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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问题的宗教根源抑或“利益分配”——基督教VS.犹太教？ 实际上，莱辛自己已经将此社会问题的宗教根源明确揭示出来了。此剧发表后，意见纷纭，一方面是对此论点感到新颖，毕竟犹太人在德国乃至欧洲社会里已经“盖棺论定”，如此反弹琵琶必然引起关注；另一方面则必然展开激烈争辩，因为这事关诸多层面的现实操作。莱辛强调自己在戏剧里所塑造的“那个诚实和高贵的犹太人”的真实性，他认为“如果一个犹太人能够更少地感受到基督徒的轻视和压迫，并不再被迫靠低级的小商业活动来谋生”[20]，那么这就是完全可能的。莱辛将问题引导向根本所在，就是财富问题，就是利益获取问题，他认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拥有财富”和“正确使用财富”，在他看来：“如果有人坚持，财富、更好的经验和受到启蒙的理性恰恰就是在犹太人身上不起作用的话，我就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偏见，而我的喜剧就是为了减少这种偏见。这种偏见纯粹是出于傲慢或仇恨，不仅仅是为了要把犹太人当做野蛮人，而且要把他们视为低于人类的人。”[21]这段话可谓一针见血、凌厉之极，戳到了反对派的痛处，也体现了启蒙立场的坚定。将人类视同一家，凸显世界理念，这正是启蒙思想的精华所在。 借助犹太旅客之口，莱辛这样表述道：“要是一个犹太人骗人，十有九次是基督徒逼的。我真说不清楚，有多少基督徒声称自己能同犹太人正直地交往，但如果犹太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话，他们就会大吃一惊。如果要让忠诚和正直在两个民族中生存，那这两个民族就都必须为此付出同样的努力。但如果一个民族只认自己的宗教，而且认为自己有权去迫害另一个民族的话？那么——”[22]或许不无夸张之嫌，但此中点出的基督教的根本问题所在，却极为洞察而敏锐，基督教的教义固然很有仁慈向善的方面，但其作为一元宗教的独占性、霸道特征也极为明显，这在它日后与东方各民族产生密切交往的时候，就表现的极为突出。西方史家对此已有明确之认识：“从一开始起，基督教就强调四海一家，宣称自己是世界宗教；从使徒时代到现在，积极传教一直是基督教会的主要特点。而且，为了使异端和不信教的人皈依基督教，基督教会总是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基督教的好战性源自犹太游牧民所崇拜的复仇和惩罚之神。基督教作家常用战争作比喻，将人间世界看作上帝与撒旦交战的战场。因之，丝毫不奇怪：基督教首领在执行‘到世界各地去，将福音传播给每一个人’的命令时，时常采用种种强有力的方法。”[23]显然，根据这种逻辑，基督教有自身不可避免的本质性缺陷。它实际上就是西方元思维的一种表现。可我们应当注意到，基督教的好战也并非天生如此，史家甚至认为“基督教世界的好战也是对东方在较早几个时期里频频入侵欧洲的一种反应。欧洲是欧亚大陆的边远地区，落后、人口稀少，早先常遭到野蛮的、信异教的印欧人、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和阿拉伯人的蹂躏。因此，中世纪时居住在这一大块边远地区的欧洲人东临信异教的斯拉夫和波罗的海诸民族、南迎穆斯林阿拉伯人。”[24]针对这样的背景和环境，欧洲人的措施乃是持续发动十字军东侵。以战争的方式来面对冲突和利益攫取，这是西方世界的逻辑，也是他们日后对待其他文明的方式，如非洲、如拉美、如东亚等等。 实际上，就西方文明的源头来看，两希文明是不可分割的。而希伯来文明的核心正是犹太教。甚至基督教也就是犹太教在向西传播的过程中，与希腊文明遭遇之后所诞育的灵馨儿。然而，这后来的晚辈，却对栽树之前人不恭起来，甚至要将其扑灭，多少有点老虎学艺之后有杀猫之心。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真是“剪不断，理还乱”。在我看来，此种意义不仅在于彼此间“纠葛难断”的敌对历史，更在能显示出一种复杂二元关系的相克相生相成。其实，破除门户之见，乃是人类走向大同之道的必由之路。故此，我们要能清醒地意识到，形形色色的宗教、党派、门户、系分，名称各异，而实质则一，无非是通向大道之途的立名不同罢了。就宗教而言，非仅犹太教、基督教之冲突，日后莱辛也意识到需要加上伊斯兰教，上演一出“三教演义”式的《智者纳旦》；至于放眼东方，至少还有印度教、道教、儒教等需要考量。而即便在各宗教内部，即便不说基督教的三教之分（天主教、新教、东正教）、各会形异（诸如耶稣会、方济各会等），诚如海涅所指出的，门德尔松的意义就在于，“象路德打倒了罗马教皇那样，门德尔松打倒了犹太《圣法经传》”[25]。由此可见，即便是在犹太教内部，也有着非常复杂的派分关系，需要细加辨别。 当然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个剧本的不成熟性，因为是早期之作，其独幕剧设计多少压抑了整体结构的鲜明性，连续23场的全程，也让人感到重心难以凸显。尤其是，如果我们将其与后期作品《智者纳旦》相比，其实验性、简单化、单薄感就显得更为突出了。如果说，这里是一种简单的基督教VS.犹太教之后的“想象性调和”的话，那么《智者纳旦》则明显将事物发展的复杂性和可变性都考虑在内了，也充分表现出作为启蒙代表人物的莱辛，在走向成熟过程中表现出的睿智和雍容。那个无法区分的戒指，就像每个宗教都秉承了神界拯救世人的使命一样，是无可指责乃至辨伪的，这其中表现出的胸怀早就超越了狭隘的民族-国家，甚至宗教界限的“普适性”意义。所以汉斯·昆高度评价《智者纳坦》，认为其表象是家庭戏剧（Familiendrama），实际上却具有“人类戏剧”（das Drama der Menschheit）的价值[26]，看重的正是其中表现的超越就这个意义来说，作为一部乌托邦式的“调和戏剧”（Versöhnungsdrama）[27]，《智者纳旦》其实表现出莱辛作为启蒙代表人物的“向中之路”的自觉选择。 这也就难怪，以歌德这样眼光极高，轻易不曾许人的大家，也会对《智者纳旦》赞不绝口[28]，甚至认为：“这部剧作所表达的神性的容忍和宽容，对这个民族来说，但愿将永远是神圣和珍贵的。”[29]他甚至在选择创作主题时也遥相呼应，曾留下《永恒的犹太人》（Der Ewige Jude）的长诗断片，这不但是歌德对莱辛作为上代精英的充分体认，同时也为德意志民族揭示出一条可行之路。歌德表达出的不是对此剧提出的解决方案的赞同，而是彰显其表现的精神境界，这就是“宽容”，而且不吝啬地用出了“神性”这样的词汇。因为超越井中观天之困局，不断走向大格局，形成一种世界理想，乃是德国知识精英的夙愿和大贡献。即便康德“世界公民”（Weltbürger）理念仍显得过分理想，诚如席勒借波沙侯爵所言，“对于这个世纪来说，我的理想过于早熟。我只能做，未来时代的公民臣属。”（Das Jahrhundert / Ist meinem Ideal nicht reif. Ich lebe / Ein Bürger derer, welche kommen werden.）[30]但歌德所标示的“世界文学”，马克思揭示的“世界市场”，都在在体现启蒙思脉的延绵相传，守住理性，面对挑战，破解难局，走向中道，或许是怎样都变不了的“万变不离其中”的中庸之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于弱冠之际的《犹太人》，不过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而已，但它所预示的启蒙精英展开的思想路径则极为重要，因为它不仅开启了莱辛生命史中的“犹太书写”，更意味着“就近调和”之后的世界理想的脚踏实地的展开，这在如今已经轰轰烈烈的全球化时代其实有着更为现实的范式意义。与其坐等“文明的冲突”遍地战火，不如认真开始寻求“最大公分母”的观念求同过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