。记忆从负重状态下解脱，便获得开始大事业的自由。宽恕赋予记忆以未来。”(Ricoeur 144)在种族隔离制度消失之后，如何赦免罪恶的问题，如何赔偿白人犯下的无法形容的恐怖事件造成的伤害问题，如何为白人所犯下的暴行寻求补偿办法并得到黑人的宽恕，是萦绕在小说《耻》中的挥之不去的主题。尽管库切在《耻》中没有凸显小说与历史真实性之间的关系，但是，小说对可能发生的宽恕、重生和赔偿等问题所做出的思考应该是非常有益的。 小说人物卢里对露西隐忍的态度和不追究黑人责任的行为所表现出的不理解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大多数白人在新南非所遭遇的困惑：祖辈荷裔布尔殖民者对南非的殖民侵略、前辈白人对黑人的种族压迫与剥削等犯下的种种罪行，是否要由当代新南非白人承担?黑人在过去黑暗制度之下遭受过的痛苦和磨难是否应该让当下的白人再重新经历一番?库切在小说中并没有提供答案，但是，“慈善”与“宽恕”是库切在讨论南非种族关系时一直强调的两个关键词。他在接受德里克·阿特里吉教授的采访时曾经说过，“使我免于做纯粹愚蠢的蠢事的办法，我希望，是一种慈善的方法，我猜，那是一种宽恕得以在这个世界上寓言化的方法。”(Coetzee 1992：246) 如果我们将卢里在小说前半部对梅拉妮的性行为与后半部的黑人对露西的性行为的后期处理做一比较的话，就可能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库切笔下的卢里在丑闻暴露后虽不悔过，但认罪伏法，接受惩罚，后来竟只身来到艾萨克斯家，乞求被害者家人的宽恕。虽然被害者并不在场，虽然他在乞求中较多地涉及自己为此付出的耻辱代价，没有考虑到梅拉妮为此受到的鄙视和耻辱，艾萨克斯一家实际上最终还是以博大的胸怀宽恕了卢里；而白人女同性恋者露西受辱后迅速清除掉犯罪现场的痕迹，拒绝承认被性侵的事实，在巨大的痛苦中没有思索着如何去进行符合“公理”与“正义”的报复性行为，却一直在反思为什么黑人对白人如此仇恨的问题，反思在殖民地时代、种族隔离时代白人对黑人加害者曾经有过的伤害，并且在痛定思痛之后做出了令人惊诧的决定。德里达认为，“宽恕的权利最终只是受害者的，绝对是受害者的。”(qtd.in McGonegal 135)虽然库切并没有安排卢里与佩特鲁斯之间宽恕与和解的可能性，但是，露西的决定客观上起到了黑白和解的效果。在黑人掌控了南非政治话语权的当下，失去话语权的白人不能总是沉溺在过去优势地位的辉煌中无法自拔，不能紧紧抓住白人种族控权时的意识形态不放，应该接受白人已经被边缘化这个事实，接受自己已经成为他者的现实，以宽恕和解之心对待过去自以为劣等的黑人，以平等的姿态对待别人，只有这样，种族和解的实现才有可能。 (三)关爱动物与种族和解 后种族隔离时代黑白两个种族的关系问题，是库切关注的重大问题。作者借用主人公卢里从怀着白人优越感的大学教授到遭受抢劫后脱胎换骨的变化(为自己先前所不齿的乡下人佩特鲁当下手，开始同情弱势动物等)说明，曾几何时，殖民者便失去了过去的蛮横与自大，比如：说英语带着明显德国口音的白人老头爱丁杰得随身佩枪，住所防护设施周密，但依然无法确保性命无虞；卢里的女儿露茜遭到黑人轮奸后忍辱沦为原帮工佩特鲁斯的情妇；欧洲殖民者的强势话语载体——西方文明语言竟然“像头陷在泥潭里垂死的恐龙，变得僵硬起来”(117)，倒是索托语、科萨语等当地语言活力四射，恰如其分地表达着当时当地人民的真情实感。库切通过这一系列的倒置安排，使原先白人眼中的他者在自己的土地上恢复了应有的话语地位，而原先的白人话语权拥有者在当时当地的他者化状况衬托出后殖民、后种族隔离时期的乾坤颠覆。 在此语境之下，在黑白对立状况没有得到根本好转的时刻，库切强调人与人之间应该讲求宽恕，希望种族与种族之间达成和解，但是，他并没有采用直白说教的方式进行，尽管他也通过露西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时代改变了，南非已不再是白人主导话语时代的南非。他要求宽恕和解的方式是“寓言化的方式”。这种方式表现在文本中，除了通过露西决定与佩特鲁斯结合这种寓意深刻的情节之外，主要通过大学教授卢里对动物的态度改变来显现。 库切安排卢里第一次来到“动物福利会”诊所时，显然没有让他对动物表示出任何兴趣。贝芙·肖觉问他是否喜欢动物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然而，在小说中，库切安排了不少与动物相关的场景，如露西被轮奸时七条狗被黑人青年残忍地枪杀等，但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属库切的两处描述：一处是卢里与两只待宰杀的黑面波斯羊的关系变化，一处是焚烧死去的动物前卢里的见闻与决定。两处都以貌似随意的笔触，展示了人与动物的关系，前者是人对待将死的动物的态度，而后者是对死后的动物的态度。无论对待哪一种状态的动物，人类都没有显示出人道的精神，没有把动物当做自然界生物的一种，而是下意识地认为，动物是低级、低劣的，无需得到人类的尊重。所以，就出现了前者待宰前被拴住空旷的泥地上，没有水，没有草，还要经受阳光的曝晒；出现后者死后尸体僵硬时，“工人就在装尸体前先用铁锨背把尸体狠劲拍一遍，把僵直的四肢敲折了再送进去。”(144—145)应该说，如果按照刚到乡村的卢里的逻辑，对于这种司空见惯之事，人们下意识中不会产生任何反应的。然而，经历种种事件后的卢里，开始同情动物、尊重生命尊严。虽说给羊松绑并将之撵到草地水池边仅举手之劳，亲手去焚烧动物尸体虽有点费事却也并非不可为，但是，库切如此安排应该别有用心。卢里的内心意识外化泄露了天机：“要为现实中的世界，或是为理想中的世界尽力，肯定还有许多其他更有成效的事情可做。”但是，“那就是为他自己。为他自己理想中的世界，这世界里的人们不用铁锨把尸体打平了处理。”(146)他对待动物态度的转变，实质上也表现了库切对大自然一切生命的看法。 库切刻意将传统意识中高等动物“人”与自然界的低级动物羊、狗并置，讨论他们之间的关系。正如他在《伊丽莎白·科斯特洛：八堂课》中利用女主人之口所说，“尊重所有人的世界观、母牛的世界观、松鼠的世界观，所有生物的世界观。”(Coetzee 2003：91—92)大自然里，物种并无高低、贵贱之分，都有和谐共存共生的权利。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新南非，人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人生问题、个人身份问题。过去的白人比黑人优越的意识，已属历史的记忆，不应永远萦绕于怀，而应像露西一样，断然与其告别，开始新生；应该像卢里尊重动物生命与尊严一样，对待新南非的一切。库切的寓言化手法，以高超的隐喻，表达了作者心中人人平等自由的渴望，渴望白人与黑人不要被沉重的历史包袱所累，实现种族之间的和解。库切通过科斯特洛说出，“在历史上，对人类地位的信奉导致这样的结局，即杀戮或奴役一个神圣的族类、一个由神创造的族类，导致我们自己遭到诅咒。”(Coetzee 2003：103)这种悲剧不应重演，因为，正是人类将主观意志强加给人、将生物分成高低不同的做法，使希特勒的暴行得以实现，使犹太人受到集中营的虐待，“正是芝加哥的牲口围场使纳粹学会了处理人体的方法。”(Coetzee 2003：103)人类社会“理性地”把动物归为异类、把战俘归为异类，为所欲为的虚伪历史应该到了终结之时。 结论 库切在小说《耻》中，通过后种族隔离时代黑人掌控话语权后新南非乾坤倒置、白人在话语权缺失后的新历史语境下历经的种种遭遇，采用寓言化手法展示了新南非黑白之间的真实关系，对以犯下“道德之耻”的白人教授卢里和为祖辈殖民侵略、荼毒黑人的可耻历史被动偿还旧账的露西为代表的白人在往昔优势地位被颠覆后成为落差很大的他者心态进行生动的描写，通过处于不同感受层面的白人代表卢里与露西的矛盾冲突，揭露了层层悖论下理性社会的荒谬与虚伪，拷问了历史记忆与个人责任问题、新南非的理性原则和道德原则问题。库切怀着对南非大地的热爱，对南非后种族隔离时代黑白种族应该和谐相处的信念，以隐喻的方式向通过人物的活动与话语，对南非社会黑人与白人提出了宽恕和解、共存共生的希望。他并不希望黑人在掌控了权力话语后对被边缘他者化的白人进行无情的打击报复，不希望以牙还牙、以血还血的血腥场面一再出现；也不希望被颠覆了话语权的白人念念不忘享受优越条件的时光，不希望他们坚持多年来形成的固有意识形态，而是希望他们认清当下的语境、当下的南非。库切利用白人对动物观念转变这一寓言性很强的情节，传达了物种平等、自然需要和谐的思想。 注释： ①以下文中未标明出处的引文均出自《耻》(Coetzee,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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