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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前面曾经提到，关于《桃幻记》的创作初衷，辻井乔自言是想“描写我所感受到的中国”。这也正是被出版社印在书腰上的一句话。但在这篇后记中，辻井乔还有一段话，却并没有引起出版社及更多读者的注意。 每当我接触到这样的场面和光景(指多次访华时所见——笔者注)时，令我无法释怀的就是，我国的一般民众在战争期间的遭遇和当时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以及对先人们历经苦难的忘却。既然如此，尽管已是三十年过去，现代的中国人们又是如何记忆始自一九六六年的十余年岁月和席卷中国全境的文化大革命的呢?《桃幻记》就是在这种问题意识中几经修改而成的。(第147页) 辻井乔在多次访华的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多重性和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样态，于是想到母国日本，这是正常的、下意识的反应，这时，“中国”、“中国人”，虽然是作为辻井乔的“他者”出现的，但还没有形成将这个“他者”具象化的自觉。但是，当他把“他者”中国当作反思自己的历史、文化、现实的参照系时，“中国”、“中国人”便成了作为“日本”、“日本人”的“他者”这个认识装置被使用的参照物。日本虽然自古就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了至关重要的灵感和启迪，但却并不了解当代中国，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可能还停留在阿Q的阶段，所以，辻井乔才会将这篇后记定名为《阿Q到哪儿去了?》。 《桃幻记》在描写当代中国时，显得很凝重、克制。看得出，温和宁静、平实质朴的表层叙述下，涌动着无尽的感慨和飞翔的思绪。在《桃幻记》即将出版单行本之前，辻井乔特意通过出版社请几位日本的中国文学专家和活跃在日本的中国人分头校订书稿中不符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地方，对一些人名、机构名、职务名等也一一进行了确认(第146、147页)，力求细节上的完美，这都显示出作家对中国的理解和尊重。尽管如此，辻井乔毕竟是长年生活在日本的日本人，当他把自己想象成中国人，来构筑笔下的中国社会、描绘印象中的中国人时，文本中不可避免地会留下日本人的视角、日本人的感觉、日本人的描述，让中国读者感觉有些差异，甚或饶有趣味。⑨然而，当这些包括误读、改写、吸收抑或重建在内的“异文化”作为“他者”被呈现出来的时候，准确与否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了，于是，我们最初始的疑问也似乎就有了答案——辻井乔之所以用《桃幻记》向自己的母语读者展现一个完全非母语的世界，其终极目的，是要通过冷静而客观地表现中国、中国人对社会历史重大变故的记忆和态度，反观日本、日本人，并为之提供一个“他者”。 托多罗夫曾就“我们”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提出过一个“荷马法则”，指“他者”距离“我们”越遥远就越容易被美化。⑩说辻井乔对中国的抒写体现了“荷马法则”或许有些偏颇，但《桃幻记》这个短篇的标题，作者自己也在《桃幻记》中文版作者序《致中国读者》中明言是来自《桃花源记》的启发，而整部短篇小说集也选择了这个标题为总题，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极有意味的关联。中国对辻井乔来说的确是一个遥远的“他者”，辻井乔用深沉的思绪和想象，依照自己对个人、国家、命运、人性等诸多问题的理解和追求，为这个“他者”创造了存在的价值，并赋予了这个“他者”以一定的乌托邦色彩，为其注入了一定的乌托邦憧憬。 “乌托邦式的想象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它具有‘社会颠覆功能’。”(11)这似乎可以理解为，当人们感到自身文化或者所处现实暴露出诸多矛盾而无法令自身处境感到满足时，往往会在“异文化”中寻找自己的理想出口，将其构建成乌托邦。《异邦人》是辻井乔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一部诗集，同题的诗中，辻井乔充满隐喻地这样认识他的母国日本：“在心灵的地图上/仿佛有一个遥远的国度/那是一块汇集起记忆断片的/沉重的国度/走近它时/它总是无奈地扭曲”。(12)中国，是辻井乔“缺席”的“异邦”，是一个“他者”，这一点早已不言而喻，但是日本，又何尝不是辻井乔“在场”的“异邦”和“他者”呢!它之于辻井乔，是遥远的、沉重的、无奈的，甚至是扭曲的。正如大汉和匈奴最后都成了李陵的“异邦”一样，中国和日本也都是作为辻井乔的“异邦”、“他者”而存在的，都是辻井乔言说自我、实现其自我主体建构的观照。就其他文本而言，在对日本的观照中，辻井乔毫不留情地在精神的层面予以过否定；而就《桃幻记》而言，在对中国的观照中，辻井乔却竭尽全力地予以了肯定，使“他者”中国具有了一定的形而上的意义，并迫切地将这些“他者”的故事讲述给同样作为“他者”存在的日本人听。 辻井乔是在强烈的忧患意识中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这种意识一直贯穿在他迄今为止的文学创作和人生哲学中。辻井乔曾在谈及日本文学现状时说：“看似百花齐放的我国文学之中，潜伏着多么脆弱的部分。我们应当视之为我国文学的问题，我痛切地感到有必要通过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文学家进行对话，找出我们的问题所在。”(13)《桃幻记》，或许就是辻井乔试图通过对话重新审视自身文化和所出现实、实现文化自觉的努力吧。 日本学者竹内信夫曾指出，日本文化面对另一种文化时，多是将自己拟为对方，并凭借将自己置于同等地位的办法，将“他者”的冲击力吸收殆尽。它不是通过与“他者”的对立来发掘新的“自我”，而是将威胁到“自我”的“他者”脱胎换骨，直至彻底地将其驯化。(14)而在另一极的中国人，则似乎历来是不大在意别人的眼光的。于是，在当今世界文化大交流大交融大交锋的背景之下，《桃幻记》中一个个讲述“他者”且讲给“他者”的故事，就显得意义非凡了——《桃幻记》的“他者”意义和乌托邦意义，不仅承载了辻井乔观照日本历史、批判日本现实的意愿，而且也能让我们通过“他者”的理性刺激对我们的生存现状和本位文化做一点理性的怀疑和思考。这正是《桃幻记》的价值所在，也是它应该获得日本读者和中国读者共同喝彩的缘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