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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契诃夫在1889年完成的中篇小说《没意思的故事》里，德高望重的老教授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遭逢到自己个人生活中的“麻雀夜”（“有些可怕的夜晚，风雨交加，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民间管这样的夜晚叫做‘麻雀夜’。在我个人的生活中也碰到过这样一个‘麻雀夜’——8，61）。在这个可怕的夜晚，老教授的女儿丽扎和养女卡嘉因为找不到生活指导而痛苦万分，她们分别向老教授请求帮助，然而老教授自己也体验到将死的恐惧，眼睁睁地瞧着身边的人在他面前沉沦却无能为力。在小说结尾，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深刻反思，发觉“凡是我根据种种事情所形成的思想、感情、概念，都缺乏一个共同点，把它们串联成一个整体。我的每一种思想和感情在我心中都是孤立存在的；凡是我有关科学、戏剧、文学、学生的见解，凡是我的想象所画出来的小小画面，就连顶精细的分析家也不能从中找出叫做总体思想或者活人的神的那种东西来。”（8，69）而如果没有这个所谓的“总体思想”，他过去为科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就“等于什么都没有”。 契诃夫同时代的批评家们一向把1888-1889年契诃夫作品中探讨人生意义的作品同托尔斯泰的作品相提并论，企图说服读者：契诃夫的这部小说具有模仿性质，是托尔斯泰的小说《伊万•伊利奇之死》的主题变奏（参见：8，470-471——题解）。可是契诃夫小说的非宗教性与托尔斯泰提出的宗教救世方案（信仰——是托尔斯泰的“总体思想”）有着天壤之别：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自己也说，他“关心骨髓的发展史胜过关心宇宙的终极目的”（8，17）。 在1886年的短篇小说《难处的人》（第一版）中写道：“某些人的生活里常有不幸，例如亲人的死亡、自己受审、身患重病。这类事情猛然间，几乎彻底改变了人的性格、习惯，乃至世界观。”比亚雷援引这段话后断言，这句话里包含着“整个艺术纲领，契诃夫在此后许多年里贯彻了这一纲领”[5]（276）。的确，我们在《哀伤》（1885），《灾祸》（1887），《林妖》，《决斗》，《洛希尔的提琴》（1894），《凶杀》（1895）等作品中都看到了这一动机的反复。该研究者接着论证，推动《没意思的故事》的叙事者进行讲述的动机就是“最普通和完全无法治愈的疾病，病名叫衰老”[5]（278），在病症的死亡威胁下，老教授最终明白，他的生活缺乏“总体思想”，而如果没有这种统领一切的思想，人的生活就是有缺陷的，任何一桩意外事件都可能导致信念的崩溃和彻底的绝望，由此推断，契诃夫这篇小说带有自抒胸臆的味道。 这样，比亚雷的阐释就接近于米海洛夫斯基早在1890年就做出的论断，后者认为契诃夫这篇小说的可贵之处正是在于对总体思想的“向往”，要知道米海洛夫斯基作为19世纪末先进思想的教父一再要求契诃夫“形成他自己的总体思想”，或者至少成为“向往总体思想而且痛苦地感到缺了它就不行的诗人”（参见：8，470——题解）。这一论断在今天也甚为流行，为了证明这一点，许多研究者引用契诃夫1888年11月28日写给苏沃陵的信：“我的短篇小说〈……〉用大家早已熟悉的一种情况结束，自觉的生活如果缺乏明确的世界观，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东西。”[3]（112）可是，契诃夫大概注定是不会用“大家早已熟悉的一种情况”进行艺术说教的，信中所说的小说并不是《没意思的故事》，而是一篇永远没有完成的作品。与此相反，契诃夫针对人们把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寻求“总体思想”的苦恼算在作者帐上表示出十分强烈的抗议：“如果我献给您的是教授的思想，那么您得相信我，不要在那里面找契诃夫的思想。”契诃夫强调的是，小说中表达的任何见解（“总体思想”的必要性）都不是重点，重要的是“它们的表现方式，它们的根源” [3]（150），也就是作家通过小说文本的叙事情境所传达的艺术内涵。 М. М. 斯米尔诺夫指出，推动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讲述的动机“不是寻找真理，而是不愿意赞同讲故事人所过的生活——被毫无希望毁坏的作品。不可能再修复这个作品了……”[15]（224）。我们仔细研读作品发现，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过去的生活是美妙丰富的：他的工作勤劳而有才能，为人谦逊正直，宽容和善，热爱自己的学生，掌握了讲课的灵感和奥秘，懂得创造性劳动的欢乐。更重要的是，教授始终全心全意地崇尚科学，即使他的生命所剩无多，到了应该关心一下坟墓里的黑暗问题的时候，他却与年轻时一样，“仍旧只对科学感到兴趣”，“仍旧会相信科学是人类生活中顶重要、顶美好、顶必要的东西，相信科学素来是而且将来也是爱的最崇高的表现，相信人类只有凭借它，才会征服自然和自身。”（8，17）他对科学的热情程度，比之他鄙视的“狂热地相信科学的正确性”的书呆子解剖员也毫不逊色。由此可见，在他过去的光辉灿烂的学术生涯里，对科学的信仰一直就是支持他取得各种成就的“总体思想”。 只是到了老年，疾病发出的死亡威胁迫在眉睫，又患上了失眠症，他这才“时时刻刻觉着自己不正常”（8，6）。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为这场疾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原有的宽容豁达，产生了“只有奴隶和野人才配有的”恶毒思想，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生活，用阿拉克切耶夫式的卑劣蒙哄自己，对身边人的痛苦和迷茫漠然置之，最终用缺乏“总体思想”来解释这一过程。 斯米尔诺夫在前面引用过的那篇文章中说，关于缺乏“总体思想”的想法“对于经历危机的主人分来说恰恰只是疾病的症状，不多也不少” [15]（219），然而这就把艺术家契诃夫的诗意描述单纯归结到了医生的病例诊断上了。事实上，《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的痛苦是真挚感人的，在生命的晚期所作的道德重估充满了真诚的勇气，作者对他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全部的问题不在于“总体思想”，不在于契诃夫发表的“在剧院、文学方面的惊人看法”多么惊世骇俗，而只是在于主人公陷入的那个“绝境”[3]（150）。 在苏联时代关于《没意思的故事》的一些研究著作中，作者不厌其烦地考证契诃夫所说的“总体思想”具体指的是哪些社会思潮，他们认为契诃夫有关“总体思想”的论述与80年代末著名的政论家们——Н. В. 谢尔古诺夫，Е. А. 安德烈耶维奇，А. В. 阿姆菲捷阿特罗夫——提出的各种政治主张产生了“共鸣”，而这一共鸣就是契诃夫先进思想的标志。这种做法无异于从阐释者的主观立场出发把艺术作品当作了社会学研究的等价物，必然是牵强附会之举[16]（268）。 在此我们认为，《没意思的故事》的主人公苦苦求索的“总体思想”不是任何确定的社会思潮、艺术见解、政治主张，须知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即使在卡嘉面前无言以对的时候也不屑于“说一声‘工作吧’，或者‘把家财散给穷人吧’，或者‘了解一下你自己吧’”（8，58）。而“献身伟大的艺术”这类老生常谈更是引起了卡嘉的反感。看来要解开这个“总体思想”之谜，还得从老教授为何跟奴隶一样“发牢骚，出怨言” [3]（151）的“绝境”入手。 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在生命的晚期陷入了什么样的绝境呢？主人公在回忆往日的美好岁月时也没有用笼统的套话来批评当前的现状，他列举出的都是些细微的“琐事”，如大学校舍的破败，剧院没有干净的水，学生们抽烟、喝酒等等，这些琐事虽然微不足道，可却让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失去了“皇帝的权利”，被“阿拉克切耶夫式”的恶毒思想控制，痛骂当前的一切。 我们同意爱伦堡在自己的长文《熟读深思契诃夫》中的说法，认为老教授和契诃夫“所痛苦的是没有生存的真正和谐、美好和人性”[17]（124）。的确，契诃夫小说中所说的“总体思想”具有不确定的性质，它不是托尔斯泰的宗教救赎，不是各种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而是把所有这些烦扰人心，破坏生活和谐的琐事一一纠正过来，因为“琐事”在现代人的生活中是“那么的多，它们构成了整个生活，如同沙子堆成山一样！”（7，270-271）在此可以套用米哈伊尔•斯维特洛夫的著名公式：契诃夫不需要任何“必需的东西”，但他不能“缺乏多余的东西”[18]（18）。 契诃夫笔下的人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真理，但永远也找不到完整的真理，只能是在茫茫黑暗中不断迷路，唯一所能做到的只是发现自己原先当作指路明灯的“总体思想”是多么荒谬，现实是多么的复杂。随着发现的不断深入，主人公命运发展的不同可能性无限增加，而得出的结论也越来越不确定。契诃夫使用“黑夜”这一隐喻，把人类千百年来对真理的追求比作黑夜中的摸索，其间虽有思想的火花划破夜空，但终究无法驱除黑暗，从而陷入了对黑夜的恐惧和绝望之中。但这种探索本身却证明了人类克服愚昧无知的勇气，也是未来美好理想实现的保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