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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别林斯基生于1811年5月30日，死于1848年5月26日，死得实在太早、太可惜了。在1840年3月24日致鲍特金的信中，别林斯基说过这样的话：“我将死在杂志岗位上，吩咐在棺材里，在头旁放一本《祖国纪事》。我是文学家，我带着病痛的、同时是愉快而骄傲的信念这样说。俄国文学是我的生命和我的血。”(36)为了俄国文学，他不知疲倦地阅读和写作，实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虽然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七年，但别林斯基却完成了许多人活到老年也未必能完成的工作。他留下十三卷俄文本《别林斯基全集》，而由满涛和辛未艾先生翻译的中文版《别林斯基选集》，也有煌煌六卷，总计290多万字。书籍是作者的人格镜像，是通向真理的林中小路。别林斯基的著作，就是他伟大人格的“客观对应物”，就是他不朽的纪念碑。有这样的著作留存下来，就意味着他的精神将薪火相传。只要人们仍然热爱文学，仍然热爱真理，那么，他就会做为文学批评的伟大典范，而常常被人谈起，就会受到人们永远的崇敬和怀念。 用别林斯基的尺度来衡量，无论是我们时代的文学写作，还是我们时代的文学批评，都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成熟状态。我们缺乏别林斯基那样的“论战家”型的批评家，缺乏像别林斯基那样把文学当做圣物的纯粹态度。我们把人情世故和利害得失，置于文学之上，害怕得罪人，害怕人家说自己苛刻和不厚道，因此，在展开批评的时候，便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就像刘知几在《史通·直书》中所批评的那样：“宁顺从以保吉，不违忤以受害也。” 在今天，纪念别林斯基，固然意味着对一个伟大批评家的追怀和致敬，也意味着对文学批评前行路向的重新确认。别林斯基的批评文本里，有着引导我们走出困境的“阿里阿德涅之线”。要想改变文学批评的现状，要想遏止写作上肆无忌惮地粗制滥造的风气，就需要具备像别林斯基那样的“论战家”的性格，就需要在我们的意识里注入敢于质疑的勇气，就需要在我们内心培养善于“论战”的能力。假如我们的批评家面对文学，都能像别林斯基那样执著和热诚，那样严格和认真，那么，我们时代的文学风气一定会更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