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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库切的《福》是对《鲁滨逊漂流记》这一经典文本的成功改写。在探讨后现代小说对西方传统文学经典重写的基础上，本文着重分析语言、话语及其实践与叙事形式在形构西方殖民主义话语体系、主体性认知及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惯例的同时如何形塑知识-权力关系，进而剖析库切对西方殖民话语的解构和质疑，探究自我与他者的互构关系、被殖民者身份认同的重构、沉默者声音、历史所屏蔽之声音的书写等问题。库切以奇崛诡异的艺术想象描绘了传统经典文本的生产、制作过程，揭示出经典文学文本如何与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话语形成共谋并成为西方现代性历史进程中代表西方话语霸权的文化文本。 关 键 词：库切/《福》/话语实践/殖民/他者 作者简介：姜小卫，男，1968年生，文学博士，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主义文学、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文化研究；近期发表论文有《仿像中的迷失和恐惧：德里罗的〈白噪音〉》(载《外国语文》2013年第4期) 《福》讲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库切巧妙地运用“戏仿式反讽”的艺术手法，通过女主人公苏珊·巴顿的讲述，给我们呈现出与笛福创造的“鲁滨逊历险记”判然有别的“真实纪述”。在《福》中，读者熟悉的鲁滨逊荒岛历险故事完全被颠覆、拆解和解构，《福》也因此与《鲁滨逊漂流记》、《罗克珊娜》及其他经典文本构成了繁复的互文关系。德里克·阿特里奇认为，这种互文关系“拆解了历史陈述与小说创造之间的任何简单关系”①。希利斯·米勒并不认为是《福》叙事形式上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使其成为一部典型的后现代小说，但他几乎得出了与斯皮瓦克相同的观点：“文体混杂式对讲故事问题的公开思考使《福》成为一部文学理论之作，同时又是一部小说。并且，它对文学史与历史本身提出了质疑，对传记与自传提出了质疑。”② 苏珊其实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一位初次尝试书写、不甚自信却能独立思考的女性书写者。《福》可视为苏珊的自叙传，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而是对自传体的戏仿，是对笛福式传统现实主义叙事模式的戏仿。小说第一章“荒岛纪事”主要讲述她与克鲁叟(Cruso)③、礼拜五在荒岛上的生活经历：遭遇哗变、遇救、艰难谋生、再次获救并重返欧洲大陆。这部分既是对口述文学传统的戏仿，又采用了书信体的文学样式。第二章完全采用日记体和书信体来叙述，讲述她与礼拜五回到英国后寻找著名作家福④，力图提供自己的历险故事以改善生计。第三章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讲述苏珊与四处躲债的福相遇并讨论如何讲述属于她自己的故事。 从小说第二章开始，苏珊不断反思、审视第一章所讲述的故事。克鲁叟的荒岛变成了一个历史的迷宫，充满了难解之谜，正如《福》文本自身即是由多重互文本编缀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的迷宫。读者只有凭依互文性构织的场域(文本、言语)，凭借互文本编织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才能走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历史相互交织的“福”的迷宫。 法国作家图尼埃肯定注意到了《鲁滨逊漂流记》与克鲁索人物原型塞尔科克历险经历之间的距离，他这样谈到笛福所创造的礼拜五：“在我看来，至少创造礼拜五这样一个人物无论如何都是笛福对原有史实作出的最天才的贡献。”⑤他甚至认为礼拜五的出现不仅提升了小说的主题，即孤独生活向现代时期的转折，而且也标志着人种和殖民帝国瓦解而决定的现代社会特征，因而在他本人以礼拜五为主人公的小说中将其塑造为两种文明对抗、融合过程中催生新世界和新人的助产士和向导。图尼埃似乎过于乐观了，笛福笔下的礼拜五的确是一个友善的他者形象，但却独独少了巴柔所说的“真正、双向的交流”⑥，很难断定由憎厌到友善的态度转变必然会带来所谓历史的进步。如果憎厌常常或必然导致侵略、征服和压迫这一赤裸裸的殖民暴力逻辑，那么笛福文本中“朴素的种族主义”⑦、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带有乌托邦色彩的迷人新世界的奇异图景则必然遮掩了其中隐含的白人中心主义文化-知识暴力逻辑。前者基于将“礼拜五们”视为与自身截然不同且难以驯化的另一种人的本质主义种族观念，后者则基于视“凯列班与礼拜五们”为完全可以同化且为自己所役使的他者的文化和种族优越感。两种态度使用的是同一种欧洲白人中心主义的语言，建构种族化的自我与他者观念，构筑支撑殖民帝国大厦的知识-权力话语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