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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契诃夫的早期幽默小说里，对市侩的庸俗行为和猥琐心理的嘲笑取得了无往不胜的力量。但年轻作家的幽默笔法，与前辈作家果戈理、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格·乌斯宾斯基的讽刺艺术截然不同——这里没有痛心疾首的劝谕，没有声色俱厉的言辞，没有金刚怒目的斥责，没有慷慨激昂的揭露，甚至缺乏确定的社会—政治纲领，有的只是轻松愉快的讲述、一针见血的直率、无忧无虑的笑声和对自己才华、灵感、智慧、力量的信心，反映了作家在青春年代所焕发的健全理智和活跃的生命力。这样的幽默是“自给自足的，没有特别针对什么，因此是不得罪人的”［8］。当然在讽刺力度上弱于文学前辈，但却在俄国幽默故事体裁上独树一帜，开辟了另一片广阔的空间，展现出契诃夫幽默天才的璀璨光辉。当契诃夫《形形色色的故事》甫一问世，俄国著名的民主主义作家柯罗连科就对其中表现出来的“幽默，欢乐，往往是真正的机智，非凡的简练以及描绘的才能”大加赞赏，由衷希望“那些心中生来蕴藏着笑的能量的人，能够在自己身上和周围环境中发掘出足够的力量，以更加有力的笑来战胜俄罗斯生活中深深的哀愁”［9］。20世纪俄国文论家别尔德尼科夫认为，契诃夫之所有对现实怀有这种清新自然的乐观主义态度，是因为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科学知识的力量、人类智慧的威力，因此也相信人。这样他就作为俄国启蒙主义思想和传统的继承者步入了文学界”［10］。也就是说，契诃夫相信，人天生赋有认识世界、明辨是非、去恶向善的理性能力，因此现实的合理秩序和道德准则是人人皆明、众所周知的，而他笔下那些小人物的卑微心理和猥琐行为，都可以用愚蠢、怯懦因而不敢实施甚至思考理性赋予他们的现实规律和道德理想来解释。因此，契诃夫的任务就在于赤裸裸地展示庸俗习气的违背常理，鼓励每个人都能够摆脱不合理的外在权威和习俗偏见，唤醒人的尊严和理性精神。用康德对启蒙运动的定义来说，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而这种不成熟状态并非由于缺乏天赋理智，而在于“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因此启蒙的第一要义便是“敢于认识”和“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11］22。 这里仅举契诃夫写于1883年的早期名篇《一个文官的死》为例。小官员切尔维亚科夫（俄文意思是“蛆”）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喷嚏，不小心把唾沫喷在一位将军的身上，为此他彻夜难安，不断地寻找机会向那位将军道歉，最后居然惊吓至死。这个故事仿佛安排了一个经典文学中司空见惯的冲突模式——小人物被大人物欺压，同情自然是在小人物一方。但契诃夫却把嘲笑毫不留情地指向了“弱者”，强调将军实际上并没有整治小官员。而最终导致小官员死亡的原因在于对方是个“将军，可是竟然不懂”我们这些小人物对于大人物的“敬意”——这才是小官员最无法理解和无法接受的，因为它直接违背了小官员给自己制定的官场规矩。嘲笑传统中的“小人物”，而且是一个死掉的可怜人，这几乎有一种亵渎的味道，但契诃夫的用意绝非故意亵渎传统，他是在嘲笑扭曲的人性，嘲笑趋炎附势的奴性，嘲笑那荒谬至极的官场原则——为这样外在的原则而担忧、激动、死亡，更是毫无意义的事。后来在1886年契诃夫写信给哥哥建议说：“你做做好事，把你那些受压迫的十四品文官丢开吧！难道你用鼻子嗅不出来这种题材已经过时，现在只能惹人打哈欠了吗？……那些被驱逐的特约记者现在应该连同那些受压迫的十四品文官一齐束之高阁才是！目前，更切合实际的倒是描写那些十四品文官闹得他们的长官大人活不下去……”［12］112-114 康德在论启蒙的文章中继续说：“任何一个个人要从几乎已经成为自己天性的那种不成熟状态之中奋斗出来，都是很艰难的。他甚至于已经爱好它了，并且确实暂时还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只有很少数的人才能通过自己精神的奋斗而摆脱不成熟的状态，并且从而迈出切实的步伐来。”［11］23契诃夫在许多幽默小说（《合二而一》《胜利者的胜利》《胖子和瘦子》《变色龙》《上尉的军服》《普利希别耶夫军士》等等）中描写了软弱的人对“不成熟状态的”“爱好”，这种对奴性的自觉遵守，和人的天性相互抵触，最终在契诃夫笔下出现了一系列“双重人格”，真实地表现了人丧失自由和理性后落入内在的奴役状态，和作家对崇高的道德理想的追求。契诃夫在书信中说过，若是能描写一个青年人“怎样把自己身上的奴性一点一滴地挤出去，怎样有一天早晨醒来，觉得自己血管里流着的已经不是奴隶的血，而是真正的人的血了”［12］500，这将是何等美妙的一件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