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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挑战传统种族价值观念 可当18世纪中期之际，莱辛之著《犹太人》，可谓是“晴天霹雳”，将一个在西方社会里存在多年、压抑许久的火药引爆开来了。犹太人命题的提出，无疑是对传统种族观念的一种颠覆。因为，多少年来，犹太人都是作为一种反面形象而出现在欧洲世界的，尤其是以犹大对基督的叛变作为标志性特征，以犹太人群体的牟利特征而著称于世。剧中人马丁（Martin Krumm）的表述最有代表性：“哦，亲爱的上帝，如果您希望幸福和祝福降临于这个世界，您就得警惕那些犹太人，他们比鼠疫还要可怕。”[8]应该说，这并非一个人的偏见，而是代表了当时社会中一般性的犹太观。日后赫赫有名的大哲门德尔松（Mendelssohn, Moses, 1729-1785），当他1743年首次来到柏林时，其官方记载是：今天通过了六条牛、七只猪，还有一个犹太人[9]。可见，即便犹太人未必胜过鼠疫，但至少是和牛马猪羊等畜类并列的。莱辛与门德尔松是挚友，他们都成为德国启蒙运动的标志性人物，后者也成了近代犹太宗教改革的代表。对德国犹太人身份的扭曲，后来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曾如此说过：“勿庸讳言，那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经历，一方面隶属于一个被歧视、被烙印的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又完整地生存在施打烙印的主流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命运之中。……一方面，通过家庭与学校，我能够全方位地被溶入德国及欧洲教育的文化潮流；而另一方面，由于属于一个特殊的族群，由于身为这个特殊族群的一员，又莫名其妙、无从了解地被人歧视与咒骂，且没有任何退路。”[10] 所以，也就可以理解，即便以男爵这样的性情高贵之人，因出于感恩之心而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旅客之时，也会因为对方的犹太人身份而“知其限止”。他甚至并不在意对方的社会地位，而只是“受恩图报”：“难道是上天让您的地位低于我的地位！这样更好，我的报答就会更有价值，而您，也许会更容易接受我的报答。”[11]可见，在这个时代，等级观远不如宗教差来得巨大。因为一旦听到旅客自己犹太人身份的表白时，除了尚不通世事的小姐之外，众人皆大惊失色。即便是豪气干云如男爵，也不再做联姻之想，只是表示愿意赠送财产以答谢，因为“我宁可当心存感激的穷人，也不愿当无情无义的富人。”[12]这还只是作为个体德国人的自身立场来表达，但其中因宗教差异而存在的文化歧视，远远超出因为贫富差距而导致的阶级不平等。这是我们理解欧洲语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在很长时期之内，宗教差别超越阶级矛盾。而马克思发明了“阶级斗争”之后，再加以现代政党因素的作用，宗教虽然作为一种信仰力量而逐渐淡出政治舞台，但问题在于，莱辛处理这样一种因宗教冲突而产生的文化抗争现象太过简略，刚表明了这种基督徒-犹太人的仿佛誓不两立，就让克里斯多夫用利益眼光来衡量得失：“不，见鬼！肯定也有不是犹太人的犹太人。您是一个好人，我不走了，就这么定了！换了一个基督徒不踢我一脚才怪呢，更不用说给我鼻烟壶了。”[13]而随之男爵与旅客也各自相互恭维，仿佛达到了相互理解与认同的最佳境界。可是，来的太快的和解，不可能是对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长期积累的矛盾必然是根深蒂固、盘根错节，不可能指望在一时激动或冲动之下就达到人性的和解，更不用说历史对人类本身的深层规训和制约。席勒的《欢乐颂》固然理想，但更多地是出于理想主义的主观塑造，所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14]，又真地有几人能做到？ 在这部剧作中，莱辛还是很乐观地让基督徒和犹太人和解了。尽管有犹太人救护男爵为前提，但这种和解还是来得太快了。因为即便是在剧本的各种暗示信息中，我们都可以看出社会舆论和风俗观念的长期形成不可能是短期能够改变的，当管家马丁质疑强盗是犹太人时，表明“有几个犹太人就有几个骗子，没有例外”的观点时[15]，他所代表的绝对是德国社会的普通人看法；作为仆人的克里斯多夫（Christoph）的表达则更有代表性：“什么，您是犹太人，您居然敢让一个基督徒当您的仆人。您该当我的仆人才是。圣经里可就是这么写的。我的天，您侮辱了我内心的基督精神……我都可以去告您！”[16]在这里，基督徒-犹太人的誓不两立二元关系被揭示得淋漓尽致，一个仆人都可以向主人如此说话，可见其时的宗教价值观是高于经济利益的。甚至可以说，那还是一个信仰时代依然存在，而资本驱动已经悄然到来的大变动的前夜。 有论者认为，旅客乃德国文学中第一位“有教养的犹太人”[17]，这倒确实是一个值得更关注的形象，因为在欧洲文学中犹太人形象确实相当一般。大家耳熟能详的恐怕是莎士比亚笔下的那位夏洛克（Shylock），此君所代表的犹太人形象，确实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自私自利的商人典型[18]。但这恐怕也不仅是犹太民族的问题，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9]然而，即便是这位莱辛想尽力塑造的高大形象——犹太人旅客，也不自觉地被暴露出不可避免的弱点，譬如他对男爵管家马丁的冤枉，他对自己仆人克里斯多夫的怀疑，都表现出他的问题，这是我们从另一个方向值得从犹太人角度思考的。但总体而言，莱辛此剧的社会性大于艺术性，其价值更在于将社会焦点的矛盾问题（当然背后更是思想观念的大问题）以文学的形式迅速普及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