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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新新，文学博士，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日本当代作家辻井乔的《桃幻记》，在日本文学中属于极为特殊的“异例”。众所周知，日本文学史上有过很多与中国有关的作品，古代自不必说，近代以后，比较知名的作家如芥川龙之介、佐藤春夫、中岛敦、横光利一、武田泰淳、井上靖、山崎丰子乃至村上春树等，都留下了熠熠生辉的“中国文本”。这些作品要么取材于中国古典，成为日语中所谓的“翻案文本”，要么取材于作家本人在中国实际生活经历，成为“记忆文本”，要么取材于中国历史，成为“历史文本”，及至一九九五年，才终于出现了以当代中国为题材的作品。②所以，《桃幻记》这部收录了八篇以当代中国为舞台、且故事是完全虚构、登场人物完全都是中国人的短篇小说集，当是独此一家，绝无仅有。 只是，出版方集英社却似乎并没有太在意《桃幻记》文本的特殊性，甚至书腰上也只是“点到为止”的宣传语：“抒写当今中国的短篇集。细致描写了生活在动荡历史中的中国人的日常细节和精神世界。”由于收入其中的小说都是以“文革”前后、改革开放前后的当代中国为主轴的，日本读者对它的读解，自然而然地就集中在了对“文革”期间中国人生存痛楚的同情和对“文革”的批判，③对中国人敢于直面伤痕、勇于跨越逆境的生活态度和人性成长的赞赏，④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后如何保持传统等问题的忧虑⑤上。 辻井乔的文学深沉凝重，多表现现代人的孤独和抵抗，关注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的关联，饱含对战后日本及日本文学的忧思，被认为是日本最后一个战后派作家。这样一个日本作家，他为什么要写下这些中国题材的作品?如果按照《桃幻记》后记所提示的方向理解，小说是要“描写我所感受到的中国”(第146页)，那么他是为了什么表现中国?这样一部“另类”的表现中国的作品，对日本、对中国，有着怎样的价值和意义?这应该是进入《桃幻记》文本之前或之后，每个读者都会思考的问题。 一 “他者”是西方哲学和文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概念。拉康在结构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理论中，借用“镜子”的概念，形象地揭示了“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他认为，一如婴儿最早是通过镜子中出现的自身的影像——亦即他者——才唤起自我意识一样，从“他者”出现在“镜子”之时起，人的自我意识才得以真正确立。也就是说，没有“他者”，便无所谓“自我”。这种认识，恰恰是开启《桃幻记》大门的钥匙。 《桃幻记》中很多篇章的主人公都富于自省的性格，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李陵之墓》的徐怀宾、《发现者》的李志远、《柳絮飘飞时节》的李士友、《神树》的杨国伦等，他们身上充满了对历史与现实的质疑、对自我的反思、对历史与现实的再认识以及对自我的再认识，而这一切，都是凭借“他者”的出现才得以实现的。这个“他者”，在李志远，是初恋情人在“文革”中平步青云、在“文革”后悄然自尽的际遇；在杨国伦，是离开香港、“落叶归根”后整理乡土史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和事。由于“他者”的介入，使李志远看清了初恋情人作为“文革陶俑”、自己作为“签名陶俑”的存在本质，也使杨国伦找到了“把自己的痛苦放到历史中去定位，使之成为客观的东西”(第58页)的契机。 《柳絮飘飞时节》的主人公李士友是武汉一家大医院的医生，业务过硬又不善张扬，在院方处理副院长兼外科主任手术事故的过程中，被指定为“替罪羊”。李士友念及副院长一直待自己不薄，加之院方保证风头过后就让他回来并予以重奖，便慨然应允。被指派到湖南湖北两省交界山区的李士友，从护士赵翠的来信中得知人们已经看透了这场骗局，要为他申冤，但为了不连累赵翠，硬是拒绝了赵翠的好意。断绝了同赵翠的书信往来后，李士友完全与世隔绝了，然而，回想起大医院里的尔虞我诈，李士友反倒觉得眼下的日子过得心安理得。特别是在接到院方的开除通知和赵翠的死讯后，他更加坚定了在乡间行医的决心，好像什么事情都未曾发生过。 在“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中，“他者”总是凌驾于“自我”之上，规定着“自我”的存在，“自我”也总是在与“他者”的协同、调和的过程中求得赖以存在的基础，使“自我”的尊严获得保证。李士友发现自己可能会就这样不清不白地终其一生时，也没有萌生一丝一毫的抗争的念头，而是选择了进一步地放逐自己——到更内陆的无医村去。这种看似懦弱的对荒诞命运的坦然接受，却恰恰体现了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自我意识。李士友的“自我”在副院长打着为全院着想的旗号力劝他以进修的名义代己受过之前，一直是处于蛰伏状态的，不曾有任何事情让他对“自我”有更多的意识。李士友之所以能接受副院长的无耻要求，原因除去副院长待他像待家里人之外，还有自认为这是搭救恩师、挽救医院声誉的仗义之举的想法夹杂其中。能为他人所不能为，这令李士友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成为他自我意识萌生的根基。而赵翠的死，让李士友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第92页)，他开始审视自己的自私，为自己的傲慢生硬而懊悔，心里感到“一阵刺痛”(第92页)。尽管李士友也曾对是否继续行医产生过迷惘，但他终于若无其事地收拾好出诊用的药箱，冒着无照行医的风险，去为苦于病痛的村民看病了。李士友的存在不乏“他者”的恶意捉弄，但也正是在“他者”的狞笑中，他悟出了“医”的真谛，确立了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自我存在价值，开始了自己掌握命运的尝试。 《李陵之墓》的主人公徐怀宾是一位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青年“海归”。在美国留学时，美国的历史研究方法这个“他者”让徐怀宾确立了新的“自我”——一个已经可以“将中国也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客观眺望”(第8页)的学者。一直为此自鸣得意的徐怀宾，回国后亲身体会了温馨的日常生活，遂对汉代名将李陵的遭遇产生了新的理解。然而，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一位六十年代后期逃往海外的前辈历史学家以自身的经历和理解告诉徐怀宾：“在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时候，周围环境如何并不能成为条件……学者生存下去的根本，是要坚守自我，并非是考虑结果再去行动”(第8页)。在这个强有力的“他者”面前，徐怀宾产生了极大的动摇，直至面对庞大的李陵墓遗址才警醒过来：“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什么事都得不出结论的人……就连关于李陵到底是以何种心情滞留匈奴的问题也是一样。如果有人认为是作为古代武将自我惩罚的意志使然，他会点头同意；而教授说李陵是逃亡者，他也首肯称是。这是因为自己心里作为一个人的判断中心尚未形成的缘故”(第16页)。显而易见，是“他者”的出现，才让徐怀宾对自己产生了自省，看清了自身的弱点，并认识到了“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的“自我”意识的紧要。 从现象学的理论上讲，“他者”的所指非常明了，即相对“我”或“自我”而言的所有“他人”、“他我”。虽然由于对“自我”的认识不同，使得“他者”的定义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但“他者”归根结底还是意味着那种“将自我存在的危机和非对称性予以揭露的东西”。⑥进一步讲，没有对“他者”的认识，就不会有对“自我”的意识，“他者”既起着颠覆“自我”的作用，又起着建构“自我”的作用。尽管事实上“他者”多是扮演着隐喻的角色，但无论怎样以隐喻的方法引入“他者”，最终都有必要回归到“自我”上去，“自我”才始终是言说的主体。《桃幻记》几乎每篇都设置了回归“自我”的装置，这使得整部小说集通过“他者”这面“镜子”映照“自我”这条红线清晰可见。《桃幻记》的主人公们都是在层出不穷的“他者”的步步紧逼之下，或主动或被动、或清醒或懵懂、或艰难或顺畅、或遍体鳞伤或水到渠成地感受着“自我”，确立着“自我”，完成着“自我”。他们的生存样态，是中国人“文革”后普遍的生存样态，却被日本作家辻井乔呈现在了日本读者面前，这意味着什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