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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戈理的文学生涯是一系列悖论的组合。一方面他痛恨农奴制社会的腐朽，以如椽巨笔对其痛加鞭笞；一方面又将作品中堕落的主人公称为自己的兄弟，力图在他们身上找到精神复活的蛛丝马迹。一方面他开创了被称为“自然派”的伟大的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坚持客观公正地描写社会的黑暗面和人性的沉沦；另一方面又始终拥护沙皇的专制统治，为俄国现行制度寻找宗教和神学的根据。一般来说，原苏联和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多高扬前者而贬抑后者，认为后一种倾向的出现是由于果戈理受到俄国社会环境和斯拉夫派朋友的错误影响，没有形成正确进步的世界观，出国后与他接近的人如茹科夫斯基、亚济科夫、舍维廖夫等又多持保守观点，而果戈理自幼所受的宗教教育最终将他扯入了思想混乱的深渊，以至于写出了被别林斯基视为对进步文学势力和民主解放运动的背叛的书——《与友人书信选》，后来的许多研究者也以此为根据对果戈理晚年的转变扼腕叹息。 传统的批评焦点往往集中在外界对于果戈理的影响，却忽视了思想探索的复杂和矛盾正是果戈理创作的独特品性。荒谬的时代造就了这位个性特异的孤独者，使其一生都在忙忙碌碌地四处漂泊，寻找俄罗斯人的精神家园。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几部作品都是在旅途中完成的。果戈理的漫游本身既是一个悖论的象征，也为他思想中的悖论之谜提供了极好的解释。一方面他无限热爱自己的祖国，即使身在异国仍是心系家乡，他的眼光始终未曾关注到欧洲大革命前的风云变幻，他的笔下只能是俄罗斯的东西，好象有“一条锁链”把他与祖国的命运牢牢地拴在一起；另一方面他又长期滞留国外，尤其在普希金逝世后俄国文坛群龙无首，整个俄罗斯翘首盼望他回国主持大局时，他却又一次与祖国擦身而过，匆匆踏上了颠沛流离的国外旅途。他自己似乎也不能说清楚为何要选择漂泊：“我只知道出行根本不是为了欣赏异国风情，而毋宁说是为了饱经异域漂泊之苦——确似预感到了一样，只有在俄罗斯之外才能了解俄罗斯的价值和只有远离她才能获得对她的爱。”[1]本文试图追寻果戈理漂泊的轨迹，探究作家布满荆棘的思想旅程。 一．出逃 青年的果戈理是带着描写家乡乌克兰农村风貌的小说登上文坛的。他酷爱民间歌谣、传说、故事，收集了大量流传于小俄罗斯的口头创作。他像热爱家乡一样热爱这些民间智慧的结晶，简直为了它们而发狂：“我的欢乐，我的生命！歌谣！我是多么爱你们！”[2]在他的眼里这些来自民间的原生的欢乐是真正的欢乐，是充满了生命力，不带一丝杂质的纯净的欢乐。乌克兰的一切都是色泽绚丽，光彩夺目的，人们在自己的家园内自由地生活，自由地发展着自己热烈的性格。封闭的环境使得这块土地从未受到十九世纪文明的侵染。《狄康卡近乡夜话》的叙述者养蜂人鲁得·潘柯向读者介绍说：“我们这地方把凡是从外国来的人都叫做德国人，即使他是法国人或意大利人，或是瑞典人，总都算是德国人。”[3]外国的一切新花样都不为他们关心，西方人在他们看来都是些无法理解的不会说话的人（德国人在俄语里叫немецкий，意为哑巴）。在乌克兰的大地上人们仿佛生活在神话当中：一切都是善恶分明的。人们笃信上帝，诅咒魔鬼，纵情地欢乐，大胆地恋爱。普希金读过《夜话》后由衷地感慨：“这才是真正的快活呢，真挚，自然，没有矫饰，没有拘束。有些地方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富有感悟啊！这一切在我国文学中是那么不寻常，以至我直到现在还没有从陶醉中清醒过来。”[4] 然而果戈理不久就从这个幻梦中清醒过来了。带着自幼树立的要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果戈理踌躇满志地来到了帝都彼得堡，预备在俄罗斯的中心施展抱负：“在很久以前，几乎从还不懂事的年轻起，我便满怀要使自己的生命成为国家利益所需的永不熄灭的热忱，热望能为国家带来哪怕是小小的利益。”[5]事与愿违，冰冷的彼得堡却给了他一个教训，仿照欧洲样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繁华气派，在果戈理看来却充满了空虚、谎言、堕落、冷漠。愉快的心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美好事物的留恋和怀疑。《夜话》出版之后，果戈理曾一度陷入忧郁，为灵感与激情的失去而困惑苦恼。正如他1833年在一封信中写道：“不知何故现在工作起来不顺手，笔在纸上涂写不再怀有那种充满灵感的快乐了。好不容易开始并依据历史想做些什么，就已看到本身的不足了。时而遗憾没有取更广阔更巨大的规模，时而有突然建立起一个全新体系并打破了旧的。”[6]这是果戈理人生旅程中一次重要的转折，妙趣横生的民族写生画家的笑声即将获得一种内在的升华，不再是以往那种明朗的，清澈的，发自内心的狂欢似的笑了，而是浸透了作者灵魂的拷问，能呛出人的泪水的笑。其实在《夜话》中果戈理就已在欢乐的气氛中留下一丝不安的影子。比如在被公认为果戈理早期作品中欢快的情绪表达得最充分的《索罗庆采市集》中，欢愉、年轻的力量战胜了一切，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市集上举行了盛大的婚礼，一切人都参加了这和谐一致的狂欢。可是当看到“脸上笼罩着坟墓一样的冷寂”的老婆婆们丝毫没有童稚的欢乐，仅仅由于酒醉的力量便随着众人跳舞，作者不由感叹道：“欢乐——这位美丽而变化无常的客人，不就是这样从我们身边飞走，徒然让残留的一声两声来表示快乐的吗？声音在自己的回声里听出哀愁和荒凉，迷惑地谛听着。蓬勃而放纵的青春的活跃的游伴，不就是这样一个跟着一个在世间消逝，最后，把一个老伙伴孤零零地撇在后边？遗留下来的人可真寂寞啊！心里感到沉重而悲哀，毫无解脱的办法。”[7]后来在《密尔格拉得》中，欢乐与苦闷的分裂愈益加深。《旧式地主》中果戈理以漫画式的笔法描写了生活在孤寂的小村里一对老年地主与世隔绝的生活。这里没有贪婪、欲望引起的搅扰、争斗，远离城市的喧嚣，气氛平淡而和睦，夫妇二人亲密无间，相依相伴。可是这种无法割舍的依恋之情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长期养成的麻木不仁的习惯。果戈理轻轻地嘲笑了他们近乎动物的单调乏味的生活，同时对他们又抱以深深地同情。乡村的孤寂简朴的生活对作者“有一种不可言喻的魅力，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已经看不见他们，凡是和我们远远离开的东西我们总觉得特别可爱的缘故。”[8]而对两个吵架的伊凡（《伊凡·伊凡诺维奇和伊凡·尼基福罗维奇吵架的故事》）果戈理则浓墨加以讽刺。两个为琐事打了一辈子官司的地主背后是一整个庸俗透顶的俄罗斯省城，完全失去了乌克兰草原欢快热烈的调子。果戈理在结尾处长叹：“诸位，这世上真是沉闷啊！”[9] 沉闷的世界和渴望自由的心灵可怕地对峙着，果戈理不得不打点行装，准备逃离这个变幻莫测如同镜花水月般难以捉摸的彼得堡了。在号称“首都之花”的涅瓦大街上，一切应有尽有，什么东西都可以买到，这是庇罗果夫中尉等“骑士”们大胆冒险的乐园，是腐朽的社会奢侈淫乱的魔窟；这里容不得纯洁的爱情，高贵的思想，残酷的现实必定要把美好的事物摧残殆尽。“一切都是欺骗，一切都是幻影，一切都和表面看到的不同！”“涅瓦大街老是在撒谎”。[10]再怪诞荒唐，不可理喻的事都可能在彼得堡发生——八品文官柯瓦辽夫的鼻子变成绅士满街乱跑，将军家的狗互写情书，狂人波普里希钦做了西班牙皇帝。这正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梦境中见到的彼得堡——那金碧辉煌的宫殿，雄伟壮观的涅瓦河钟楼以及树立在涅瓦河畔威风八面的彼得大帝跃马扬鞭的青铜骑士像有朝一日会消失，像融化在空气中一般。《狂人日记》结尾一章中，波普里希钦大声疾呼：“救救我吧！把我带走；给我一辆快得像旋风一样的雪橇。开车呀，我的驭者，响起来呀，我的铃铎，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世界！”写完彼得堡一组短篇后，果戈理不久便于1836年带着《死魂灵》的手稿出国了。 逃离了彼得堡的空虚无聊，果戈理一头扎入到了历史之中。17世纪乌克兰草原上查波罗什人的冒险生涯刺激着他的神经，使他精神振奋，重新燃起天才的火花。在那个如烈火般燃烧着的激情、豪放、自由与勇敢的时代，勇士们只为国家、正教、盟友之义而战，为爱情而战，人们放荡不羁，狂欢豪饮，勇猛厮杀，大胆恋爱。当然作者在此并不是要标榜自己的先祖们残忍的屠杀行径，而是要唤醒俄罗斯人心中麻木已久的神圣感情，用乌克兰骑士的狂热重新点燃荣誉、信仰与爱的火花。在国外，果戈理的足迹踏遍欧洲大陆。他尤其不喜欢巴黎，因为他所厌恶的彼得堡正是按照这座城市建造起来的。“这便是巴黎——永远的骚动的喷火口！喷射出新奇事物，文明，时髦风气，高雅口味以及反对者也无法抗拒的浅薄但却强有力的法则的喷泉！”[11]他批评法国人：“整个民族都是苍白的不完美的……这儿没有宏大的庄严的观念。到处只有思想的影子，却没有思想；到处只有类似热情的东西，却没有热情。”[12]这里不能不说果戈理的对其他民族（包括中国）的认识有偏差，但和他一向的价值取向是吻合的。果戈理认为只有在古老的罗马才保持着欧洲文化的最高贵的精神。在明朗的天空下，荒废的历史遗迹中能寻觅到永恒的创造的萌芽，永恒的美好未来的萌芽。这种永恒才是真正君临于欧洲的不可颠覆的伟大。在罗马，果戈理见到了与伟大俄罗斯的光辉前途的隐秘的联系。飘零的游子终于找到了暂时栖身的精神驿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