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千万别让我走》是主人公凯西对个体、集体创伤历史的书写和记忆。她不仅书写了作为目击者和亲历者所经历的种种个体创伤及作为边缘群体一员所遭受的隐伏创伤，也通过写作对群体伤痛和灾难进行了宣称和文化建构，使之成为克隆群体的文化创伤。从创伤的角度可以发现凯西写作的巨大意义：写作不仅对个体创伤进行了宣泄，从而减轻了个体伤痛，也建构了集体的文化创伤，从而担当起个体对集体灾难的责任。 关 键 词：石黑一雄/千万别让我走/个体创伤/隐伏创伤/文化创伤 作者简介：李丹玲(1980- )，女，湖北十堰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英国文学。 引言 《千万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是“英国文学移民三杰”之一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2005年的作品。小说以第一人称通过与故事叙述者克隆人凯西一起回忆往事的形式向我们讲述了一群被当作人类器官备份的克隆人的故事。凯西和友人鲁思、汤米等在与世隔绝的黑尔什姆度过童年，到村舍接受两年的“职业培训”，担当一段时间器官捐献者的照顾者，最终走上器官捐献的不归路，直至因心力交瘁而死亡。 从发表至今，该小说在西方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德博拉·布里茨曼(Deborah Britzman)将小说视作“心理发展的寓言”(2006：307)，包括对童年期的纯真、青年期的试验、成年期的知识和成熟的书写。丹尼尔·沃豪斯(Daniel Vorhaus)认为小说是一部爱情故事，主要讲述了主人公凯西和汤米迂回曲折的爱情故事。(2007：99-100)基思·麦克唐纳(Keith McDonald)将小说视作推测回忆录(speculative memoir)，分析了其对自传体回忆录技巧的借鉴以及由此达到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2007：74-83)亨丽埃特·鲁斯(Henriette Roos)则聚焦于小说中的器官移植现象，认为其反映了当今多元文化和移民社会中“他们”与“我们”的矛盾冲突。(2008：40-53)另外，西方学者也探讨了石黑一雄对反乌托邦小说、成长小说和科幻小说等体裁的挪用。可以说，西方的批评不仅角度新颖多样，而且达到了相当的深度。然而，小说中的创伤叙事却被忽略。笔者将小说解读为主人公凯西对个体和克隆群体在那个反乌托邦社会里所遭受创痛经历的书写和记忆。本文主要聚焦于小说中的创伤书写，并探讨其意义。 一、个体创伤：目击者与亲历者 “创伤”(Trauma)源自希腊语τρνμα，原指身体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伤口。弗洛伊德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创伤，将其定义为重大事件、尤其是暴力事件对人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冲击。从此，创伤具有了心理之维，引申指精神上看不见摸不着的伤口。1980年美国精神病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正式将创伤后压力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收入其颁发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中，该协会对创伤的最新定义如下： 典型症状会伴随着暴露于一种极具创伤性的紧张性刺激下产生。该刺激包括个人对一涉及事实和威胁性的死亡、严重受伤或其他对个人肉体完整的威胁之事件的直接经历；或者因亲眼目击死亡、受伤或对他人肉体完整有威胁的某一事件而产生；或者因得知某一家庭成员或其他亲密关系的意外和暴力死亡、严重受伤害、死亡威胁、受伤而产生。(2000：463) 由此可见，有几种体验创伤的方式：作为创伤经历的直接受害者或作为创伤经历目击者的间接受害者。在小说《千万别让我走》中，凯西不仅由于目睹暴力、死亡事件而成为创伤的间接受害者，而且由于遭受了重大损失而成为创伤的直接受害者。 首先，在书写往事时，凯西已经做了近12年的照顾者，奔波于各医疗机构之间，亲眼目击了无数克隆人身体器官被暴力切割的过程和他们惨死手术台的情景。她说：“作为一个照顾者，我有机会看到许多。非常多。”(Ishiguro，2005：226)①这使她成为创伤的间接受害者。凯西甚至目睹了好友鲁思临死前的痛苦挣扎： 好像她强使自己的眼睛看到她的内部，以使她能够更好地巡逻和统率体内各部分的疼痛——那种方法也许就像一个焦虑的照顾者可能会在一个国家不同区域的三四个捐赠者之间奔忙……另外一阵剧痛使她扭曲着远离我。……她扭曲自己身体的方法看起来令人恐惧地不正常，我正要叫护士拿更多的止痛片，……这是有时候捐赠者在他们魔鬼般的战斗中达到神智清醒的小岛屿之一的时刻。②(236)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处直接涉及克隆人惨死手术台的细节，寥寥数笔就向我们暗示了器官捐赠的暴力属性以及死者所遭受的巨大痛苦，而它们对于目击者凯西来说则意味着严重的心理创伤。 此外，凯西由于经历了亲密伙伴的暴力死亡而成为创伤的直接受害者。她首先失去了童年好友鲁思。鲁思是凯西在黑尔什姆一起长大的友人，作为患难与共的友人，她们有许多共同经历和记忆。鲁思在凯西生命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她惨死手术台这一事件对凯西来说构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痛。 凯西遭受的另外一个重大创伤则来自一生至爱的汤米的死亡。两人志趣相投，相互吸引，当他们还是孩童时就互相帮助和扶持。两人的共同点是：都对发生在黑尔什姆的事情抱着弄清真相的好奇心。他们如小侦探一样，关注监护人的一言一行，希望从他们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弄清楚与他们命运攸关的真相。后来，在两人共同努力下，他们弄清了与器官捐赠相关的实情。可以说，两人不仅是朋友、恋人，还是战友。再者，凯西和汤米虽然相互爱恋多年，但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在一起。当这对苦命恋人最终走到一起时，汤米已经进行了3次器官捐赠，第四次捐赠即将来临，他的生命正在走向“圆满”。两人注定没有结局的罗曼史和汤米的死亡对凯西的打击是沉重的。汤米临死前曾以急湍的河流来比喻两人之间的悲剧爱情，在笔者看来这也可以代表凯西的感受。汤米说：“我一直在想着在某处的一条河，河水流得非常快。这两人在河水里，试图相互抓紧对方，尽他们最大努力相互抓紧，但最后水流太急了，他们不得不让对方走，相互分开。这就是我现在如何想着我俩。这是个耻辱，凯西，因为我们一直都爱着对方。但最后，我们不能永远待在一起。”(282) 总之，亲眼目睹的暴力和亲密伙伴的死亡给凯西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当失去鲁思和汤米时，凯西仅仅说：“我失去了鲁思，然后我失去了汤米，但我不会失去对他们的记忆”。(286)客观、简短的话语背后掩藏的则是任何语言都无以言表的伤痛。可以说，在巨大的创痛面前，凯西表现出解离(dissociation)的状态——感情上的麻木不仁和语言上的苍白无力——从而将自我与恐怖、痛苦的现实相分离。随着周围越来越多熟人的死亡，凯西几乎失去了一切。她孤零零地漂泊在那个冷酷无情的世界上，即将走上器官捐赠的道路，孤独地面对死亡。除了记忆和即将“圆满”的生命，凯西还有什么？正如塞巴斯蒂安·格勒斯(Sebastian Groes)所说：“凯西H.全神贯注的事情就是把生命花费在路上——一种让她的大脑远离创伤经验的疗伤性打发时间的工作形式。”(2011：220) 二、隐伏创伤：边缘人的悲哀 西方学者一般用“非比寻常”“无法预测”“压倒一切”“极度令人震惊”等术语描述创伤，但也有学者指出，这种创伤定义需要修改和拓展。美国女性主义治疗专家玛丽亚·鲁特(Maria Root)提出了与主流创伤理论不同，主要与被压迫群体成员所遭受的负面经历相关的“隐伏创伤”(insidious trauma)这一概念。(1992：247)另外一位女性主义心理医师劳拉·布朗(Laura Brown)也强调，我们应该从对创伤中有关于突发、未被预料、超出正常人类经验之外的灾难事故的理解中转向隐伏创伤，亦即“在一定情况下并非必然明显地具有暴力性或者对身体健康状况有威胁，但是的确对心灵和精神有暴力的压迫性创伤效果”。(1995：101)弗朗茨·范农(Frantz Fanon)在《黑皮肤，白面具》(Black Skin，White Masks，1952)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压迫和歧视可以造成隐伏创伤的典型例子。他描述了自己由于被一个白人小男孩客体化为一个魔鬼般的黑色形体而感受到的肉体图式的崩溃：强加的凝视将他降格为非存在。(Fanon，1967：111-112) 鲁特认为隐伏创伤通常指向被边缘化的群体，与“被贬低个体的社会地位相关，因为他的身份固有的一个特征与当权者所珍视的不同”。(Root，1992:240)在小说中，凯西及克隆同胞仅仅由于出生方式不同而被排除在人类种群之外。作为人类社会的边缘人，他们遭受了人类歧视带来的隐伏创伤。 凯西回忆了与“正常”人类社会成员之一——夫人的一次遭遇带来的对自我身份的认知顿悟和被他者化的过程。在黑尔什姆，为了验证鲁思关于“夫人害怕他们”的观点，凯西和友人突然出现在到访的夫人身边，并观察她的反应：“她仅仅僵住了，等着我们走过去……我到现在依然可以看见，她似乎正在压抑地颤抖和真正地恐惧——我们中的一个会无缘无故地碰到她”。(35)凯西意识到：夫人的确害怕他们，仿佛一个人对蜘蛛的害怕。多年后，凯西依然记得这次遭遇，称之为“寒冷的时刻”。 我们可以借用拉康的镜像理论来解读凯西在夫人的凝视和反应下将自我与劣等的他者相认同的过程。在《论镜像阶段》中，拉康认为镜像阶段是婴儿生活中的关键和重要转折期，也是婴儿自我认同的初步形成期。婴儿在6到18个月的时候，尚没有走路和自行站立的能力，不能将镜像中的自我与母亲及其他人区分开来。后来，随着他逐渐长大，终于能够辨认出自我镜像，并将自我与他者相区分，形成初步自我。拉康认为，所谓的镜像并非仅限于真正的镜子，也包括周围他人的眼光与对自我的反应。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的认同感是经过了不同的镜像反射，包括与周围他人的互动。 在小说中，夫人的眼光与反应给凯西提供了确定自我身份的镜像。她从夫人害怕、反感、厌恶的镜像中看到了一个让主流社会成员恐惧的自我形象：丑陋、劣等、让人恐惧的他者。后来，在与艾米莉小姐和夫人会面时，凯西的劣等他者身份被强化。艾米莉小姐对凯西坦承：“我们都害怕你们。在黑尔什姆的每一天，我自己几乎每天都需要与我对你们的害怕作斗争。有时候，当我从书房窗口看着你们所有人，我会感觉强烈地厌恶……”(269) 凯西遭受的隐伏创伤也包括被降格为没有心灵的肉体存在。在黑尔什姆，监护人鼓励学生们进行诗歌、绘画、雕刻等艺术创作，夫人定期收集他们的杰作，但是后来凯西却发现：夫人收集作品的目的仅仅是向人类证明克隆人是有灵魂的。当凯西了解到这一残酷现实时问艾米莉小姐：“为什么你需要证实诸如此类的事情，艾米莉小姐？有人认为我们没有灵魂吗？”(260)凯西几乎零度状态的写作没有泄露任何精神创伤的痕迹，然而歧视给她造成的震惊和伤痛却被艾米莉小姐所感知：“凯西，看到你如此震惊，真让人心碎。”(260)她告诉凯西，在黑尔什姆开办之前，克隆人仅仅被当作劣等的身体性存在：“仅仅是满足医学所需。在战后早期，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就是你们。试管中的阴影物”。(261)从这里可以看到笛卡尔心身二元论思想的深远影响。在笛卡尔看来，只有人才有灵魂，只有在人这一物种身上才能体现出灵魂与肉体的结合。由于被认为是没有灵魂的肉体性存在，也就等于被再次从人类种群中排除，这对于“有教养、有文化”(261)的凯西及同伴同样构成隐伏创伤。 总之，这些歧视给凯西及友人造成了隐伏创伤，它的危害是严重的：它逐渐对自我核心和完整性进行攻击，导致受害者对自我意识的巨大改变以及自尊心的降低。在隐伏创伤的迫害下，凯西和同伴将自我与劣等的他者相认同：凯西试图从色情画报中的妓女中寻找她的模型；鲁思则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模型都来自社会渣滓。瘾君子、妓女、醉鬼、流浪汉。也许还有囚犯，只要他们不是精神变态者。”(166) 当凯西及同伴在隐伏创伤的压迫下与劣等他者相认同，剥夺他者享有的人权的法律就可以被制定和执行。当他者在法律和普通大众心目中不再是人类，他就遭到非人类的相应待遇，对他的剥削和屠杀也就变得合情合理。而他者由于对自我劣等身份的认同也就失去了反抗的理由和能力，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克隆人为何毫无反抗地走向死亡。可见，隐伏创伤这种非暴力性的暴力和象征性的暴力所具有的严重杀伤力。 三、文化创伤：克隆群体伤痛体验的宣称 《千万别让我走》可以看作凯西的个人回忆录，但是在书写个体创伤历史的同时，她也将克隆同胞的集体历史编织进去，书写了他们被剥削和暴力宰割的历史。她的回忆录也就成为记载文化创伤的集体记忆。 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Jeffrey Alexander)将文化创伤(cultural trauma)界定为：“当一个群体的成员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他们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2004：1)在他看来，文化创伤是强烈的、持久的、难以磨灭的，是对个体和群体的未来产生重大影响的痛苦体验和经历。文化创伤的重要性在于它所具有的群体维度，是一种群体性的受伤体验，涉及到群体的认同。 显然，小说中的伤痛经历不仅属于凯西个人，也属于整个克隆群体——他们整体被剥削和宰割。克隆人渴求生命，希望延迟器官捐赠时间；他们对未来满怀憧憬，希望像正常人那样实现职业理想。然而，被给定的命运、被缩短的生命、被拒绝的未来和梦想、被宰割的赤裸现实，这一切让他们既痛苦又无力反抗，只能自我贬低和默默承受命运。小说对群体受伤体验的书写是显而易见的。 在亚历山大看来，文化创伤不会自然而然形成，其独特性在于自觉的文化建构过程，亦即它是对特定经验的特定书写和再现，具有自觉性和反思性。个体、群体的伤痛只有经过自觉反思和文化意义的建构才能上升为文化创伤。那么小说中克隆群体是否自觉意识到他们的伤痛，并对它进行反思和再现，最终将它建构为集体的文化创伤呢？答案是肯定的。 文化创伤虽然常常指涉群体的伤痛，但其承受者一般是群体中的个体。笔者认为，汤米这一人物形象代表了克隆群体对伤痛和自身悲剧命运由潜意识、不自觉感知到有意识认知和反思的逐渐转变。还是孩童时，汤米就经常发脾气，周围的学生和监护人都对此迷惑不解。但多年后，当汤米与凯西弄清器官捐赠的真相后，他的火爆脾气再度发作：他如疯子般在黑夜里“狂怒、大叫，挥着拳头，踢着双脚，”他的脸由于“狂怒而被扭曲”。(274)凯西对汤米说：“在黑尔什姆，你常常那样地发脾气，我们都不理解。我们都不理解你怎能那样地生气。我刚刚有了一个观点，其实仅仅是一个想法。我在想，你常常那样生气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你总是知道。”(275，斜体为原文所有)凯西认为，孩童时的汤米在潜意识中感知到克隆群体被剥削和宰割的实情。笔者认为汤米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角色，他童年期的脾气发作是受压迫者的伤痛症状和对伤痛的潜意识感知。如果说童年时期的汤米仅凭直觉感知到灾难，那么他成年时的盛怒和痛苦嘶喊则是对灾难的自觉意识，对个体及整个克隆群体所遭受灾难的宣称、文化哀号和对非正义的控诉。 另外，汤米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群体灾难的原因进行了反思。以艾米莉小姐为代表的监护人一方面告诉学生们关于器官捐赠的事实，另一方面又向他们隐瞒实情。按照艾米莉小姐的说法，他们的目的是保护学生，让他们有幸福的童年。而监护人露西小姐则不赞同其他监护人的做法，意识到学生们的“知与不知”可能会对他们产生致命性的打击： 正如我所见，问题是，你们被告知，又不被告知。你们已经被告知，但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并且我敢说，有些人很高兴让问题就这样。但我不这样。如果你们想要有体面的生活，那么你们需要知道，并且恰当地知道。……你们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带到这个世界，并且你们的未来，所有人的未来，都已经被确定了。……如果你们要有体面的生活，你们需要知道你们是谁，并且在你们每一个人前面的是什么。(81) 露西小姐相信，监护人拒绝清楚明白地告诉学生实情，是对他们的极度不正义。的确，学生们在“知与不知”之间徘徊的未定状态阻碍了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对残酷的现实既无所适从，也无法理解，从而造成巨大的心理创伤。克隆群体的创痛体验正如美国当代创伤研究专家卡西·卡鲁斯(Cathy Caruth)所说，创伤存在于“知与不知之间复杂的关系之间”。(1996:3)汤米在弄清真相、经过思索后对凯西说：“我认为露西小姐是对的，而非艾米莉小姐。”(273)可见，汤米不仅代表了克隆群体对伤痛和悲剧命运由潜意识到有意识、由不自觉到自觉认知的逐渐转变，也是集体创痛的能动反思者，标志着文化创伤的逐渐形成。 而凯西则担当了文化创伤言说者的角色。亚历山大认为，文化创伤的建构需要言说者，即具有反思能力的能动主体或者创伤承载群体(carrier group)，这是至关重要的环节。这个主体能够通过讲述故事的方式把特定事件建构、再现、宣称为创伤并使之传播。创伤的文化建构就是始于这样一种宣称：“这是对某种根本损伤的宣称，对某种神圣价值令人恐惧的亵渎的呼喊，是对令人恐惧的破坏性社会过程的叙事以及在情感、制度和象征上加以补偿和重建的要求。”(Alexander，2004：11)在小说中，随着凯西记忆之闸的逐渐打开，真相慢慢浮出水面，器官捐赠这一令人恐惧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所涉及的权力运作逐渐被揭露：克隆人随着科学的重大突破和治疗疾病新方法的出现而诞生；他们在政府监控的各种器官农场长大，直至身体器官成熟而被切割致死。在凯西的回忆录中，她不仅将克隆群体再现为自私自利的人类的受害者，也将器官捐赠再现为对群体的根本损伤，从而完成了对文化创伤的初步建构和宣称。而当她的回忆录被众多读者阅读时，也就完成了对集体文化创伤的传播。 另外，亚历山大认为，在文化创伤的建构过程中，言说公众——言说面对的公众对象——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之一。创伤言说者的目标是“令人信服地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受众-公众身上”(Alexander，2004：12)，使他们相信由于某个独特事件而遭受的创伤。小说中重复出现的第二人称代词“你”表明凯西有一个言说公众。例如，在小说开篇，凯西介绍自己做了近12年的照顾者，并自认为干得不错时说：“不管怎样，我没有太自我吹嘘。我知道有些正在工作的照顾者，他们和我一样棒，却没有得到一半的荣誉。如果你是他们中的一个，我可以理解你会变得多么愤恨不平——我的卧室兼起居室，我的车。最重要的是，我设法做到挑拣和选择照顾谁的方式”。(3-4)在小说第二章开头，凯西说：“我不知道你在的地方如何，但是在黑尔什姆，我们需要几乎每周都进行某种形式的体检。”(13)可见，凯西的言说公众应该是她的克隆同胞：她希望将真相告诉更多的同胞，将创伤宣称投射到他们身上，使他们相信器官捐赠的暴力本质以及它对个体、群体的创伤。也许她甚至希望通过写作来改变克隆同胞的未来命运。同时，人称代词“你”的使用也可以拉近凯西与现实读者的距离，如麦克唐纳所说：“吸引读者进入到事件的叙述中，也请求我们见证那个反乌托邦世界及其受害者遭受的虐待”(McDonald，2007：80)，从而扩大创伤言说公众。凯西通过写作将创伤宣称投射到克隆同胞和现实读者身上，最终建构了克隆群体的文化创伤。她也通过写作表明：这个集体灾难并不是和自己无关的他人创伤，个体需要承担对集体灾难进行反思和言说的责任。 四、结语 综上所述，《千万别让我走》是主人公凯西对个体、集体创伤历史的书写。她不仅书写了个体作为目击者和亲历者所遭受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创伤及作为边缘群体一员所遭受的隐伏创伤，也通过写作建构了集体的文化创伤。将小说解读为创伤叙事，我们会发现凯西写作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写作对个体创伤进行宣泄，可以减轻个体伤痛和抚慰受伤心灵，正如詹姆士·道斯(James Dawes)所总结的：“将身体的、心理的损害带入语言中是将它从身体或心灵释放到世界中，使之在此被修复，或者至少被远离。将伤痛转化为语言就是对它施加控制，解除伤痛起初对我们自由的盗窃”。(2009：408)另一方面，通过写作发声，打破了克隆群体的集体沉默，对边缘群体被剥削和暴力宰割的历史进行了宣称和见证，从而建构了集体的文化创伤，并担当起个体对集体灾难的责任。 注释： ①本文所有关于Never Let Me Go的引文均出自文献[9]，为笔者自译，下文不再一一标注，仅标出页码。 ②小说引文中的黑体为笔者所加，下同。 参考文献： [1]Alexander, Jeffrey. Towards a theory of cultural trauma[C] // Jeffrey Alexander. 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1-30. [2]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R]. 4[th] Rev. Ed. Washington: APA, 2000. [3]Britzman, Deborah. On being a slow reader: Psychological problems in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Charging English, 2006, 13(3): 307-318. [4]Brown, Laura. Not outside the Range: One feminist perspective on psychic trauma[C] // Cathy Caruth. 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100-112. [5]Caruth, Cathy. The Unclaimed Experience: Trauma, Narrative, and History[M]. Baltimore: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6]Dawes, James. Human rights in literary studies[J]. Human Rights Quarterly, 2009, 31(2): 394-409. [7]Fanon, Frantz. Black Skin, White Masks[M]. Charles Lam Markmann. Tran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7. [8]Groes, Sebastian. "Something of a lost corner": Kazuo Ishiguro's landscapes of memory and east anglia in Never Let Me Go[C]// Sebastian Groes. Kazuo Ishiguro: Net Critical Visions of Novels. Houndmius/Basingstoke/Hampshiv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211-224. [9]Ishiguro, Kazuo. Never Let Me Go[M]. New York: Vintage International, 2005. [10]McDonald, Keith. Days of past future: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as "Speculative Memoir"[J]. Biography,2007, 30(1): 74-83. [11]Roos, Henriette. Not properly human: Literary and cinematic narrative about human harvesting[J].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2008, 24(3): 40-53. [12]Root, Maria. Reconstructing the impact of trauma on personality[C] // Laura Brown. Personality and Psychopathology: Feminist Reappraisal. New York: Guilford, 1992:229-266. [13]Vorhaus, Daniel. Review of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J].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2007, 7(2):99-1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