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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契诃夫的主人公虽然有着确定的外部属性，承担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但内心世界极为广阔，不能归入任何现成的类型范畴，也无法完成在思想和现实中的明确定位。契诃夫在写给格利果罗维奇的信中提示了俄国的历史和自然条件对俄国人这一心理气质的决定作用： 一方面是身体虚弱，神经质，春情发动期提早，热烈地渴求生活和真理，热望像草原那样广大的活动，心神不宁地分析种种事情，知识的贫乏跟思想的奔放同时并存；另一方面是辽阔的草原、严酷的气候、灰色而严峻的人民以及他们沉重冷酷的历史，暴力统治，官僚横行，贫穷，愚昧，京城的潮湿等。俄罗斯生活把俄罗斯人砸得粉碎，如同有一千普特重的石头砸下来一样。在西欧，人们灭亡是因为那边又挤又闷，活不下去；可是在我们这儿人们却是因为地方太广阔而活不下去。……这儿太广阔，弄得小人物没有力量确定方位了。……[3]（63） 1884年，年轻的契诃夫刚刚大学毕业，真正步入了社会，对生活有了充满发现的新认识 。1884年夏契诃夫在沃斯克列先斯克和兹维尼哥罗德医院独立行医，在那里他不但治疗病人，而且外出解剖，为法院作医学鉴定，这使他接触社会的范围更加广阔。毕业后的一年，契诃夫创作了短篇小说《失业》（1885）。小说叙述了一个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虽然受到过舅舅“讲究实际”的忠告，明白为了找到工作不得不到“冰凉发臭的污泥里去打滚”（4，144） ，可在实际求职过程中各处人员收受贿赂时表现的鲜廉寡耻还是让他难以忍受，因为他没有料到，“这种肮脏的买卖竟会这么堂皇、公开、毫无顾忌地进行”（4，145），现实的肮脏龌龊给这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上了严酷的一课，改变了对人世的整体看法。 青年人走进社会，受到某一个突发事件的推动（常常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猛然发现隐藏的真相竟会如此黑暗，以前形成的确定的观念体系竟是如此虚幻，于是他睁开了眼睛，真切地体验到生活的残酷，这一主题在卡塔耶夫称为“发现型短篇小说”（1885-1888年间）[4]（1-21）的系列作品（《窝囊》，1883；《钢琴乐师》，1885；《初出茅庐》，1886；《风波》，1886；《恶梦》，1886；《熟识的男人》，1886；《沃洛嘉》，1887；《邮件》，1887；《精神错乱》，1888）中一再重复，成为契诃夫向严肃领域深入的重要环节。 可是，契诃夫早期作品的天才之处就在于，虽然作家详尽确实地描写了现实的真相，同时却暴露出这些真相的不合常理、违背自然的荒谬性。90年代末去萨哈林岛之前，契诃夫在写给普列谢耶夫的信中说：“我的目的是一箭双雕——真实地描写生活，顺便证明这生活怎样反常。怎样才算正常，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中任何人都不知道。我们都知道不正直的行为是什么，可是正直是什么，我们却不知道。”[3]（135）在契诃夫的艺术实验室里，无论是温情脉脉的天真想法，还是冷若冰霜的社会规范，一律要经受严格的检验，最终将常人看来是正常、确定、明显的事实外壳下隐藏着的暴力、卑劣和谎言揭露出来，证明这样的现实不公正，不合逻辑，比亚雷用“正常的反常”，“可怕的不可怕”，“现实的不现实”这三对矛盾修饰语来定义契诃夫笔下描绘的生活常规荒谬到了何等程度[5]（151-152）。 在1883年的幽默短篇小说中，契诃夫集中描写了道德败坏，贪污成风的社会现状（《自白》，《唯一的方法》，《贪污犯》），饱食终日的阔太太自诩讲究原则，痛骂贪污的坏蛋，声称绝不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在得知丈夫是更大的贪污犯，而自己的奢侈花费便依赖这种恬不知耻的敛财时，她果然走了，……去了另一个房间（《她走了》） 。契诃夫的早期杰作《风波》也触及到了“出走”主题，年轻的姑娘玛宪卡•巴甫烈茨卡雅刚刚从贵族女子中学毕业，在一户人家做家庭教师，有生以来第一次体验到寄人篱下、靠阔人家的面包生活的辛酸。和《钢琴乐师》中的鲁勃列夫一样，玛宪卡遭到了主人家的侮辱，认识到这种反常的生活秩序是多么愚蠢野蛮，但她没有屈服，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虚伪庸俗的环境。和契诃夫最后一篇短篇小说《新娘》（1903）的女主人公一样，作家并没有允诺年轻姑娘的这一举动必然会走向光明的未来，而是意味着新的生活风暴和不可预知的漂泊生涯在等待着她。屠尔科夫说：“《风波》勾勒了一个人的命运正处在决定性时刻的轮廓。在这种时刻，好像是在铁轨的急转弯处一样，可以看到整个列车。”[6]（52）生活的列车处在急转弯的关口，可是铁轨还在继续向前伸展，不知去往何方，这成了契诃夫主人公的不确定的生命探索轨迹的象征。 (责任编辑：admin) |