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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以及话语显示出其固有的悖论性和反讽的强大力量。一方面，所有的话语，无论是单个词语或运用词语的方法，都具有巴赫金所说的权威话语的向心力，意在整合、聚集、消除差异并且使其归并到规则的结构中，具有普通性、群体性和同一性，“这是一种特许的语言，由外向我们渗透；远离我们、是一种禁忌，在其设定的语境中不允许任何戏嬉(如《圣经》)……对我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另一方面，从所有的言说都是特定语境中个体的人的言语这一层面来讲，话语又是一种内在信服的话语(internally-persuassive discourse)，“近似于运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讲述一个文本，有自己独特的重音、姿态和修正”(29)。这种语言不会把自己视为一个“他者”来表征，或视为外在权力的表征。(30)就整体语言而言，内在信服的话语是离心的，意在自由戏嬉、离散、凸现差异、打破规则、脱开结构的规约与话语权力的束缚，具有个体性、独异性、境遇性和差异性。按照巴赫金的解释，人类意识的形成是这两种类型话语之间的争斗，一方面要将个体整合、同化、归化进话语体系(语言、文化、历史和社会)，将个体自我整合进群体社会结构，另一方面要将自己的言语和书写从权威话语向心力形成的权力场域中挣脱，以突显自己的个体性和独异性，这才是巴赫金所说的对话互动的条件，亦是他极力倡导的复调话语和对话主义的本意。 话语的这种矛盾和内在张力正是苏珊面对的难题，也是使用语言的人类固有的难以摆脱的两难困境。苏珊虽然坚称礼拜五并不是自己的仆人，他的“主人”已死，他只是如影随形不离其左右，但她清楚地意识到，在使礼拜五们缄默失语、消除其声音的殖民主义文化历史中，所有的白人形成了一种共谋，都将成为笛福笔下的鲁滨逊。鲁滨逊是所有“主人话语”的名字，是殖民化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是殖民权力和利益的享有者。正如福这一“仇敌”所言：“苏珊，你必须扪心自问：砍掉礼拜五舌头是奴隶贩子的策略，而我们喋喋不休争论着词语的含义，明知这样的争论没完没了，难道不同样是奴隶贩子使其臣服的策略吗?”(Foe：150)另一方面，苏珊深知要讲述礼拜五的故事就必须让他首先学会说话，用他自己的声音讲述她书写的故事。她“希望能建立一座词语之桥，等将来有一天这座桥变得足够稳固，他能够回到克鲁叟之前的时间中，回到他失去舌头以前的时间中，那时他沉浸在孩童咿呀的语汇中，宛若畅游在水中的鱼儿，不必去思考词语的意义；从那里他或许可以竭其所能、一步步返回到词语的世界中，一个你——福先生——我和其他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Foe：60)。她希望礼拜五不仅能学会她自己的语言而且能够自如地运用话语的内在信服力，找到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只有通过礼拜五自己的讲述，我们才能发现其舌头被砍掉的真相；只有通过他自己内在信服的话语，他才能回到人赖以寄居的、大家真正共享的词语世界，与那些视其为他者的他者们共在一个世界，成为一个人，一个与他者共在的独特个体。 从后现代伦理政治的维度来看，西方文化传统的认知体系因追求和谐、一致与清晰明确而付出了不可避免的代价。西方现代性在无限追求更加驯服、更加秩序化的世界的过程中，总是以被引发、被贬抑、被驯化、被沉默的“他者语言”为代价。后现代伦理政治提倡对他者的关注，呼吁建立“‘对他者的责任’的道德美感”。斯蒂芬·怀特将这种责任感称之为“对行动的责任感”(31)。这正是库切在小说文本中反复强调语言与叙事方式的根本缘由。在后现代、后殖民文化语境中，承担“对他者的责任”就是承担认可与接纳他者语言之自主性的行动责任。从语言出发就是再次从起点出发，重新回应对他者的责任，如斯皮瓦克反复申明的那样，批判性地反思、言说“主人话语”相对于他者语言的优越感、贬损、规训、宰制和支配。 人只能通过叙事展现人之为人的活动，再现历史，因为“生命是一种叙事”。正如阿伦特所说：“人特有的生活的主要特征是，不仅它的出现和消失、生和死构成了世界性事件，而且他一生当中也充满了各种事件，这些事件最终可以讲述为故事，或写成自传。正是这种生活，而非纯粹的生命，让亚里士多德说它‘似乎是某种实践’。”(32)人类历史之所以能够形成即在于“在诞生和死亡之间的个人生活最终能够被讲述为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这一点成为“历史——这个无始无终的伟大故事的前政治和前历史条件”(33)。后人也只能通过某个个体的人的生命故事了解他/她是谁、曾经是谁。从这个意义上讲，真实故事是人类生命活动的呈现，“讲述生命乃是赋予生命意义的基础行为”(34)。阿伦特在故事固有的政治意义上对真实故事和虚构故事作出了区分。虚构故事背后必然隐含着一个作者，一个无所不知的权威，像柏拉图所说的舞台背后的一个行为者，站在行动的人们背后牵着绳子操纵着整个故事，这样的故事是被制造出来的。真实的故事正是人们的生活本身，根本不可能被制造，也无所谓可见或不可见的作者，“故事唯一揭示出的‘某人’是它的主人公，故事也是通过对言行的事后追溯，让一个与众不同的‘谁’从最初的不可见变为可见的唯一媒介”(35)。阿伦特对叙事作出了政治意义上的强有力辩护。通过叙事展现“我”是谁，而不是“我”是什么，是自由个体参与政治表征空间、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与他人一起大胆展现的首要政治条件。 苏珊在讲述自己的生命片断时，知道要展现真实的生活经历必须经由叙事的通道，经由“生命在语言中的通道”(36)。如克里斯蒂瓦所说，叙事是生命“本初的维度”，“人与生命的本初联系就是叙事”(37)；失却了语言，生命叙事将仅仅余下巨大的空洞、死寂一般的沉默和解不开的谜团。苏珊区分了自己的沉默和礼拜五的沉默，她的沉默是拥有语言能力者的沉默，是自主的、自我选择的沉默，而礼拜五的沉默却是失却语言能力、任凭他者言说自身的无语的沉默： 礼拜五一字不识，因而毫无还手之力，只能任凭别人随自己的心意、年复一年地肆意重塑。我说他是食人生番，他就变成食人生番；我说他是洗衣工，他就变成洗衣工。礼拜五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你会说：他既不是食人生番也不是洗衣工，这些仅仅是名称而已，并未触及他的本质，他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身体，他是他自己，礼拜五是礼拜五。但事情并非如此。不论对于他自己而言他是什么(他知道他自己是谁吗?—他又怎么能告诉我们呢?)，对于这个世界来说，他是什么取决于我对他的塑造。所以礼拜五的沉默是无助的沉默。他是沉默之子，一个未出世的孩子，等着诞生却无法出生的孩子。(Foe：121-122) 西蒙·玛尔帕斯对此分析道：“这里所谈及的问题，为他者言说——那些不能表征其自身、其欲望和自我-形象不可知的他者，是后现代历史思考的关键。库切的小说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政治问题是历史上对他者文化、民族和时代的表征所固有的一个问题。”(38) 假如真的有一个如库切所虚构的女性落难者苏珊，当她死后复醒看到已成为传世经典的《鲁滨逊漂流记》，发现自己的身影在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她一定会说自己的沉默其实与礼拜五的沉默没有任何区别，他们都被设置在类似的知识-权力话语体系中，为社会性别或种族主义话语形成所定位与形塑。笛福不仅是现实主义小说叙事形式的奠基者，亦是西方现代意义上作者观念的代表。作者的形象犹如上帝传达出的唯一“神意”，对作品中的人物具有生死予夺、不可违拗的权威。罗兰·巴特、福柯、德里达、克里斯蒂瓦等理论家竭力要驱除的正是这样的作者形象和观念。作者孕育了作品，作者与作品及人物的关系犹如父子关系，作者的话语和权力宰制并支配着作品的一切，就像看不见的上帝之手一样推动并支配着自己构想的世界的运行。福柯说，“事实恰恰相反：作者并非是作品种种意义的无尽之源；作者并不先于作品存在，他只是某种功能原则，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凭此功能原则限制、祛除、选择；简而言之，人们籍此功能原则阻止虚构(fiction)的自由流通、自由操控、自由创作、解体和重组……作者因而是一种意识形态形象，人们凭此标识出我们恐惧意义增殖的方式”(39)。因此，福柯以作者-功能原则(author-function)替代传统的作者观念，提出“作者-功能体现着一个社会中某些特定话语的存在样式、流通方式及其功能显现等特征”(40)。与之相反，传统的作者观所承载的恰恰是对意义增殖的封闭，是在话语知识体系中加以甄别、挑选、排列、组合的原则符号。 霍尔奎斯特同样指出，小说作者“不仅视小说人物是他者，而且视其只拥有纯属物的他者性、丧失了主体性”，这已沦为一种程式化的伪艺术，“这种程式化的艺术昭示出外在性的极度(transgredience)隶属于权力的联系。扼杀另一些主体的‘我’不仅是坏的美学，亦是坏的政治”(41)。苦于找不到适当讲述方式的苏珊纠结于语言、叙事形式的悖论，为作者-自我与人物-他者相互建构的困境所惑。她一方面试图将礼拜五视为“一个真实存在的身体”(Foe：122)，一个与自己截然有别、在存在意义上根本不可能绝对同一化的他者，任何话语都难以触及到他的本质、难以探明他深海一样沉默的真相，任何历史叙述只能是对他这个个体、对其悲惨人生的曲解；另一方面，又十分清楚语言与叙述的魔力，它们不仅形塑着礼拜五们这样的他者，也时时在形塑着她自身。 面对礼拜五无语的沉默，苏珊竭力尝试通过其他途径寻求自己梦寐以求的答案：究竟是谁砍掉了礼拜五的舌头?是谁阉割了他的身体?礼拜五独自一人驾着独木舟在海面抛撒花瓣，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是族群崇拜仪式抑或仅仅是凭吊亡灵?她试图通过绘画、音乐和舞蹈等艺术手段破解所有这些难解的哑谜，可只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又一个的死胡同，不得不面对更大的谜团。她终于明白，要讲述礼拜五的故事，只能让他用自己的声音和语言重新讲述她、后来的福和仇敌先生们创造的“鲁滨逊式的”荒岛奇遇记。小说前三章的讲述以礼拜五在白纸上写的整排整排的字母O结束，空洞的O象征着礼拜五被砍掉舌头后空空如也的口腔、被消除声音后的沉默和空白，但这种缺席和丧失只能通过语言建构的叙事来表征和言说：用新的语言与话语填塞历史与记忆的空洞及沉默在被砍掉“舌头”的礼拜五残损的身体上凿出的难以言说且不可表征的深渊。整排整排的O又似行走着的眼睛，让被哑言的礼拜五们注视身外的世界，注视那些与自我紧密相系且难分难解的他者，注视自我与他者的居间性。这些行走着的眼睛宛若鲜活的视镜——互文本交织而成的奇异镜像，让我们注视那不可见的他者视像，从语言的隙缝中抽取文本的丝线，采撷言语的胚芽，抵达“标志着语言外部、使其直面沉默的边界”(42)，言说不可言说的沉默和空白，表征不可表征的声音与影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