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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品风格。同意汤临川的“琵琶记都在性情上着工夫”之说，认为《琵琶记》特有之长处，即真率挚厚。真率挚厚中又有秀雅整丽，此是作者达雅俗轻重之妙，驳臧晋叔以为此系后人窜入之说。 关于版本和译本。槐南所藏《琵琶记》乃是明袁了凡释义本，现藏于京都大学[5]222-224，与毛声山评本曲白皆有大不同，不失古本之面目。未见有为汉之蔡邕雪冤的版本。当时日本尚未有译本，唯曲亭马琴因爱读毛声山评本，故在其作品中时有提起甚至有源于此的情节。而在欧洲，法译本之后又有英译本。G·亚当斯著《中国戏剧》(The Chinese Drama)中有《琵琶记》片段译文，载《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37卷(1895年1月至6月)。槐南举出几处英文与原文对照，意在说明汉文有些词语是英文无法翻译的，英译只取其大意而已，在意境上看，颇索然无味，但总体而言，虽然不充分，但仍能尽其意。他还感慨同文之国的日本无人着意，在人情风俗语言文字皆有天壤之别的泰西，竟然先出译本，不得不为之惊。有论者认为森槐南的考论对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论《琵琶记》颇有影响。[5]41 森鸥外进而补充五点，前四点都是关于创作动机：第一，《琵琶记》写汉蔡邕之事，颇可解释。他举出《后汉书蔡邕传》、《琅琊代醉编》、《列女传》、《晋书羊祜传》等材料，认为历史上的蔡邕多与《琵琶记》中的蔡邕吻合；第二，“牛僧孺婿蔡某说”不可信。《旧唐书》记载牛僧孺有二子，名曰牛蔚、牛藂，《新唐书》虽说牛僧孺“诸子，蔚、藂最显”，两书并无记载牛僧孺有子名牛繁，更未见牛僧孺嫁女与牛繁同年及第的蔡某；第三，“宋蔡卞说”更属于穿凿附会。蔡卞乃蔡京之弟，王安石之婿，史有确载；第四，“元不花丞相”也无法坐实。元代有许多名为“某某不花”之人，此处不花丞相根本无法确指何人。此外，关于《琵琶记》译本，他指出有巴赞的法译本⑤。鸥外还从“意味”上对《琵琶记》与《西厢记》进行比较，认为前者以孝为本，后者以恋为本。男女之恋就像温饱一样，属于底层的生理欲望，而事亲以孝，则是高层次的德。欲往往表现为“温”，而德则常表现为“冷”。《西厢记》虽然也写得很动人，但不过是依田学海所谓的“色”，与《琵琶记》相比，有根本之不及。 森槐南在当时南戏资料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得出上述结论，实属不易。他的南戏研究对后学也产生很大影响，在明治末年到昭和初年间，曾涉足南戏研究的日本汉学家，多与森槐南有师承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有久保天随、宫崎繁吉和盐谷温等，这无疑在客观上造成了南戏研究的声势，推动了南戏研究的进步。 久保天随(1875-1937)，先后出版过三部《支那文学史》和一部《支那戏曲研究》专著⑥。他的南戏研究主要见于《支那文学史》的相关篇章和《读〈荆钗记〉》一文(原载《帝国文学》，1917年，后收入《支那戏曲研究》)。久保的《读〈荆钗记〉》是第一篇《琵琶记》以外的南戏作品专论，这对于扩大和加深南戏作品的整体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全文共分七节。第一节考证四大南戏作品及创作年代，认为《荆钗记》作者为丹邱先生，而即明宁献王朱权之道号；⑦[4]180第二节考察明宁献王朱权生平及戏曲研究与创作；第三、第四节为《荆钗记》故事梗概；第五节探讨《荆钗记》的创作动机及由来；第六节评价《荆钗记》之得失；第七节论《荆钗记》之版本。其中介绍的日本内阁文库藏本，颇值得注意。[5]225-227 宫崎繁吉(1871-1933)，是森槐南、盐谷温以后在早稻田大学以主要精力讲授中国俗文学之人。他曾出版过《支那近世文学史》、《支那戏曲小说文钞释》(含续编)两部讲义录⑧。《支那近世文学史》论述南戏的起源、《琵琶记》的创作动机等。《支那戏曲小说文钞释》(含续编)是配合《支那近世文学史》的，该书共选取了《琵琶记》在内的六部中国小说戏曲名著的某一出(回、折)，其体例为：文首有“解题”，继而抄录小说或戏曲原文一段，然后逐句解释原文中个别字词，再将原文译为日文。 盐谷温(1878-1962)，1902年就和乃师一起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师徒二人分别担任大学部文学科二年级的“支那文学”[7]46和专门部国语汉文科二、三年级的“支那文学史”[7]53，但由于盐谷温的“支那文学史”讲义录无存，无法确知其当时所讲的主要内容。他的中国文学研究与教学活动主要从大正时期开始，故将他的南戏研究放在下一时期论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