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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们从17世纪的物理学和数学的巨大发现中受益良多。他们认为，虽然人类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发现了支配宇宙运转的明确规律，但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仍处于蒙昧之中，充斥着混乱的思想和语言。这种情况让启蒙思想家们觉得难以忍受，因为如果不能描绘出与自然科学同样清晰的关于人类心灵的知识图谱，就不可能确定各种认识的确定来源及其普遍有效性。关于自然的科学已经创立，而关于精神的科学也必须与之保持同一。休谟说：“由于关于人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惟一坚实的基础，所以，我们能赋予这门科学本身的唯一坚实的基础必须基于经验和观察。”［1］9于是哲学的目标是被改造成一种自然科学，与一切真正的科学一样，必须从经验和观察开始。 众所周知，契诃夫是莫斯科大学医学系的毕业生，他接受的专业医学教育和后来从事的医生职业，对他的文学创作（包括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客观主义的描写手法、冷静的洞察力等等）影响深远。这一点作家自己也坦然承认：“我不怀疑我的医学工作对我的文学活动有着重大的影响；它大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知识，这种知识的真正价值只有作家本人兼做医生的人才能领会。医学工作还有指导作用，大概多亏接近医学，我才得以避免许多错误。我由于熟悉自然科学，熟悉科学方法而变得始终存有戒心，凡是可能的地方我总是极力按照科学根据考虑事情，凡是不可能的地方我就宁可一点也不写。”［5］252-253另外，在他之前俄国文学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作品中能够从专业的医学角度描写主人公的病症和病程。包括伟大的同时代人托尔斯泰，按照契诃夫公允的批评，居然也会“大胆”地“谈论他不懂的而且由于固执也不想弄懂的事情”［13］。在契诃夫的艺术世界里，没有超自然的奇迹，一切都可以得到合理地解释。当他读到诗人阿姆菲捷阿特罗夫的叙事诗《恶魔》时，对其中的神秘主义元素十分不满，开玩笑说：“人应当写人的真理……如果自然界里存在鬼，那么就让鬼去写鬼好了。”［14］ 在1889年契诃夫写给苏沃林谈法国作家布尔热的信中，作家对科学和唯物主义立场做了最有力的辩护：“唯物主义流派不是一个学派，也不是在报章的狭隘意义上的一个流派；它是必不可少的，不能避免的，不是人力所能左右的。凡是在地球上生存着的东西必然是唯物的。……高级的生物，有思想的人，也必然是唯物主义者。他们在物质里寻求真理，因为他们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感觉到的，只有物质。他们必然只能在用得上显微镜、探针、刀子……的地方去寻求真理。禁止人们具有唯物主义思想无异于禁止寻求真理。在物质之外既没有经验，也没有知识，因而也就没有真理。”［12］544 契诃夫并非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理解“唯物主义”，而是把它当作19世纪引起普遍反响的时代精神——客观地研究生活现象，拒绝对生活做抽象教条的刻板说教。这种时代精神依然是启蒙哲学的精神遗产，鼓舞着哲学、科学和文学走上全新的方向，掌握了一种全新的科学思维方式——分析而非演绎的方法。按照这种方法，科学家决不能从某种先验的假设入手，然后充分展开其中蕴含的逻辑结论，真正明确的出发点只有通过经验和观察才能获得。伏尔泰说：“决不要制造假设；决不要说：让我们先创造一些原理，然后用这些原理去解释一切。应该说，让我们精确地分析事物。……没有数学的指南或经验和物理学的火炬引路，我们就绝不可能前进一步。”［15］在19世纪末，这种重视现象分析的启蒙主义方法，深刻影响了包括医学在内的俄国几乎所有的科学门类，契诃夫在莫斯科大学医学院学习期间，恰好见证了俄国医学界的一场几乎是革命性的进步。接受了启蒙精神熏染的医学教育，不但使得作家能够正确地分析具体的病症病理，而且潜移默化地进入了作家考虑问题的方式。契诃夫的大学教师，俄国著名的医学家扎哈里因的医学教育对于这种全新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形成可谓居功至伟［16］。 19世纪下半期，医学中的诊断和治疗科学极不完善，当时著名的内科医生埃赫瓦尔德指出，医生不得不用上百种药物来治疗数量庞大的疾病，而这些病程又因为机体的个别特点呈现出更加多样的特征。著名的临床医师波波夫在分析最新的“医学知识”时发现，其中大量的篇幅被“许多世纪沉积下来的累赘占据，这些东西并不全是科学资料，用十分不完善的研究方法获得”；同时他看到，各不相同的治疗原则“在新出现的疾病名录中相互颠倒和混乱”，因此“疾病的分类和术语常常不符合病案的实质”［17］。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医学发展时期，当时俄国大量的中等医生或是走向了完全的虚无主义，就像契诃夫剧本《三姊妹》中的医生承认的那样：“他们以为我是医生，什么病都能治，我呢，简直什么也不懂，以前我学来的知识全忘光了，什么也不记得，真是什么也不记得了。”［18］或者就像小说《精神错乱》中那个“勤恳”而又“医道高明”的精神病医师那样，把任何疾病（包括社会病）看作“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开出的药方——“一个是溴化钾，一个是吗啡”——病人“从前也吃过！”［19］不问具体病症，用一套公式化的诊断和治疗方法来处理所有疾病。 与上述方法相反，扎哈里因断然拒绝了医疗中的墨守陈规，要求个别对待每一个病例，考虑到病人身上所有的个体因素、产生和伴随具体病症的独特性，扎哈里因总结说：“没有笼统的疾病，只有具体的病人。”应该得到治疗的不是对所有人好像都一样的疾病，而是带有全部复杂个体特征的病人。“为了预防落入陈规”，他教导说：“医生应该探明遇到的病例的全部特点——作个别化处理。”［20］在自己的医学理论和实践中扎哈里因特别强调，应该摒弃照本宣科、墨守陈规的统一性诊疗方式，尽可能最大程度地分析患病者的个体特征，找出一般病症在哪些个体因素的干扰下并发了哪些综合症状，并在治疗中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所有这些影响因素，进行“辩证施治”。作为莫斯科大学受教于扎哈里因的学生，契诃夫自觉地把老师教导的这一医学原则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对每一个别人的生活的复杂现象做具体的个体分析，在俄罗斯文学史上开创出新的艺术思维类型——对每一种情况都做个别的艺术处理。 在19—20世纪之交，契诃夫在新的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交汇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学立场：一方面，指出流行的种种理论、学说、信仰的局限，力求成为没有偏见的冷静的观察者和研究者；另一方面，契诃夫也没有排斥托尔斯泰等前辈艺术家奉行的“普遍真理”，而是把绝对的思想具体化，放置在复杂的人性和社会环境中进行个别考察，展示出它们在与现实生活发生离奇反常的复杂关系时产生出的不同意义。从这样的文学立场出发，呼应着时代的要求，形成了契诃夫自己的启蒙观：通过对传统文学形象的改造和文学思维的创新，展现帝俄社会在专制压迫下的蒙昧状态和启蒙民众的内在需求，同时表明作家的一个重要信念——人应当摆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权威偏见的束缚，相信自己的理性、智慧、良心的自由判断，以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合理掌握为基点，而尊重历史规律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应该为俄国的启蒙重任提供一种诗意的证明。 由此，契诃夫完全有权利作为启蒙主义思想的继承者，在俄国文学中开辟了新的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