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尔登湖》是19世纪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David•Thoreau）的一部作品。其中描写了作者在瓦尔登湖两年又两个月的隐居生活。在湖畔，他自己建造了用来居住的小木屋，吃自己种植的玉米、大豆等庄稼。他的大量时间用于在湖边散步、林中沉思。也是在那里，他完成了他的两部著作的初稿，《康科德河和梅里麦克河上的一周》和《瓦尔登湖》，其中的《瓦尔登湖》也许还处于日志形式。《瓦尔登湖》曾被奉为美国超验主义圣经；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许多美国人从《瓦尔登湖》中寻找支持和力量；当代美国文学界生态批评文论家将其视为生态文学的最重要的经典著作；现代城市生活的烦躁和工业、信息社会的喧嚣，回归自然的冲动又使许多读者重新阅读《瓦尔登湖》。由于《瓦尔登湖》不断地被重新提起从而确立和巩固了它在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地位。
    从某种意义上说，生活的意义在于文化，文化的建立同样来源于生活。在《瓦尔登湖》中，梭罗白手起家，自食其力，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隐居生活，重新回到了生活的原点。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梭罗在作品中引证了大量的东西方文化经典，包含了中国、印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阿拉伯等文化典籍，涉及了世界各大文化圈，以此与他的林中生活进行互相印证，以探索更高的生活规律。其中中国和印度的文化经典的引用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可见《瓦尔登湖》有着深刻的东西方跨文化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的意味。
    1827年1月，德国伟大的诗人歌德，在与爱克曼谈论他刚刚读完的一部中国传奇（可能是《风月好逑传》的法译本）时说：“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学的时代已经快来临了。”[1]歌德以天才的眼光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认为以后的文学创作应是有意识的世界文学写作，他批评了德国人“不过说句实在话，我们德国人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就会陷入上面那种学究气的昏头昏脑。”[2]强调了关注他国文化的重要价值。他认为文学的模范不是中国、德国、也不是其它个别国家，而是希腊。“不过我们一方面这样重视外国文学，另一方面也不应拘守某一种特殊的文学，奉为典范。我们不应该认为中国人或塞尔维亚人、卡尔德龙或尼伯龙根就可以作为模范。如需要模范，我们要经常回到古希腊那里去找……”[3]熟悉世界文明史的人知道希腊的文学的繁荣是和其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看，希腊文学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它与后来日益分裂的各国国别文学是不同的，歌德以十分独到的眼光认识到希腊文学的典范性。从世界文学的角度上看，梭罗的《瓦尔登湖》同样进行了东西方文化整合的努力，奠定了其写作的世界性胸怀。进入九十年代，中国曾经兴起梭罗的阅读热潮，从中国读者阅读接受的角度也可以说明《瓦尔登湖》的世界性意义。[4]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的整整二十年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编者注：“文学”一词的德文是literatur,这里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等方面的著作），中国学者钱理群先生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译成‘世界文化’可能更恰当一些。”[6]马、恩的世界文学概念在这里更偏于指向精神产品——文化产品，他们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论述了世界文化的来临（当然也包含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的详细论述要等到以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家了）,世界文化的形成和建立重要的问题是文化的沟通与理解，它的实现可能要由敏感的文学写作来首先触及。虽然诗人歌德和哲学家马克思预示了世界文学及世界文化时代的到来，可是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作家们的世界文学意识还不是很强，大多数欧美作家的写作还是着眼于欧洲或西方，对于东方关注的西方作家并不多。梭罗就是这为数不多的作家中的一个和东方文化有着深刻联系的作家，于是他的美国人的西方作家身份和其与东方文化的关联使其写作呈现出一种世界性，显示了独特的价值。这一点我们从《瓦尔登湖》中对于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大量引用可以看观察到，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以哲学家的思想、散文的写作文体方式、诗人般的意境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作了一次伟大的尝试。
    比《共产党宣言》发表还早一年，梭罗于1847年9月6日从隐居的瓦尔登湖畔回到他的家乡康科德城。开始写作和不断地修改他的《瓦尔登湖》，7年后，到1854年，《瓦尔登湖》出版。作家梭罗写作《瓦尔登》之时，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梭罗可以读到世界各地的文化经典的译本。“当梭罗从一个英国朋友那里得到一批东方书籍之后，他便与爱默生分享了这些财富，……”[7]。所以《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自然地获得了世界性的文化眼光，在《瓦尔登湖》中有着熔铸世界文化的文学报复和哲学思考。它为美国文化的建立和文艺复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以自然为基点，梭罗在《瓦尔登湖》中面对真实的生活世界，以世界各大文化为参照，对于人的生命进行了卓越的探讨，成就了《瓦尔登湖》的不朽的文学和文化价值。
    梭罗去林中生活只是想面对最基本的生活事实来建立自己的生活世界，去尝试和试验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去过忠于自己本性的生活。关于为何去林中生活，梭罗在书中做了解释，“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基本的生活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没有生活过。我不希望度过非生活的生活，生活是这样的可爱；我却也不愿意去修行过隐逸的生活，除非万不得已。……”（《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P84、P85），在林中生活中，梭罗重新考察了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用自己的双手满足其基本的生活需要后，他开始向生命迈进了。真实的生活世界是梭罗进行东西方文化沟通的平台，最基本的生活世界将是对于文化的深刻检验。据统计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引用了中国主要是儒家的著作达十次之多，同时大量得征引了印度典籍，西方的著作特别是希腊的经典随处可见。我关心的是梭罗是如何在东西方文化中任意穿行的，东西方文化如何在他那里得到了沟通、对话和统一，这对于大谈文化冲突的当代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经济篇》中，梭罗引用孔夫子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P10)他认为“一切人都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筑起他们的生活来。”(P10)由此他阐述了生活的必需品的内容包括食物、住宅、衣服、燃料。只有满足了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才可以面对真正的人生问题，展望人生成就。梭罗在生活世界的建立之初，就与中国的孔子取得了一致，甚至是生活本体论的一致，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生活态度，也就是说不用管我们不知道的，运用我们已知的知识，类似于西方数学学科的建立基于几条公理一样的知识态度的诚恳开始他的生活。这足以令东西方文化冲突论者惊讶，人类之初，面对基本的生活世界，东方、西方实际上相差不大，他们的生活理念是可以相通的。梭罗认为大部分的奢侈品，大部分所谓舒适的生活，不但没有必要，反而对于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他认为这是非生活的东西，应从生命中排挤掉。这与孔子称赞其学生颜回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引自《论语》）有着精神上的一致。世界上的冲突，大多与个人或群体的奢侈无度欲望膨胀有关,那其实已经离开了真实的世界，从中产生的文化必是伪文化，与野蛮相去不远了。比如从美国发起的海湾战争、轰炸南联盟、直至发生令美国震惊和恐惧的去年的“九一一”事件到现在，美国与世界许多国家及世界恐怖主义组织的冲突演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对抗，我们在其中看到他们的利益和文化冲突根本没有多少是必要的，可以说那是欲望过度的生活世界和在其上面建立的伪文化的冲突。美国实在有回到像《瓦尔登湖》这样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传统中寻找文化资源进行自我的更新的必要。比如美国到处干涉他国的政治，用自己的生活与文化价值衡量一切，在这一点上，梭罗说得非常好：“我却不愿意任何人由于任何原因，而采用我的生活方式；因为，也许他还没有学会我的这一种，说不定我已经找到了另一种方式，我希望世界上的人越不相同越好；但是我愿意每一个人都能谨慎的找出并坚持自己的合适方式，而不是采用他父亲的，或母亲的，或邻居的方式。”（P65）这是值得美国的政治领袖们深思的。
    在《我生活的地方，我为何生活》中梭罗提到成汤王浴盆上刻的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P82)同时，他引用《吠陀经》说：“一切知，俱于黎明中醒”(P83)这同希腊人每天向曙光致敬一样，被梭罗融于他那个具有宗教意味的习惯——早上很早起床并且在湖中洗澡。梭罗认为人应该学会苏醒，清醒就是生活，在清醒中致力于提高自己的生命，他来林中生活，就是他自己的一种苏醒，当梭罗意识到生活就是“简单，简单，简单啊”，甚至不必一日三餐，他已经清醒了。接着，他引用：“籧伯玉（卫大夫）派人到孔子那里去。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说明修养自己，时时反省自己少犯错误（寡其过）比知道新闻重要多了，接着，梭罗又讲了一个印度王子的故事：“有一个王子，从小给逐出故土之城，由一个樵夫抚养成长，一直以为自己属于他生活其中的贱民阶级。他父亲手下的官员发现了他，把他的出身告诉了他，对他的性格的错误观念于是被消除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王子了。”(P89、P90)生活的人们像那个懵懂的王子一样，不能透过事物表面，不能发现事物的秘密，需要智者的指引。梭罗认为，我们在黎明中努力苏醒，时时自省抛弃虚假的生活，我们才最终会发现生活本身，即我们的“王子”身份，最终采到生命的“金矿”。
    在《更高的规律》中，梭罗阐述了生活的更高规律的需要节制欲望，过贞洁的生活。梭罗在这一篇中开始的一段，显示了他的野性，要活吞一只土拨鼠，这是一种属于人性中的兽性的一面。但是他很快认识到肉食的不洁“我反对吃肉食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它不干净”(P202)“人类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地进步到把吃肉地习惯淘汰为止……”(P203)，他引用曾子的名言：“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要知道，心思并没有放在饮食上，内心的兽性则很难左右我们，吠陀上讲：“于万物主宰大有信心者，可以吃一切存在之事物。”(P205)但是这里必须是一个特权阶级并限定并且在“患难时间”。这是和曾子一致的，内心中有更高的追求。无论是曾子的“心不在焉”，吠陀的“于万物主宰大有信心”，还是梭罗的“激励我们精神的生活”，都不曾把食物作为生命的根本方式。梭罗在不同的文化中找到了共同的生活秘诀，孟子说的“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P206）吠陀经典上讲的“能够我们的情欲和身体的外在官能，并作好事的话，是心灵上接近神的不可缺少的条件。”(P206)梭罗还提到了印度的立法者教人如何饮、食、同居，如何解大小便等等，认为这是把卑贱的提高了的真正的生活方式。用圣经新约里的说法，每一个人都是圣庙的建筑师，他的身体就是他的圣殿，我们都应努力去建造。
    梭罗对东西方文化的援引遍布《瓦尔登湖》这部作品的许多章节，上面所提到的仅是其中一小部分，并且是表面上容易觉察的部分，梭罗更多的努力是在其不动声色的独白中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汇通与交融。这些都显示了东西方文化的某种一致性。当然，不能排除梭罗对东方文化的误读，但是梭罗的这种文化整合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在引用东方经典时，梭罗在许多地方采用间接引语，留给读者自己去解读的缝隙。在书中，这样的例子很多，在作品的阅读中更能体会到这一点。
    梭罗在赞扬肯定东方文化的同时，也对东方的文明进行了批评：“东方的全部废墟，也决不比一卷《对话录》（古印度叙事诗《摩呵婆罗多》中的一卷对话录，可能是《薄伽梵歌》）更可赞叹！高塔与寺院是帝王的奢靡。”(P51)崇尚物质生活简单的梭罗当然反感那些穷奢极侈的古代东方的帝王们，他们的生活是违反生活的，最终只有走向灭亡。像底比斯（埃及尼罗河畔的古城，有一百个城门）、金字塔完全是违背人性的，是人性的虚荣造就的。生活走向生活的反面，只有灭亡，残留的废墟是历史的见证。
    我们看到，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在其自给自足基本的生活世界中，汲取了东方文化资源，和西方的经典相互映照，在自己生活的试验中加以阐释，以文学整合世界文化，从而使东西方各自的文化获得了新的资源、参照和阐释，于是国别的文化获得了世界性的意义，。这对于当代世界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世界各国之间文化的对话、交流、沟通可以从中得到启示。
    注：凡是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皆引自 《瓦尔登湖》 [美] 亨利•梭罗 著 徐迟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12
    注释：
    [1][2][3] 引自《歌德谈话录》 爱克曼辑录 朱光潜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9 P113、114
    [4] 在1998年中国的《世界文学》杂志上一篇由苇岸（我国著名的散文家、诗人，很年轻就去世了）写的《我与梭罗》的一篇文章中，他说：“梭罗近两年在中国仿佛突然复活了，《瓦尔登湖》一出再出，且在各地学人书店持续荣登畅销书籍排行榜，大约鲜有任何一位十九世纪的小说家或诗人的著作出现过这种情况……”，苇岸本人也是受到梭罗的影响放弃了持续七八年的诗歌写作转而走上了散文创作的文学生涯，其散文集《大地上的事情》可以看到他和梭罗在精神上的血脉相承，取得极高散文写作成就，开创了中国散文创作的新传统。
    [5] 引自《共产党宣言》马克思 恩格斯著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克斯 列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人民出版社 1992.8 P29、30
    [6] 引自 《二十世纪文学三人谈》 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9 P40
    [7] 引自《美国文学的循环》[美]罗伯特•斯比勒著 汤潮译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 P56
    参考书目：
    陈长房 《梭罗与中国》 台北 三民股份有限公司 民国80（1991）
    刘岩 《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学的影响》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9.8
    唐仁虎 刘曙雄 姜景奎编《印度文学文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4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