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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正时期的南戏研究(1912-1926) 明治末大正初，狩野直喜(1868-1947)开始以大量精力关注、研究中国俗文学，而这时又恰逢盐谷温回国主持东京大学的“支那语支那文学”讲座和流寓京都的王国维完成《宋元戏曲史》。中日两国学者的俗文学研究在短时间、近距离内形成既有国内又涉国际的微妙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大正中后期开始，拓殖大学的宫原民平(1884-1944)也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中国俗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上述学者的相关著述中，都包含了南戏研究。 狩野直喜关于南戏的论述，主要见于《支那戏曲略史》第七章《南曲与传奇》，这是他在京都大学的课程讲义(1917年9月至1918年6月)，该讲义后与狩野直喜在前一年度的《支那小说略史》讲义合为一册。[8]该讲义较为简略，大体只论及南北曲源流，认为南曲在宋或许已有，在元代甚不显，明代定都南京后方兴旺起来，明中叶，南曲盛行，北曲衰微。此外，就是关于南北曲的宫调、曲牌、宾白、角色、剧本体制之区别，认为明清杂剧只是模仿元杂剧四折之体制，两者在音律上区别很大。南曲的名称为“传奇”，传奇作为剧的名称，出现于元末明初。后附录南戏作品目录，仅有《琵琶记》和四大南戏等五种，将《荆钗记》作者记作“明宁王权”，但未做考证。狩野直喜在论述元杂剧的地方多引用或提及王国维的观点，于南戏则无。 盐谷温的南戏研究，主要见于《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第五章《戏曲》，可分为南戏通论和《琵琶记》专论[9]，另附有《六十种曲》目录及《静志居诗话》、《雨村曲话》、《太和正音谱》、《庄岳委谈》等书中有关南戏(传奇)的资料。⑨南戏通论部分着重论述以下几方面。 关于南戏的起源。他认为杂剧始于宋代，南渡之后，愈加隆盛，并引朱熹批评当时的诗风流弊好似村里杂剧之语，说明杂剧之流行。又引祝允明《猥谈》、叶子奇《草木子》之记载，认为南戏始于南宋温州，肇兴于北曲之前。不过，他和久保天随一样，认为陆游诗写的是鼓子词。[8]36 关于南北曲源流。他认为北宋边境陷落是中国声曲史上一个分水岭，也是后世南北曲的分歧点，宋乐入金者，为元代北曲之先驱，其在江南者，是南曲之源流[10]。元代北曲流行，南曲受到抑制，元亡明兴之际，南曲复兴，至明中叶，则南曲盛行，北曲衰亡。 关于南北曲体制之别。他从音韵、乐律、剧本体制、脚色等四方面，将南北曲进行对比。关于南戏的作品、作者、故事梗概。他也认为《荆钗记》的作者是明宁献王，亦未作考证。 《琵琶记》研究方面，则重点探讨以下几个问题。关于作者，肯定高则诚所作，否定“高栻所作说”，并简介高则诚生平。关于创作动机，他例举历来诸说，但认为文学作品原本多寓意，不能坐实。关于《琵琶记》与《西厢记》比较，则多引明清评论家的说法。最后引《琵琶记》第二出《高堂称庆》作为南戏之例文。 盐谷温的南戏研究总体未脱出森槐南论述的范围，观点也大多与后者相似。另一方面，王国维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盐谷温在论述中常提及王国维的观点，虽不尽赞同，但却没有无视他的存在，如关于《拜月亭》的作者施君美，盐谷温认为是元代人，但他也列举王国维认为是明初人的观点，还提到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将南戏《拜月亭》与杂剧《拜月亭》做比较。 宫原民平被称为拓殖大学的“支那学开山之祖”[11]，他在日本汉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即在中国小说戏曲研究。他的南戏研究主要见于《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支那の口语文学》及拓殖大学百年校庆时编辑的《宫原民平文集》等著述。⑩ 他在《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中主要探讨了几个问题。关于南北曲分歧：他和盐谷温一样，认为北宋汴京陷落、宋金对峙是中国戏曲分为南北两派的主因。关于南戏的起源：南宋已有温州杂剧，其在北曲之前已存在。关于南北曲之差异：曲调、发音、剧本体制、角色等方面，以《琵琶记》为例说明。关于南戏作品：《琵琶记》的题材、评本；四大南戏之梗概，他也认为《荆钗记》作者为宁献王。书后附有《小说戏曲家略传》，其中收有高明等南戏作家。 《支那の口语文学》是在广播讲座基础上改定的文稿，第十一讲关于《琵琶记》的部分，除附有第二十一出前半的汉日对译外，其余与《支那小说戏曲史概说》同。《宫原民平文集》收有《支那古戏曲の话》九篇，分别为九种中国古代戏曲作品做题解和分析，第九篇为《琵琶记》(原载《东洋》第28卷第10号，1925年10月)，内容大体同前两书。宫原的论述没有提及王国维和其他中国学者的观点。 这一时期，日本开始出现《琵琶记》译本。最早的《琵琶记》日译本由西村天囚(1865-1924)完成。西村虽非中国戏曲的专门研究者，但也颇感兴趣，常向寓居京都的王国维请教，并开始着手翻译《琵琶记》，先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后以《南曲〈琵琶记〉附支那戏曲论》为题出版(1913年)。王国维为之作序：“南曲之剧，曲多于白，其曲白相生，亦较北曲为甚。故欧人所译北剧，多至三十种，而南戏则未有闻也。君之译此书，其力全注于曲。”(11)[12] 《琵琶记》尚有盐谷温和宫原民平的两个日译本，前者收入《国译汉文大成》文学部第9卷(1921年)，除翻译外，还附有原文和相关注释；后者收入《古典剧大系》第16卷(1925年)。 由于研究资料的客观限制等因素，大正时期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仍侧重于元杂剧的研究，除出现了《琵琶记》的多个日译本外，南戏研究总体上未有突破性的进展，也未出现像森槐南那样以较多精力关注南戏的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