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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文本的叙事上，《桃幻记》的每个故事都是由一个全知全能的讲述者叙述的，讲述者站在时间和空间的高处，鸟瞰历史和世界，进行冷静而客观的描述，加之倒叙、插叙的方法，更增添了叙述历史和世界时的回顾意味和沧桑意味。以这种叙事方式描述重大历史事件时，笔调和语气往往是平和的、节制的，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大变动，就会被平和而节制地以“个人史”的面貌再现出来。 《世事无常》就是这种叙事方式的典型文本。作品历史跨度相当之大，涵盖了女主人公八十六年的个人人生经历和此间中国的社会历史变故。出生在北京琉璃厂一家老字号店铺“贵宝堂”的马瑞钧，经历了初恋、抗战、结婚、北京解放、政府接收店铺、丈夫被枪决、再婚、“文革”、逃难、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等人生及社会历史的重大变化。如此宏大的历史变故，在万余字的短篇中得以精彩呈现，又不给人以一种“流水账”的感觉，应该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的叙事。 步入老境的马瑞钧回到北京，租住在老旧的民房里，习惯了把藤椅放在路边，坐在那儿看着过往的行人想想心事、打打盹儿的生活。 瑞钧坐在那儿，后背微微有些弯……女儿戴了一副亮闪闪的耳环，穿的衣服看上去做工很好，恰到好处地显露出她腰部的曲线。这好像完全没有经过革命嘛，想法和我少女时代一模一样的。意识到这是对自己眼下状态的不满，她大吃了一惊。现在，她很是怀念革命开始后街头巷尾的那种紧张气氛……望着往来的行人，马瑞钧时常想，为什么自己总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呢……马瑞钧反省自己，却寻不出答案……马瑞钧活动活动身子，现出一副苦涩的表情，注意地看着往来的行人。她对八十岁左右的老人尤其留意，想来，比她小六岁的楚风之也该八十了。当然，我们无法搞清楚马瑞钧的意识里是不是在寻找自己的丈夫，我们能搞清的只是，在无常的世道中，自己不知道去了何方。(第31-32页) 作品在通过“个人史”来探究社会历史重大变故对个人的影响，以及个人对社会历史重大变故的认识时，全知全能的叙事方式更有利于内容的展现。在上面引用的这段叙述中，前半部分的讲述者自己处于故事之外，用可以随意变换的上帝般的眼光，对马瑞钧及其女儿的衣着外貌、行为举止、心理活动了如指掌，悉数讲述给读者。作品采用的几乎都是这种无固定视角的全知叙事(亦称作“零聚焦叙事”)，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潜入主人公马瑞钧的内心，将其对世道变迁的不适应和对自己人生的疑惑和盘托出。只是，在这种整体的全知叙事的大环境下，作品中还存在着视点转换的情况。上面这段文字中描写瑞钧女儿的穿戴后的“这好像完全没有经过革命嘛，想法和我少女时代一模一样的”一句，就换成了瑞钧的视点。作品中其他段落也有类似的情况，如描写瑞钧和接管了“贵宝堂”的党代表楚风之结婚、生女后的幸福感时，有这样一段文字： 瑞钧感到很幸福。过世的父亲、被枪决的长兄和前夫常常把革命的恐怖挂在嘴边，可现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像他们说的那样，治安好得非过去所能比，街路上干净得没有蚊蝇、不见纸屑，街道的品位也大有提高，只是听琉璃厂以前认识的几个店家说，买卖不好做了，那些干部不懂生意，活儿干得没劲什么的，可这已经与瑞钧没什么干系了。(第27页) 尽管一头一尾的两句依然是全知全能叙事，但中间部分很明显是从马瑞钧的视点来看待当时的社会境况的。在接下来描写“文革”时造反派冲击“贵宝堂”进行打砸抢的部分中，采用的也是马瑞钧的视点： 有一天，街道入口处突然打出了“造反有理”的大旗，还出现了一群举着“打倒走资派”的标语牌的年轻人。那天早晨……她……忽然听到砸东西的声音，朝窗外一看，只见一伙年轻人正抡着棍棒往琉璃厂一家店铺里闯，另一伙人则正朝贵宝堂这边跑来。(第27页) 在这些地方，作者暂时放下高高在上的全知叙事，转而用主人公的眼光进行叙述，为的是让读者站在主人公的一方，同她一起感受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达到感同身受的效果。然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尽管有时以全知讲述者的视点、有时以主人公马瑞钧的视点进行叙事，但作者辻井乔，才是统领这些视点的主宰者。 通常情况下，作者支配下的讲述者只是站在高处娓娓道来，读者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而在上面引用的这段文字的最后，一直鸟瞰下界的讲述者却降至和读者同样的高度，并站在和读者同样的角度看着瑞钧：“我们无法搞清楚……我们能搞清的只是……”根据热奈特的理论，叙述者的功能除了讲故事、叙述文本(即指明内在结构)、叙述情境之外，还具有交际职能和情感职能，叙述者可以插入解释和辩解性的话语，以表达作家的思想和情感。⑦可见，辻井乔正是借助了叙述者的这些功能，并充分利用了视点转换的优势，是要通过讲述者的口，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具体而言，便是对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的感慨。想来，一个激情状态下的写作者，是很难生发出如此凝重、深沉的情绪的。这种厚重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的批判和挽歌的相互交织，使得这篇作品呈现出一种复杂的审美倾向。 同样的感慨和情绪，在《桃幻记》其他作品中也有类似的体现，如《发现者》、《神树》等。《发现者》中李志远的初恋情人许瑞华“文革”期间步步紧跟，不断高升，甚至被调进了中央，却在“四人帮”垮台后自杀身亡。学生时代曾经温柔细腻的少女却落得个“殉教者”般的下场，成了一个可悲的“文革陶俑”。作品在描写作为李志远的“他者”出现的悲剧人物时，同样使用了全知叙事方式，使这个追逐时代大潮却最终被时代大潮所抛弃的典型得以客观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讲述者在这篇作品中并没有露面，也几乎没有使用其他视点，令人感到作者辻井乔对许瑞华这一人物并未移入太多的同情，只是随着事态的发展而一点点地揭示了“文革”众生相的其中一种，并同李志远一道，对之予以无情的哂笑而已。辻井乔在这篇小说中唯一一次使用李志远的视点，是在临近结尾的地方感慨了一句“学生时代她是一个多么温柔细腻的少女啊”(第48页)，流露出一丝无奈和惋惜之情。 辻井乔写作惯于使用第一人称叙事，特别是那些取材于自己特殊家世、特殊人生经历⑧的作品(如《父亲的肖像》等)，更是因其第一人称叙事而时常引起孰真孰假的猜测和是否为“私小说”的争议。然而，在通过《桃幻记》为日本读者讲述一个个当代中国的故事时，辻井乔却没有选择自己惯用的叙事方式，想必是考虑到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局限。毕竟，第一人称叙事很容易情绪化，视点又太过单一，难以冷静客观地驾驭如此宏大、沉重的话题。《桃幻记》在描写中国人如何面对“文革”这场大劫难时，选择了全知叙事，使故事本身更具真实感、历史感，更具可信性、客观性，这才应该是辻井乔所想要达到的效果，而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