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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源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思想界对自然、历史、社会、政治、宗教的整体看法。随着科学革命带来的一系列伟大发现，更重要的是一种奠基于观察和实验之上的理性的科学方法的制定，使得人类在18世纪时对于“无限知识这一目标唾手可得”［1］充满信心。到19世纪下半叶，作为启蒙运动高举科学和理性旗帜的后果，唯物主义、实证主义、功利主义、进化论思潮在俄国流行开来，深刻影响了当时大多数俄国读书人的思想。在自然科学方法的强大推动下，知识分子立足于研究现实，拒绝对世界的先验判断，坚持客观地看待生活，这些新的思考问题的态度，毫无疑问促进了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创作发展。可以说，启蒙精神在当时的条件下仍然切合俄国的时代要求，广泛渗透进文学家们的世界观和创作实践。固然在19世纪末启蒙哲学的一些具体内容和基本概念已经遭遇到一些挫折，但由它所激发的人对教条和迷信的怀疑、对人自身潜力的自由发展的追求、对历史规律的乐观主义信念，仍然是当时的“俄罗斯灵魂刻不容缓的需要”［2］。作为启蒙进步思想的受益者，契诃夫以自己的感悟和阐释延续着这一思想进程。 在19世纪末的俄国，与科学盛行并存的是宗教思想的复兴，而后者的意识中已经受到了自然科学观念的入侵。在契诃夫图书馆里保存着大司祭Н.谢尔吉耶夫斯基的一本重要著作，其中谈到各门科学的迅猛发展，迫使人们以新的方式看待奇迹和权威：“我们时代的宗教对立物（科学——笔者注）立于其上的总体基础，是否定奇迹。……在这种观点看来，它（基督教——笔者注）不是神的事业和因此永恒的事业，而仅仅是人类历史生活中的自然—历史现象，因此也是暂时的现象。”［3］受过科学教育的人不能不坚持，一切都应该接受理性的检验。20世纪初，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的著作被译成俄语，在俄国知识界风行一时，在书中这位科学家断言：“在一切情况下，有一点可以确定：我们所能够观察到和进行研究的一切，全都是自然的。人们经常把所有稀奇的、非同寻常的、无法解释的东西称为超自然的。更准确地说，这是未经研究的、尚未知道的东西。”［4］在此精神的鼓舞下，俄国思想界试图用对基督教的历史和科学的理解来代替对奇迹的教义式解答，而契诃夫无疑支持这一思想倾向，在晚期的一封信中他直接拒绝参与以梅列日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新宗教探索运动：“不管人们怎么说，也不管办了一些什么样的哲学宗教团体，可是关于我们社会里受过教育的那部分人，可以说他们已经离开了宗教，而且越离越远了。……当今的文化是一种为了伟大的未来而进行的工作的开始，这种工作也许还要持续几万年，为的是人类至少在遥远的将来会认识到真正的上帝的真理，也就是无须猜测，无须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去寻找，而是认识得清清楚楚，如同认识二乘二等于四一样。当今的文化是一种工作的开始，而我们所说的宗教运动却是一种残余，几乎是一种已经过时或者正在过时的东西的尾巴。”［5］506-507 俄国学界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了“契诃夫和科学”主题论著，比较有代表性的是В. Т. 罗曼年科，他认为契诃夫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和自觉的唯物主义者，能够克服“自然—历史唯物主义的狭隘框架”，也就是“哲学—不自觉的唯物主义”［6］。 然而，单从唯物主义角度远远无法解释契诃夫和以他为代表的那一代知识分子思想之复杂。事实上，契诃夫虽然拥护唯物主义的探索，却绝不能说他完全否定了人类意识中信仰的精神力量。在他的笔记本里有一段十分有趣的话，值得反复玩味：“在‘有上帝’和‘没有上帝’之间有整整一个广阔的地域，真正的智者艰难地在其间穿行。可是俄国人只知道这两个极端当中的一个，而对两者之间的中段不感兴趣，所以他照例什么也不知道，或者知道得很少。”［7］ 因此笔者认为，与其谈论作为“无神论者”的契诃夫所掌握的唯物主义和科学知识，不如深入挖掘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进步思想界对启蒙精神的继承，以及契诃夫创作与俄国现实的启蒙任务的联系。须知启蒙思想家们原初也并非要推翻上帝的存在，而是以批判和独立的态度来检视教会的历史，主张理性与信仰的相互支持，争取宗教宽容和自由，摈弃基督教中的迷信、无知、残忍、荒谬的因素，这些都符合契诃夫的价值立场，在笔记本里他写道，“信仰是人的高级精神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