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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滉根本不同意有些人“以诗误人”的说法，认为不是诗歌误人，而是人往往自己误自己。他强调诗歌是人“兴来情适已难禁”时的产物，是人运用艺术想象、幻想和形象思维的结果。他认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感受到艺术冲动，经历一段形象思维的过程，诗思激荡过后，一首感人肺腑的诗歌作品就诞生了。这样的诗何乐而不为呢？对诗歌创作过程的这样的认识，充分说明他对文学极其深刻的认识。李滉学识广博，在朝鲜经学、史学、文学、乐律及一些自然科学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树。他是朝鲜朱子性理学者中，最精通文学的人之一。他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汉诗文家，也是朝鲜著名的国文诗人。他能作诗填词，又善解音律，还精于考证，在文学理论上也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他发展了高丽以来性理学家们的文学观念，把“重道轻文”的观念推向新的境界。这些种种迹象表明，他对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是非常地了解，因此可以认为他对诗歌产生过程发表如此精辟的见解是绝非偶然。对诗歌的这种艺术审美特征，李退溪的晚辈权好文(1532-1587)也指出： 朱文公曰：“咏歌其所志，以养性情。”至哉！斯言。心之不平而有是歌，歌之畅志而养性，噫！松窗数般之曲，岂无少补于风朝月夕之动荡精神乎。(25) 权好文认为朱熹说过的“咏歌其所志，以养性情”，这句话极其正确。他认为心中“不平”或高兴，就“有是歌”，赋诗以“畅志而养性”，这是诗歌之所以被创作的审美动力和审美功用所在。诗人那些面对“松窗壑风”所创作出来的诗作，对人之“动荡精神”，怎么能够没有任何的补益作用呢？在他看来，实际上诗歌对人的情志和精神，有着极其重要的审美愉悦作用和感化功能。 《诗三百》主要收集了中国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余年间各代各地的诗歌作品，已经显露出当时人很高的文学素养。无论是创作态度、形象能力、体裁形式，还是语言手法、艺术技巧等方面，都充分显示出中国早期诗歌创作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它所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生活的态度，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真实而积极的人生追求精神，都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它的这种风雅精神相对应，它所运用的赋、比、兴，不仅是《诗经》艺术特色的重要方面，也为后世的诗歌创作开启了艺术手法的基本模式。自从《诗经》传入朝鲜半岛以后，这个中国文学史上早期的艺术典范，对朝鲜文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给朝鲜文学以强烈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而且也给朝鲜作家们以极其丰富的艺术启迪，使得其在发展自己的文学过程中，自如地运用各种艺术手法和技巧，促进了自己的民族文学。朝鲜历来的作家们，内外融会贯通，探索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探讨各个国家、各个朝代、各类作家创作的艺术特色，以更好地总结文学的历史经验，使自己的文学更具独特的艺术个性，具有更为鲜明的民族特色。特别是在以朱子性理学为绝对统治理念，以朱熹的《诗集传》为研究《诗经》学的基本指导理念的时代里，他们还是以认真的文学态度，去探索文学自身的发展、演变规律，摸索出属于自己的文学道路。李朝成宗时期的大学者和诗人成伣(1439-1504)曾经以探索的眼光总结道： 文章体格，发挥于汉而流衍于晋，盛行于唐而大备于宋。如董仲舒天人三策，晁错之贤良策，严安、徐乐、主父偃之陈事。诸葛孔明前后《出师表》，是皆得《书》之教，小司马之索隐，班固之赞述，范晔之记言，是皆得《礼》之教。梁丘之经师，扬雄之太亦法言，是皆得《易》之教。公孙弘之博学，杜预之精敏，是皆出于《春秋》。贾谊、相如、枚乘、邹阳之徒，曹、刘、应、阮、陶、谢、王、徐之辈，奇而怪，清而健，华而藻，莫非《三百篇》之遗音。然则汉、魏、晋之间诸子之学，虽或悖于六经，而实有赖于六经也。李、杜之诗，蔚有《雅》《颂》之遗风；愚溪之文，深得《春秋》之内传；昌黎淮西之碑，点窜《二典》之字，《原道》《原毁》，专仿孟轲之书。苏东坡读《檀弓》一篇，晓文法；赵忠献以《论语》半部，定天下。其余虞、姚之博学，孔、陆之研精，陈子昂、苏源明之典雅，元结之毅，李观之伟，卢同之严邃，孟郊、樊宗师之清苦，张籍之富，白居易之放，庐陵公之醇，曾南丰之浩，黄豫章之理，石徂徕之属，王临川之竗，苏颍滨之通，陈后山之浚，秦淮海之焕，张石室之俊，陆剑南之豪，上自盛晚唐，下至南北宋，高才巨手，拔茅而起。(26) 成伣在此总结性地回顾中国文学文体自汉经唐至宋的历史性的发展与演变过程。他认为历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与“经”有密切的渊源联系，也与《诗经》有着不可分离的影响关系。他认为“文章体格发挥于汉而流行于晋，盛行于唐而大备于宋”，汉代的董仲舒、晁错、严安、徐乐，三国的诸葛亮等人的文章都深受《尚书》之影响，还有司马迁、班固、范晔的文章都与《周礼》有密切的关系，梁丘、扬雄的文章深得《周易》的旨意，公孙弘、杜预的博学和精敏与《春秋》有密切关系，贾谊、司马相如、枚乘、邹阳之徒，曹、刘、应、阮、陶、谢、王、徐之辈的文章，“奇而怪，清而健，华而藻，莫非《三百篇》之遗音”。自汉至宋，其间的诸子之学与文章，有些人虽似有“悖于六经”，但“实有赖于六经”。唐、宋大家的诗文和这时期文学的繁荣，更有赖于《诗经》等六经的影响，“李、杜之诗，蔚有《雅》《颂》之遗风；愚溪之文，深得《春秋》之内传；昌黎淮西之碑，点窜《二典》之字，《原道》《原毁》，专仿孟轲之书。苏东坡读《檀弓》一篇，晓文法；赵忠献以《论语》半部，定天下”。之后元、明、清各个时代的文学和作家，其成果和艺术特色，也都与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与文化环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成伣在此列举了将近60位中国各个时代的作家和学者，按时期、朝代和倾向性分类，有条不紊地阐述了各者截然不同的思想特征、创作倾向和艺术风格。成伣在此主张的中国各个时期文学与中国各朝思想经典有密切关联的观点，在具体对象面前不一定都很正确，但是它将文学的发展与思想文化、学术经典联系起来考察，也不无一定的道理。实际上其中的《诗经》，对后世文学发展的确产生过不可估量的重要影响。 朝鲜历代的文学家都把《诗经》当作创作的典范。朝鲜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了无数曲折而复杂的历史事件和社会大转折，其中的思想文化也随着这样的社会变动而变化发展，也经历了自己曲折而辉煌的历史。文学作为其中的一大方面，也跟随社会及其思想文化的变动，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变化发展而来。朝鲜文学每当遇到发展机遇或繁荣景象时，人们不忘《三百篇》对自己的启迪和提供艺术营养，而文学每当遭遇低潮或不良文风侵袭时，人们也都慨叹这是因为丢掉了《三百篇》“遗旨”和精神，思欲以《三百篇》的艺术方法和基本艺术精神“补凤阙”。如高丽后半期李奎报所说“我欲筑颓基，无人助一篑。诵诗《三百篇》，何处补讽刺。自行仪云可，孤唱人必戏”，就是这样的意思。典范的作用是无穷的，在中国曾出现过无数著名的和伟大的作家，但都撼动不了《三百篇》在文学史上的绝对地位；在朝鲜也曾出现过无数著名的和杰出的作家，但无不以《三百篇》为文学绝对榜样和导师。《诗经》的基本艺术特征及其对后世文学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朝鲜朝中期的另一位性理学大师李珥(1536-1584)说道： 人声之精者为言，诗之于言，又其精者也。诗本性情，非矫伪而成。声音高下，出于自然。《三百篇》，曲尽人情，旁通物理，优柔忠厚，要归于正，此诗之本源也。世代渐降，风气渐淆，其发于诗者，未能悉本于性情之正，或假文饰，务说人目者多矣。(27) 世上任何事物所发声响都是由于客观外物刺激的结果，天下万物和四时变化之声皆亦然。人发表言论也是一样，有了不得已之感受以后才有言论。人的声音的精华是语言，文辞对于语言，又是它的精华了，人所作出来的诗歌又是人言中尤精者。诗之所作，以人之性情为根本，任何矫揉造作的诗作不可能有任何的真实性的，没有真实性，那就没有任何的艺术魅力。正如唐代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所说：“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言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乐也者，郁于中而泄于外也，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李珥强调人有思而出言，情有感而发，诗有情而作，这是艺术创作之动态机理。虚张声势的言论让人腻，矫揉造作的诗让人迷，所以李珥认为人言也好、诗歌也好，“声音高下，出于自然”是最美的。他还指出《三百篇》委婉详尽地把古人的感情和当时的炎凉世态刻画了出来，其形象生动，语言优美，但它并没有使情感过于泛滥，作到了“曲尽人情，旁通物理”，而又“优柔忠厚，要归于正”，使之“出乎情，止乎礼”。但是到了后世，“世代渐降，风气渐淆，其发于诗者，未能悉本于性情之正，或假文饰，务说人目者多”，李珥认为这是因为《三百篇》之创作精神“坠地”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