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进入朝鲜朝以后，《诗经》的这些内容都发生了重要变化，不知为什么这种变化那样地干脆、彻底。正如洪熹的这一记录所显示的那样，“降自李朝，选宗《集传》，则汉唐古典之邃，无复问津者”。这里所说的《集传》，就是宋朱熹所撰《诗集传》，它被当作这个时代所认可的有关《诗经》注疏和研究最权威的成果来推崇。从此以后，之前的《毛诗序》、《郑笺》、《毛诗正义》等都成为了过时的“旧书”，无复有人再问津了。在以朱子学为国家统治理念的朝鲜朝，《诗经》学研究已远远超出它本身的意义，演变成了朱子学重要的一部分。 朝鲜朝是朝鲜《诗经》学研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时期《诗经》学繁荣的原因很多，但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应该是这时期所实行的思想文化政策。与高丽时期“众流齐放”的思想政策不同，李朝时期则实行了“抑佛扬儒”的思想政策，也就是说向儒家思想一边倒的政策。其中世宗即位尤施“抑佛扬儒”策，设“度牒之制”以限制出家，识德贤明，制礼作乐，扩充集贤殿，选文学之士，讨论古今，朝夕论辩，编撰儒学书籍。与此同时，李氏王朝的统治阶级根据开国初的新情况，将程朱理学定为新王朝的统治理念。早在十三世纪末，朱子学开始传入高丽，经过十四、十五世纪的传播和普及，至十六世纪，朝鲜朱子学基本上发展成熟，形成了以主气说和主理论为思想特征的朝鲜朱子学派。与中国一样，在一定意义上，朝鲜儒学传统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一个对其经典诠释的过程。朝鲜接受宋代理学以前，其对儒家经典的学习、讲论和阐释，一般都是围绕儒家“五经”进行。高丽科举考试中的制述科(相当于中国各代科举的进士科)和明经科，考题的内容也都是围绕儒家“五经”而出，以验证考生掌握和理解儒家“五经”的思想内涵的程度。但是到了朝鲜朝以后，由于崇尚朱子性理学，儒家“五经”的地位有所下降，而“四书”的重要性逐渐抬头。因为朱熹把《中庸》和《大学》从《礼记》中单独选出，与《论语》、《孟子》一起组成“四书”，而且下大力气编撰出《四书集注》，所以“四书”的地位逐渐超过“五经”。同时，这时期对儒家经典诠释的方法，也随着对朱子学崇奉程度的变化，引起了显著的变化。高丽时期对儒家经典整体的理解和诠释的方法，是中国汉代即已确立而后传入朝鲜的以考证、训诂为主的方法。而李朝时期学者们诠释儒家经典，则从整体上不再以文字训诂和名物度数的考证为主，而是与中国宋代程、朱一样，意在阐发经典中所蕴涵的“微言大义”和“明世之义理”。 朝鲜儒家经典阐释上的这种变化，也充分体现在《诗经》学研究上。《诗经》虽是儒家“五经”之一，但是由于其“赋、比、兴”的艺术手法和“美、刺、劝、惩”的教化功用，在程朱理学的“四书、五经”中，也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与高丽朝一样，李氏王朝也往往以国王或政府的名义颁布文官自律策、某种经书版本之刊行颁发令等，用以约束和激励文官。朝鲜朝世宗十七年向一定级别的文官，下赐《诗传大全》就是其中的一例。《朝鲜王朝实录》记曰： 赐《诗全》于宗室与政府六曹堂上及文臣二品以上六承旨。(15) 记录显示，这里所说的《诗传大全》是明永乐年间胡广等人依照敕命编撰的，其内容以朱熹的《诗集传》为根本，以诸家说为小注的有关《诗经》的笺注和研究版本。这里所说的宗室、六曹堂上官、文臣二品以上六承旨，应该说是属于朝鲜朝中央统治机构的最上层，世宗大王将《诗传大全》特别颁赐给宗室和这些最高层官僚，目的是让这些高层人士较全面了解围绕《诗经》的诸家说，特别是进一步深入了解朱熹《诗传》的具体内容和基本精神。世宗(1419-1450)是朝鲜朝第四代国王，他带领一批学者创制朝鲜文字，创立集贤殿召集著名学者研究和编撰儒家学问之书，还出版各种科技之书促进国内生产。作为一位文治之君，他更重视思想文化建设，确立了朱子学在朝鲜的正统思想地位。应该说颁赐《诗传大全》，令高层官僚熟习其要义，就是其中的一个措施。在朝鲜朝，这种作法后来逐渐成为了一种制度，于各代国王那里延续下来。朝鲜朝第十一代中宗时期的礼曹判书金安国曾经上书建议刊刻当前急需的儒家书籍，其中就有有关《诗经》注解和阐释的一些书目，其曰： 礼曹判书金安国书启可印书册，曰：“……《吕氏读诗记》，东莱先生吕祖谦所记《诗经注解》，兼总诸说，首尾该贯，实朱传之羽翼。于经筵进讲，及学者多讲习，参考有益。”(16) 我们在其他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朝鲜朝时期刊刻儒家经典的情况，其中往往缺少不了《诗经》注疏或与朱熹《诗传》有关的记载。在此提到的吕祖谦《吕氏读书记》，就是这样的著作，它“兼总诸说，首尾该贯”，但在金安国看来，实际上只不过是朱熹《诗集传》的“羽翼”而已。尽管是这样，“于经筵进讲，及学者多讲习，参考有益”，所以列入再刊之书目中。这里所说的《吕氏读诗记》全称《吕氏家塾读诗记》，是南宋文人吕祖谦的代表性著作。该书博采众长，搜集和综合孔子说《诗》以来的诸多《诗经》注疏和研究成果，两易其稿，历经八年才得以完成。这本书融合《诗序》的研究成果，进一步阐释自己的观点，将诗义解答、字词训诂、史料辨证等集于一体，深得后代学者的认可与高度评价。吕祖谦生于1137年而卒于1181年，与朱熹(1130-1200)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时代，可以说他对朱熹的理学思想和《诗传》的基本要义深有了解，而他的这本《吕氏家塾读诗记》完全是根据自己对《诗经》及其后的《毛诗序》、《郑笺》等注疏和研究成果进行融和的基础上写就的独立著作。金安国书启中所说“兼总诸说，首尾该贯，实朱传之羽翼”这一段话，不无有些偏颇，脱离了该书实际内容而妄断，应该得到事实的纠正。金安国写给中宗王的这一书启，则如实地反映了当时朝鲜文人唯朱熹之说是从的理学家的立场，但是他还是推荐此书放在出版书目之列，说明朝鲜朝初期的朱子学尚未达到极端独步的地步。 由于传承了高丽末期的朱子学传统和朝鲜朝初期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朱子学在朝鲜朝开始了被普及和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在全面传承朱子性理学的过程中，开始为李朝新政权服务的高丽末叶的遗老、思想家们发挥了重要作用，权近、郑道传、河崙、赵浚等人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在高丽旧朝任过领议政、左议政的河嵛(1347-1416)在郑梦周诗集序文中指出： 尝谓孔子删诗，止于三百篇，然而原于天理人伦而达乎政教风俗，上自郊庙朝廷之乐歌，下至闾阎委巷之讽咏，凡可以感发善心而惩创逸志者，无不具焉。则诗之为诗，岂在多乎哉。(17)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